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帝师制度的文化影响

帝师制度的建立和推行，使藏传佛教文化在祖国内地广泛传播，对建筑、美术、工艺、文学、地理学、历法、佛经翻译等都有过重要影响。在帝师的主持下，藏式佛塔、佛像、壁画等不断传入北京、五台山、上都等地。据《元史》卷30《泰定帝本纪二》记载，仅致和元年（1328年）三月，元泰定帝也孙铁木耳“诏帝师命僧修佛事于盐官州，仍造浮图二百一十六，以魇海溢”。始于八思巴每年二月十五日的所谓“镇伏邪魔护安国刹”的佛事活动规模空前，逐步演变成全民性的宗教节日。在元代，内地塑摩诃葛剌像，修摩诃葛剌法等极为常见。皇帝起居出行、生老病死，凡遇军国大事，出现雷击、天旱、海啸等自然现象，都一般祈求帝师护佑，做藏传佛教法事活动。特别是宫廷内部佛事名目极多，据《续弘简录》卷41“杂行”条记载，“至元中，内廷佛事之目仅有百二，至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其目增至五百有余”，足见元代宫廷藏传佛教之盛行。编印于元代、至今流布于台湾等地的《大乘要道密集》中，收有萨迦班智达、扎巴坚赞、八思巴、帝师贡噶坚赞、布顿大师等人的著作数十篇（陈庆英《元代帝师制度及其历任帝师》，《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八思巴所创制的蒙古新字，是在元朝将众多民族统一为一个大帝国后，为了消除和减少民族间的语言文字上的隔阂，供各民族共同使用的一套拼音字母，可以用来拼写蒙古、汉、畏兀、藏等语言，是我国历史上试图统一各民族文字字形和用拼音字母记写汉语的尝试。因此忽必烈称八思巴蒙古新字为“国字”，曾多次以行政命令推行，“设诸路蒙古字学教授”，“遣百官子弟入学”，并“分置翰林院，专掌蒙古文字”，要求敕宗庙祝文书、虎符、奏目文册、各种印文以及钱币等皆用八思巴帝师所制蒙古字。因而从忽必烈时期开始，元朝的诏旨、公文、印章、牌匾、碑刻、钱币上确实广泛使用过八思巴字。以帝师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僧人在祖国内地的广泛活动，不仅使世人对神秘的青藏高原和藏族历史文化有了了解，同时内地的中原文化对藏族地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藏族时轮历原以“望宿”纪月，从八思巴开始，元朝的“霍尔达”（蒙古月）历法传入西藏，确定正月为岁首，以数字纪月，并用中原皇帝年号纪年，这都是国内各民族间历史文化交流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