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交往

应当承认，当时的民族融合是双向的。如前所述，在吐蕃王朝和解吐厮罗吐政权统治河湟时期，一度出现过部分汉族被“藏化”的现象，但从民族发展史考察，各兄弟民族融入汉族始终是中华民族融合的主流。由于汉族绝对的人数优势和特有的扩展性，河湟藏族处于浓烈的汉文化氛围的包围中，原来的游牧经济迅速向农业经济转轨，语言、生活习俗等也通过密切的交流而相互吸收，或不断趋同。同时，蒙古族、土族、回族、撒拉族抑或融合他族而成，或于不同时期迁入，成为河湟的重要民族成分，从而形成后来河湟以汉族为主、多民族并存杂居的格局。河湟地区由于地处多种文化交汇地带，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各民族内在的统一性，既是各民族发展相互差异的自然基础，又是各民族相互联系的自然纽带。各族人民在这一地理环境中形成不可分割的民族互动关系，其中友好交流、和睦共处始终成为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

吐蕃王朝的崩溃，标志着西藏佛教前弘期的结束。史载达磨赞普在吐蕃本土禁佛，解散僧侣组织，关闭或拆毁寺院，禁止佛事活动，佛教濒于灭绝的境地。当时，在今西藏曲水县雅鲁藏布江南岸曲卧日山静修的藏饶赛等3人（后称“三贤哲”或“三智士”）携带部分律经辗转逃至今青海尖扎、化隆县一带的黄河谷地，从事宗教活动，后来收徒贡巴饶赛（952—1035年）。贡巴饶赛学成后在今化隆丹斗地方建寺修塔，招徒弘法，声名大著。前藏桑耶地区的领主意希坚赞（吐蕃王子云丹后裔）选派卫藏弟子来安多向贡巴饶赛学习佛法并接受律戒传承。这些弟子后来返回西藏，复燃佛教之火，佛教从而在藏区复兴，称为后弘期。因此，贡巴饶赛被称为西藏佛教后弘鼻祖，在佛教史上有很高地位。有关佛教史均记载，贡巴饶赛受戒时，按照佛教规定，受比丘大戒，需要有10名出家10年以上受有比丘戒的僧人在场，最少也得5名。但当时在当地除了藏饶赛等来自卫藏的“三贤哲”外，在藏族僧人中找不出合格的戒师。于是找来河湟地区的两个叫葛旺和吉篷的汉族和尚作尊证师，凑足人数，给贡巴饶赛授了比丘戒。受比丘大戒，在佛教仪轨中是非常重要的大事。上述事例说明，藏区佛教后弘的戒脉传承中，即有汉传佛教法脉。同时也说明，始于唐代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从未中止。今西藏日喀则地区的夏鲁寺，初建于11世纪的北宋时代，该寺建筑风格体现了藏汉结合的形式，在卫藏地区影响不小。这也说明，宋代汉族地区的文化对卫藏地区的宗教同样有过广泛的影响，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在进行着。

以党项族为主建立的西夏政权，是我国境内一个地方性的王朝政权。西夏的文化、宗教不仅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而且与藏族地区有许多一致的特征。在西夏境内，通行西夏文和汉文，同时使用藏文，用藏文翻译佛经、刻写碑文。西夏的职官、军事制度等，与吐蕃王朝有许多相似处，特别是在宗教信仰上西夏与藏族地区保持着一致性。西夏王室、臣民笃信藏传佛教。11世纪，西藏佛教后弘后，各教派相继形成，西夏王室与这些教派建立了密切联系，曾聘请不少西藏僧人去西夏传教。西夏王室仿照吐蕃管理佛教寺院的办法，并结合汉地的管理制度，形成自己的一套佛教管理制度，最早委任佛教高僧为“帝师”职务。西夏王朝曾派专使到西藏楚布寺，迎请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1110—1193年）去西夏，都松钦巴派其弟子格西藏波哇代他前往西夏，被西夏国王尊为上师。1189年，都松钦巴在西藏堆龙地方兴建楚布寺，作为该派主寺。在修建该寺的吉祥米聚塔时，西夏国王派人送去黄金、铜等物，以示祝贺。西夏与青海藏区的宗教联系亦十分密切。据蒲文成《青海佛教史》记载，出生于青海玉树囊谦地区的直希热巴（1128—1201年），是巴绒噶举派创始人达玛旺秋的著名弟子，是青海巴绒噶举派的主要传播者。约在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直希热巴应西夏王之请去西夏传教。他在西夏长期传播佛教，主持修建了曲希藏洒寺，曾为西夏王灌顶上师，地位崇高。返回故乡时，带回西夏弟子勒巴尕布（1138—1206年），常住囊谦王府，并在囊谦王的支持下，兴建了著名的根蚌寺。上述史实说明，吐蕃王朝崩溃后藏族地区一度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从西藏到青海，再到宁夏、陕北的西夏王朝，乃至中原王朝，宗教、文化联系却一直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