二、著名藏族僧职人员

元朝为加强对藏族地区的统治，曾起用不少藏族名僧，这些人任职京师，为促进祖国内地与藏区的联系，促进汉藏文化交流起过重要作用。

八思巴（1235—1280年），法名罗哲坚赞，意为“慧幢”。出生于后藏萨迦昆氏家族，为萨迦派第五代祖师。自幼聪慧过人，相传3岁能念咒语，8岁能背诵经文，9岁能为人讲经，因此被人们称为圣者，藏语作八思巴。八思巴从小在伯父即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简称萨班）的悉心指导下学习佛教，后成一代名师。1244年，应蒙古阔端之请，八思巴与其弟恰那多吉随伯父萨班自萨迦启程，于1246年8月到达凉州。第二年，阔端与萨班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议定西藏归顺蒙古汗国，为后来元朝在西藏的施政奠定了基础。在凉州期间，八思巴悉心学习萨班所传授的一切教法，并广泛接触蒙古、汉、维吾尔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极大地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1251年，萨班和阔端相继在凉州去世，八思巴嗣立为萨迦派教主。同年，蒙哥即蒙古汗位后，将阔端原来统辖的藏族地区和西夏故地划归其弟忽必烈领辖。1253年，八思巴于六盘山军营首次会见忽必烈，为忽必烈灌顶传法，被尊为上师。自此双方建立了巩固的政治、宗教上的联系。1257年朝拜五台山，翌年在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参加忽必烈主持的佛道辩论会。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后，八思巴被封为国师，“授以玉印”，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同年，答失蛮等人携带元世祖忽必烈的诏书和八思巴的法旨入藏，清查沿途物产、户口，确定纳贡数额，并根据道路情况，设置驿站，沟通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至元元年（1264年），元朝设置总制院，忽必烈任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总制院院务，八思巴从此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至元二年（1265年），八思巴和弟弟恰那多吉奉忽必烈之命返回萨迦，建立和完善西藏行政体制，划分俗人和寺属民户，确定应承担的劳役与赋税。同时，与第一任萨迦本钦释迦桑波共同主持划分了十三万户，按照元朝的制度明确和调整各万户的辖区和属民，委任万户长和千户长，确定了各万户应缴纳的贡品种类和数量，代表元朝在西藏建立了以万户为管理机构的地域性行政组织，为元朝统一西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政教合一的萨迦地方政权，代表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实施有效管理。在宗教上，八思巴平等对待各个教派，虚心向各派高僧学习佛教理论，向前来拜见的高僧大德布施从朝廷带来的大量财物，以增进藏传佛教各派人士与蒙古皇帝和祖国内地的联系。

在西藏，八思巴决定兴建萨迦南寺，于1268年动工，1295年竣工。该寺的建成，是萨迦地方政权建立的标志，显示了萨迦派在元朝支持下所取得的权威地位，也表现了西藏统一于祖国之后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迅速进步。至元五年（1268年），八思巴抵达大都，次年向忽必烈献上他创造的蒙古新字，即著名的“八思巴字”。蒙古新字四十一个字母、千余字，能“译写一切文字”。世祖得字，遂颁诏全国，令各地设立教授蒙古新字的学校，规定“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八思巴因创字有功，升号“大宝法王”。至元七年（1270年），又晋封为帝师。自此，元廷常设帝师一职。至元十三年（1276年），八思巴在皇太子真金的护送下返回萨迦。至元十七年（1280年）在萨迦南寺去世后，忽必烈追谥其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知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后在大都建造舍利塔，诏令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又绘像11份，颁发各行省，令各地塑像祭祀。八思巴作为藏族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宗教活动家和语言文字学家，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为汉、藏、蒙各族文化、经济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深受各族人民的崇敬和怀念。

