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吐蕃势力东渐，汉藏共同开发河湟

安史之乱后，河湟没入吐蕃。自此直至五代，河湟战乱不息，农牧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吐蕃为加强其统治，在河湟、河西地区一度采取军队驻屯和移民政策，并对河陇汉族采取融合、同化政策，根据其统治下的汉人的具体情况，有些没为奴婢，有些委以“舍人”等职，为吐蕃所用。大部分按吐蕃制度组编成部落，委任降附的唐朝官员或当地的士绅进行管理，按部落征集赋税和徭役。《因话录》中载，吐蕃“每得华人，其无能者，便充所在役使，辄黥其面；粗有文艺者，则涅其臂，以候赞普之命；得华人补为吏者，则呼为舍人。可，则以晓文字，将以为知汉书舍人”。当时，河陇地区汉人“衣胡服习胡语”，在吐蕃强制下普遍吐蕃化了。唐长庆二年（822年），唐使刘元鼎入蕃会盟，途经河湟龙支城时，“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经刘元鼎私下秘密询问，知道这些人是迁自丰州（今陕西府谷）的汉人。据《新唐书》等，没入吐蕃的河湟人，按照吐蕃的规定，只有在每年初一正岁一天祭祖时，才穿戴唐朝的汉人衣冠，以“不忘汉仪”。祭祀完毕，则“号恸而藏之”。他们居河湟间，世相为训，心不离汉，说明河湟汉人对吐蕃的强制同化多有抵触情绪，但事实上已被吐蕃化。吐蕃王朝崩溃后，部分驻屯军和移民都成为当地居民，他们与吐蕃其他民族一起，为共同开发河湟做出了贡献。

解吐厮罗吐政权建立后，采取联宋抗夏的政策，河湟社会相对稳定，安定和平的环境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主要开发措施是：

（一）实行屯田。11世纪，宋朝安置泾水、渭水上游、洮河、岷江流域等地区的藏族，推行寓兵于民的屯田戍边政策，由政府划拨土地，免税耕种。据文献记载，宋将王韶在今甘肃临夏、临洮一带大量开拓土地，招纳30多万吐蕃人从事垦种农耕。熙州（临洮）、河州（临夏）一带原有已荒芜的农田，经过宋朝屯兵营田，基本复种，至11世纪70年代，已开拓土地方圆1200里，粮食实现自给。崇宁年间，北宋势力进入河湟地区，宋朝边将赵隆、何灌先后经营河湟，进行屯田，开渠引水，灌溉闲田，并从河州等地招募人丁来这里耕种，一度衣食赡足、供输丰厚。

（二）保护农耕。据文献记载，宋将王韶在解吐厮罗吐辖境与北宋交接地带的临夏、临洮一带曾招纳30多万吐蕃人开拓土地，从事农耕，春秋两季派军队保护耕作和收获，禁止附近汉族购买拨给吐蕃人的土地，勒令退还已买土地。宋朝还任用蕃人首领，担任各级官吏，进行地方行政管理，并组织蕃军，招募弓箭手，组成地方武装，维持治安，用藏族习惯法处理民族内部纠纷，以宋朝法律裁决汉藏民族之间的争端。为了鼓励发展生产，曾推行“蕃汉青苗助役法”，为农耕藏民发放贷款，鼓励利用荒僻耕地免租牧马。这些做法既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又密切了汉藏两族人民生产、生活上的联系与情谊。

（三）兴修水利。何灌早年在熙、河、兰、湟等州任过弓箭手，曾向宋徽宗上疏，说西宁、湟、廓三州是汉时金城郡湟中地，尚存汉唐旧渠，建议朝廷在那里修整渠道，引水灌田，使土地旱涝保收。后来，在他任熙河路都监等职期间，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经过半年的时间，就整理出水浇地26000顷，招募到屯田弓箭手，在西北各路中，成绩最著。何灌知湟州后，开渠引邈川水灌溉闲田千顷，当时的湟州人称他所开之渠为“广利渠”。宋将赵隆“知宁州，充陇右都护”时，也曾在河湟兴修水利，引湟水浇灌西宁川土地，并从河州招募人丁来这里耕种。

（四）发展手工业。解吐厮罗吐政权以牧为主、农牧结合，民间鞣皮张、纺毛线、织氆氇、织毛毡、搓绳索、制作鞍具、编织帐篷等传统畜产品加工业比较发达。在当时的河湟地区，酿酒、银器、铁器加工、甲胄等兵器制造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解吐厮罗吐政权向宋朝进贡的“方物”中，除马匹外，有不少自己制作的工艺品。武器制作除打制弓箭、枪、矛、刀剑等外，最善于制造甲胄，沈括在其名著《梦溪笔谈》中称赞青唐人所锻甲胄“铁色青黑，莹彻可鉴毛发，以麝皮为酉级旅之，柔薄而韧”，五十步外，“强弩射之不能入”，说“其锻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锻之”，详细描述了工艺过程和利用冷变形提高金属硬度和韧性的技术。宋人田况在《上仁（宗）兵策十四事》中也称西夏、吐蕃人之甲“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不可入”，建议学习对方的制作技术，“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纯钢甲镞，发赴缘边先用”。青唐人善于造甲，可能继承了唐代吐蕃制作精良铠胄的传统，但也不排除对中原工艺的吸收和当地其他民族工匠的参与。

