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藏族人民聪明能干，很早就有了本民族的建筑、木刻、绘画、制陶、雕刻、纺织、冶炼等技术，到吐蕃王朝建立后，进一步学习他族的先进文化以发展自己，工艺技术达到很高的水平。在这方面，汉藏文化交流更有丰富的内容。

吐蕃人住拂庐，衣毡裘，制毡、制裘、缝织帐篷是传统的特色工艺技术。唐蕃建立联系后，松赞干布“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曾从唐朝不断输入丝织品。两位公主入藏，陪嫁物品中就有大量的锦缯、服饰，以及有关工艺技巧方面的书籍。吐蕃“俗重汉缯”，尤其是上层人物酷爱唐朝丝绸，为获得绫锦、弓箭等物，向唐朝请市贸易，唐蕃使者往返，唐使往往带去杂彩束帛，“用修前好”。敦煌藏文文书中有许多赞普“以唐人岁输之绢缯分赐给各地千户长以上官员”的记载。随着唐蕃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吐蕃土特产也相继传入内地，唐书中常有吐蕃向唐遣使贡献方物的记载，献物种类很多，常见的如金盏、金盘、金碗、玛瑙杯、羚羊、羚羊衫缎、彩缎、毛毡等。

吐蕃人喜欢饮酒，说明早有酿酒技术。为进一步提高工艺水平和引进其他技术，吐蕃赞普曾向唐朝请求“造酒、碾、岂矿、纸、墨之匠”。碾、岂矿之匠，是指磨面等加工谷物的手艺人，《松赞干布遗训》中说，文成公主曾在康地的朗珠堆塘，教当地人“建造水磨”的方法，敦煌藏文文献中也有“青稞稻麦长坝上，入于水磨即成粉”的记载。由此推断，吐蕃时期已有了水磨加工工艺。据西藏建筑勘察设计院的考察，拉萨大昭寺石墙内原为砖墙，桑耶寺存有琉璃塔，说明吐蕃时期已有制砖技术和很高的制陶工艺，这些可能与唐朝工匠的入蕃有关。藏史记载，在赞普都松芒布杰时期的7世纪末叶，唐朝的制瓷技术也传入吐蕃。《汉藏史集》中说，吐蕃使者将一位制造瓷杯的唐朝工匠带到吐蕃，制成6种形状的瓷器，绘上雀鸟衔枝、海鱼、草山麋鹿图等各种图案，供各阶层的人使用。我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造纸术的国家，在唐朝纸已广泛使用。吐蕃时期，已由原来的“刻木结绳”记事，逐步发展到使用木简。唐蕃联姻后，吐蕃向唐请求造纸匠人，可能已开始造纸，同时继续输入唐纸。一些研究者认为，吐蕃王朝崩溃后的阿里古格王朝，其宫室中残存的佛经纸张，除了汉地所造，一部分是吐蕃自制的。吐蕃治下的敦煌寺院附属有造纸部门。一些资料中有纸匠记载，汉藏造纸方法大同小异。有纸必有墨，汉地的制墨技术也肯定对吐蕃有过重要影响。

汉藏建筑技术的交流与影响也始于唐代。相传由文成公主请来汉地工匠帮助修建了拉萨小昭寺，采用汉式歇山式殿顶，同于汉地寺宇。大昭寺的各式斗拱托木、翘角飞檐等，均受到汉式建筑风格的影响。这种影响源远流长，后来藏区有不少汉藏合璧风格的寺院，甚至宋代建成的西藏夏鲁寺，完全是汉式风格。另外，汉地的冶炼、铸造业技术也对吐蕃不无影响，有些铜钟是汉族工匠直接铸造的。

藏族是一个崇尚艺术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灿烂的艺术，包括雕塑、绘画、堆绣、刺绣等多种门类。藏族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汉族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尤其在汉藏交会地带，互相影响、交流更为深刻。吐蕃占领沙州后，随着佛教的勃兴，敦煌石窟艺术有了新的发展。在艺术成就上，其壁画塑像笔墨精湛，造型准确生动，线描精致细腻，在不少方面保持了盛唐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吐蕃人物形象出现在壁画之中，有的壁画还以吐蕃赞普为中心，或赞普率众闻经听法。因此，敦煌艺术，既有唐风，又有藏族特色，是汉藏文化艺术交融的结晶。

