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茶马互市的基础

历史上，河西走廊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是祖国内地沟通西域、中亚乃至欧洲各国，进行政治交往、商业贸易的主要交通要道。后因战乱，这条连接中西的交通孔道常被阻断，遂改走青海，经柴达木盆地去新疆等地，成为“丝绸南路”。11世纪前叶，整个河西走廊为西夏所控制，宋与西夏又长期对峙，解吐厮罗吐政权在政治上一直与宋保持着友好关系，因此河湟丝绸南路成为宋与西域各国进行政治、经济、商业贸易的主要干道。西域各国的商旅、贡使也多改走青海道，自新疆若羌入柴达木盆地，沿祁连山南麓，经青海河湟，越熙河、秦州（今甘肃天水）至宋朝京师。这样，解吐厮罗吐政权辖地成为当时连接中西的桥梁、东西方商贸的中转站。丝绸南路的开通是唐蕃古道在新形势下的一种拓展，它仍然作为一座黄金桥，加强了汉族与藏族等西部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促进了友谊和团结。表现在政治关系上，解吐厮罗吐政权首要人物接受宋王朝的各种封授，双方进贡与回赐不断。这种贡赐关系主要着眼于政治考虑，解吐厮罗吐方希望在政治、经济上得到宋朝的支持，以巩固和发展其政权实力，宋朝则力图与解吐厮罗吐友好，希望对方成为抗击和牵制西夏的力量。但在客观上沟通了双方的联系和交往，为增强汉藏两族人民间的友谊和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汉藏两族人民在经济方面的交往，突出地表现在茶马互市上。

解吐厮罗吐政权以藏族为主体，境内草原广袤，土地肥沃，适于放牧和农耕，农牧产品丰富。所产名马、谷物、毛褐、皮张、玉石、麝香等，不仅满足了本地区的需要，而且通过贸易交换等方式，扩大了同祖国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11世纪中期，这种交换发展成为茶马贸易，并形成一种制度，成为汉藏两族人民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之一。

唐代茶叶传入吐蕃后，其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为以肉食乳饮为主的藏族人民所青睐，男女老幼、富贵贫贱，逐渐饮茶成风，嗜茶成性，到宋代已是“不可一日无茶”，茶叶成为饮食中的必需品。宋朝立国中原，为了防御西夏、契丹的进犯，又需大量的战马充实国防，所以特别重视马政，而战马来源主要靠从西北甘、青辖寒草原牧区进口。双方需求的不断增大，原来的贡赐关系远远不能满足，从而为汉藏茶马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据贾大泉先生的研究，宋代茶马贸易兴起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宋朝的财政困难和禁止铜铁钱币出口的政策。据零星资料统计后估计，北宋时期每年向吐蕃等族买马总数大约不少于3万匹以上，一匹马值30贯，一匹绢约值1贯，也就是说30匹绢才能换1匹马。每年买马3万匹，就需90万匹绢，若全部用绢换马，就要占去赋税纳绢收入总数的一半。如果用钱币买马，年需90余万贯。而北宋每年铸铜钱数，“天禧末，铸一百五万贯；“至道中，岁铸八十万贯；景德中，增至一百八十三万贯”。此后基本上保持每年铸钱一百多万贯，只有熙宁时期岁铸铜钱“五百六万贯”，达到了最辖峰。显然，用绢易马或用钱币买马，对于积弱积贫的宋王朝都是难以承受的。而宋代，中原地区的茶叶生产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宋代文献记载统计，北宋嘉佑社（1056—1063年）初年，东南地区年产茶叶2300多万斤，元丰年间（1078—1085年）四川地区年产茶叶3000万斤。据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的研究，宋代人口的最辖记录，是北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共2000万余户，4600多万口。按此推算，北宋时期每年人均茶叶产量在1斤以上，按照当时人们的消费水平，每人年消费量平均不过半斤，宋朝境内所产茶叶一半或大部分必须外销，才能维持茶叶生产的正常进行，也就是说每年要有3000多万斤须销往其他地区，这就刺激了宋代的茶叶贸易。宋朝政府为了保证财政和军事需要，鼓励商贾将茶叶运往西北等沿边少数民族地区出售，当时的解吐厮罗吐政权辖区是宋朝销售茶叶的巨大市场之一。同时，西夏、契丹在与宋朝的长期对峙关系下不可能将战马输入宋朝，反过来威胁自己的安全。这样，解吐厮罗吐辖区成为宋朝战马的主要来源地。双方的特产和需求，都为宋代汉藏茶马贸易创造了特殊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