（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河湟地区河流溪涧纵横交错，当时的青唐人（解吐厮罗吐政权时期的河湟各族人民）曾在洮河上架桥，沟通洮州南北；在廓州至安乡关地段的黄河上架设桥梁，并用船只、皮筏横渡河流，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同时，注意城市建设，当时的青唐城、邈川城等已具相当规模，另外宗哥、林金城、廓州、河州、洮州等都是有名的城镇。李远《青唐录》载，当时的青唐城，“城枕湟水之南，广二十里。旁开八门，中有隔墙，以门通之，为东西二城……门设谯楼二重。谯楼后设中门，门后设仪门。过仪门北二百余步为大殿九楹。柱绘黄龙，基高八九尺……西城无虑数千家，东城惟陷羌人及羌人之子孙、夏国降羌，于阗、回纥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居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宗哥城“分东西二垒，广八里，北依山，南枕湟水，比诸城最高”。这两座城镇是青唐通往宋地的必经之路，为当时主要的商业贸易中心。这些交通、城镇建设对开发河湟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

（六）促进经济贸易。11世纪前叶，河西走廊为西夏所控制，宋与西夏又长期对峙，解吐厮罗吐政权在政治上一直与宋保持着友好关系，因此河湟丝绸之路南线成为宋与西域各国进行政治、经济、商业贸易的主要干道，解吐厮罗吐地成为当时连接中西的桥梁、中西方商贸的中转站。丝绸南路的开通是唐蕃古道在新形势下的一种拓展，它在加强汉族与藏族等西部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政治上，解吐厮罗吐政权首要人物接受宋王朝的各种封授，双方进贡与回赐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从1015年解吐厮罗吐本人第一次向宋朝贡，到其政权于1104年崩溃，前后90年间，解吐厮罗吐政权及属下河湟吐蕃大首领向宋朝进贡45次，宋朝的回赐或封赐多达150余次。贡物中除了马匹外，还有出自当地或西域各国的珍珠、玛瑙、麝香、玉石、象牙等，回赐的多为丝绸、银器、茶叶、衣着什物等。从吐蕃贡物可以看出，丝绸南路青海道也是吐蕃与西域等地进行经济贸易的重要通道。

经济方面的交往，最突出的表现在以茶马互市为主的贸易活动上。北宋政府曾于陇西的古渭寨和熙河地方设置“市易务”（相当于国家商业银行），贷款给汉藏两族工商业者和农民，免受豪商富贾的高利盘剥，并在这些地方“置坊列肆，使蕃汉官私两利”，并制定藏人以田易货、汉人以货易田的具体办法，致力于经济发展。同时发展长期以来汉藏之间的贸易活动，把零星的农牧产品交换组织成较大规模的茶马互市交易，专门经营以内地的茶叶换取藏族马匹的事宜。11世纪中期，这种交换发展成为茶马贸易，并形成一种制度，成为汉藏两族人民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之一。当时的解吐厮罗吐辖区是宋朝战马的主要来源地，而广大青海高原牧区的茶叶及其他日用品主要来自祖国内地，这一交换主要经过河湟古道来实现。崇宁二年（1103年），宋朝将茶马互市进一步西移到河湟，于湟州置茶马司，专事卖茶买马。而民间的贸易内容则十分丰富，藏族的牛、羊、乳香、犀角、象牙、玉石、皮毛、毡毯等土特产，内地的绢、帛、布、麻、酒及其他生活用品都成为交易物。

宋代，河湟地区的开发取得了明显成效。这里一度“部族繁庶”、人口集中，农业发达。北宋元符年间，李远随宋军将领王赡出征河湟，从河州出发渡黄河，经今甘肃永靖县炳灵寺入湟水流域，直至青唐以西，处处平川沃壤，见“羌多依水筑屋而居，激流而岂矿，宛如荆楚”，一派农村风光。人们定居务农，以水岂矿磨面，农业生产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畜牧业也很兴盛，仅给宋王朝一年输送的马就多达4万匹。人民富裕，家藏二三十万贯的蕃户不为罕见。当时的青唐城内，殿宇嵯峨，金碧辉煌，梵宫林立，佛像金冶。据宋人张舜民《画墁录》记载，当时青唐宝货颇多，人们将珍珠、翡翠、金玉犀象等都用柜子装起来埋在地下。元符二年（1099年）九月，宋将王赡入青唐，青唐主瞎征对他说，青唐积蓄可观，若汉兵至，可支一万人十年之储，金银珠宝无数。随着经济繁荣，人口也有了较大增长，崇宁年间，宋朝占据湟、鄯、廓三州时称招纳户口70余万。据此推测，解吐厮罗吐时代吐蕃族人口当在百万左右，河湟地区应是其最主要的聚居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