释迦桑波（？—1270年），元初萨迦派名僧，萨迦地方政权首任本钦（长官）。1246年萨班离西藏去凉州会谈后，代摄萨迦派法座，以囊涅（内务管事）身份负责该派事务。至元四年（1267年），奉命总管全藏事务的白兰王恰那多吉去世后，元朝中央直接管理藏区。据《汉藏史集》记载，元朝在整个藏族地区设3位本钦，一是萨迦本钦，一是朵甘思的馆觉，另一位是朵思麻的临羌。其中萨迦本钦，即是乌思藏宣慰司（全称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的宣慰使，在卫藏、阿里地区代表中央处理政务。释迦桑波学识渊博，在代摄萨迦寺主期间表现出优秀的管理才能，受到元廷和八思巴的器重，经八思巴提名推荐，被忽必烈委任为首任萨迦本钦，赐给“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的名号和六楞银印及虎头印绶。

释迦桑波是萨班、八思巴叔侄离藏后在卫藏地区的实际总管，受任萨迦本钦后代表元朝中央行使管辖权，为西藏政治、宗教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一，协助元朝3次清查藏区的土地、人口。先后协助元朝派往西藏的答失蛮、阿衮、弥林等官员，清查卫藏、阿里等地土地、人口、户数等，确定每户人家应负担的差役和赋税。第二，协助1260年入藏的答失蛮在清查户口、土地的基础上设立驿站，构建祖国内地与西藏的交通。第三，协助八思巴及其弟恰那多吉建立乌思藏行政机构，委任各级地方官员。其中，划定西藏十三万户是建立西藏行政区划体制的重要内容，十三万户的行政体制，直到明朝接管卫藏地区后，仍大体沿用。第四，奉八思巴旨意，动工兴建萨迦南寺。《新红史》称这是释迦桑波最主要的业绩，由他“建造了拉康钦莫大殿的内外院墙和康萨钦莫大殿”。这里的拉康钦莫大殿和康萨钦莫大殿，是萨迦南寺的主体建筑。萨迦寺位于萨迦仲曲河畔，寺分南北。北寺在仲曲河北岸的奔波山坡，由萨迦派创始人昆·贡却杰布始建于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南寺即现存的萨迦寺，在仲曲河南岸，由释迦桑波仿西藏古刹杰拉康寺，于至元五年（1268年）动工兴建，寺院占地4.5万平方米，寺内文物丰富，藏书浩繁，素有“第二敦煌”之称。

桑哥（？—1291年），藏族，汉藏交界地带噶玛洛（一说在今青海化隆，一说在今甘肃舟曲）人。聪明好学，博闻强记，通藏、汉、蒙古、畏兀儿语言文字。至元二年（1265年）左右，拜见八思巴，任其贴身翻译，后屡屡擢升。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为尚书省平章政事、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入狱，后被处死。桑哥任职期间，曾平定西藏萨迦派内乱，整饬吏治，整顿元朝财政、驿站，加强和促进元朝中央和整个藏区的关系，多有建树。第一，统率王师平息萨迦派内乱。至元十三年（1276年），贡噶桑布继任萨迦本钦后，与八思巴意见对立，甚至结党营私，武力对抗中央。桑哥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率兵10万入藏，击败叛逆者，活捉贡噶桑布及其主要支持者，有力地巩固了元朝中央统治，维护了国家统一。第二，整顿驿站，落实藏北各驿站的差役、物资供应制度。针对当时有些驿站乘马、船只不足，驿站管理人员贪赃枉法，一些来往使臣倚权胡作非为的情况，桑哥奏请元廷严明赏罚，进行整顿，使驿站秩序井然，供给负担减轻。对藏北如索、聂克、孜巴、夏颇、贡、宫萨、甲哇等驿站，根据气候条件等实际情况，改由蒙古军队管理经营，由卫地各万户府承担物资供应，得到民众拥护，保证了驿道畅通，加强了元朝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第三，整饬吏治，惩贪反腐，任用贤才。至元二十四年任平章政事后，奉旨检核中书省，核出亏欠钞银，奏请世祖，罢免平章麦术丁等涉嫌官员，重新任用帖木儿等贤能人员。同年十月，就任尚书右丞相后，经忽必烈同意，罢黜真定和南京宣慰使，以及甘肃、江西行省的部分官员，甚至收缴皇孙安难答和按滩不花兄弟的秦王印。第四，管理财政，检核库财，缓解中央财政危机。桑哥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实施多项理财措施，曾更改钞法，颁行至元钞；组织人员，全面清查国家财政；针对严重的财政赤字，建议通过增加酒、盐、茶的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提倡节俭，节制赏赐，限制王公贵族特权，制定限制俭财措施。第五，重视治藏，奏改总制院为宣政院。在他的建议下，元朝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释教总制院为宣政院，秩从一品（原总制院使为二品），印用三台”，并“以尚书右丞相桑哥为宣政使”。从而提升了治藏机构的规格和地位，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办事效率。宣政院的设立，影响到元、明、清数代的治藏方略，对于藏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以及与祖国内地的政治交往、经济文化的交流发挥过巨大作用。