音乐、舞蹈方面，从唐代起汉藏之间就多有交流，互相借鉴，共同发展。史载文成、金城公主精于音律，会抚琴，入藏时带去了部分乐器。后来，唐朝也曾派一些音乐家、舞蹈家进入吐蕃，进行汉藏音乐、舞蹈等艺术的交流和了解。《拉达克王统记》中记载，藏王都松芒布杰时（676—704年），“自汉地获得多达曼、笛子、布桂、唢呐等”。822年，唐大理卿刘元鼎出使吐蕃会盟，受到赞普接待，饮宴时“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至今，唐朝汉地的一些乐器仍存西藏，大昭寺中保存有文成公主带去的乐器。云南丽江的纳西族相传源自藏族，他们保存至今的唐代宫廷音乐名闻国内外，曾到英国等欧洲国家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汉藏两族都有饮茶的习俗，尤其藏族饮食结构以肉食、乳饮为主，油腻食物更需用茶助消化，年长日久，茶成为不可或缺的饮料。《汉藏史集》中载，吐蕃初无茶，赞普都松芒布杰一次生病不愈，闻茶叶可治病，派人到内地寻来茶叶，饮而病愈，吐蕃遂有饮茶之俗。据说到了赤松德赞时期，唐朝的茶叶在吐蕃宫廷中应有尽有。汉籍《唐国史补》记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手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靳门者，此昌明者，此邕渐湖者。’”吐蕃主要以马易茶，开创了我国汉藏两族茶马贸易的先河。

汉藏文化交流过程中，文化的影响始终是双向的。吐蕃的马球运动和马术曾于唐太宗时传至长安，吐蕃的涂面护肤习俗和衣着装束等也对汉族有过影响。马球是吐蕃常见的一种运动游戏项目，马球藏语称“颇罗”，用皮革和木制成，上涂色纹，谓之“七宝球”，唐人称之为“金颇罗”。马球比赛时，参赛双方骑手乘马，手持球杖，驰击马球，场景热烈壮观。马术，也称“骑马之戏”，是一种精彩的马术表演，骑手在马背上做各种动作，并以速度取胜，至今流行藏区。汉籍《封氏闻见记》中，对汉藏球手在长安比赛马球的情形有详细的记载。该书称吐蕃马球术早在唐太宗时传入长安，唐太宗曾令人学习，自己一度亲临观看比赛，也曾受吐蕃人邀请赛球，但因考虑到自己身居皇位，不宜沉溺，曾焚球以自戒。后来，唐中宗公开提倡赛球，已有汉人组成的马球队，吐蕃尚赞咄等来长安迎娶金城公主，汉藏马球队曾在梨园公开比赛，当时玄宗为临淄王，奉命上场，“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唐诗记此事说：“侧身转臂看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又说：“击鞠（即球）由来岂作禧，不忘鞍马是神机，牵缰绝尾施新巧，背打星球一点飞。”在唐朝的正史中也有打马球的记录。《旧唐书·吐蕃传》中说，景龙三年（709年）十一月，吐蕃大臣尚赞咄来长安迎娶金城公主，唐中宗“宴之于苑内球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打球，中宗率侍臣观之”。马球、马术后来在唐军中成为“常戏”，用来训练骑兵，因而长期“不能废”。1972年在乾陵发现的唐章怀太子李贤的墓葬，其墓道西壁上绘有彩色马球比赛图，可见吐蕃马球戏在汉地很有影响，很可能流行于长安等地。

吐蕃人向“以赭涂面为好”，这是一种独特的审美观，也可能是一种防寒护肤的方法，它一度为唐人所吸收，谓之“元和妆”，白居易曾有诗说：“元和妆梳君记起，髻椎面赭非华风。”从敦煌壁画《吐蕃赞普礼佛图》中可以看出，当时吐蕃人着长袖服装，与那时唐人服装颇多相似，也可能是互为影响的结果。汉服后来变化很大，而长袖藏服仍然沿袭至今。今青海玉树巴塘的文成公主庙中，主供的大日如来佛及其八大弟子像，其装束颇似唐人，又有吐蕃人服装的特点，很可能是当时汉藏服饰互为影响的例证。

综上所述，唐蕃建立联系后，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加深了相互了解，彼此在学术、宗教、文学、生活、习惯等方面互相影响，增进了友谊，使汉藏两族结成了亲密的兄弟关系。

①②④黄奋生著：《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9、43、64页。

③《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传记第四节。

⑤转引自黄奋生《藏族史略》，第64页。

⑥《册府元龟》卷1000《外臣部》。

⑦⑧见萨迦·索南坚赞著，陈庆英、仁庆扎西译注，《王统世系明鉴》，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0～100页。

⑨《新唐书·吐蕃传》，见《藏族史料集》（一），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476页。

⑩《资治通鉴·唐纪十五》。

《旧唐书·吐蕃传》，见《藏族史料集》（一），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