胆巴（1230—1303年），尊称为“阿尼胆巴”，法名衮噶扎巴（功嘉葛剌思），元代萨迦派高僧。出生于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称文乡上庄，祖姓噶氏，幼孤，由其叔父抚养。12岁时离家到西藏萨迦寺学经，并曾往印度学佛。至元二年（1265年），八思巴返藏处理西藏事务，途经玉树，胆巴带领当地僧俗隆重欢迎，并举办盛大法会，请八思巴灌顶传法，胆巴正式成为八思巴弟子，随同前往萨迦。至元四年（1267年），奉八思巴之命，返回故乡，先后建成今称多县的尕藏寺、邦夏寺和玉树县的隆庆寺等。至元七年（1270年），随八思巴到大都。经八思巴举荐，常往元廷，多次参加或主持朝廷的各种佛事活动，曾奉旨去山西五台山建立道场，传授藏密金刚乘大法，主持祭祀佛教战神“摩诃伽喇”（亦作摩诃葛剌），为忽必烈武力统一中国做精神支持。至元十一年（1274年）八思巴出居临洮受戒期间，代管朝廷宗教事务。至元十八年（1281年），奉忽必烈之命，作为佛教代表人物之一，赴长春宫参加佛道《老子化胡经》真伪的辩论。翌年，赴今四川甘孜、德格、炉霍一带，传播佛教达6年之久。在这里，他讲经传法、安抚人心，积极配合元朝对朵甘思藏区的用兵。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应召回京师，主持佛事和其他宗教事务，曾为元世祖忽必烈、元成宗铁穆耳以及一些大臣祈福禳灾、治疗顽疾，地位与帝师相若。元贞元年（1295年），住持大护国仁王寺。大德七年（1303年）夏于上都圆寂后，元成宗赐沉香及檀香木等火化遗体，其舍利供放于大护国仁王寺庆安塔。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元廷追封他为“大觉善慈广照无上帝师”。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桃顼曾书《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简称《胆巴碑》，是公认的书法珍品，流布甚广。碑文赞扬他“行秘密咒法，作诸佛事，祠祭摩诃伽剌，持戒甚严，昼夜不懈，屡彰神异，赫然流闻”，“德业隆盛，人天归敬”。并云当时上至皇帝、太后，下至诸王将相，皆从受戒法，执弟子礼，认为“西蕃上师至中国不绝，操行谨严、具智慧神通，无如师者”。

从以上几位具有典型性的藏族僧职人员的事迹可以看出，元代西藏纳入祖国统一家庭后，藏传佛教僧人在祖国内地的活动频繁，积极传播藏传佛教文化，文化交流极为密切。同时，不少高僧任职京师，协助元朝加强对藏族地区的统治管理，为增进民族间的政治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