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密切的唐蕃佛教关系

唐朝是佛教传入吐蕃的重要渠道。7世纪，佛教在唐朝已十分盛行，而吐蕃始有佛教，与汉地佛教密切相关。唐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联姻，带去著名的释迦牟尼报身像（通称觉卧佛）和大量的佛教经卷。文成公主入藏途中，在今青海玉树地区命工匠在贝沟石岩刻画大日如来佛及其八大弟子像，后形成大日如来佛堂，通称“文成公主庙”，并在巴塘建塔数座。文成公主虔信佛教，入藏后，她的崇佛深刻地影响了松赞干布，使松赞干布“广兴正法”，成为吐蕃历史上第一位著名的信仰佛教的“法王”。在松赞干布的大力支持下，西藏社会开始有了供佛的佛堂，汉地的佛像、佛经、佛寺型制和汉僧进入吐蕃，促使吐蕃社会佛教兴起。《王统世系明鉴》记载，文成公主精通卜算和勘舆术，她测算认为，蕃地雪国是女魔仰卧之形，逻些的“俄塘湖是女魔的心脏，必须填平此湖，在它上面建立神殿”。在她亲自设计下，兴建了大、小昭寺，并安置觉卧佛像，镇压地煞龙宫。为了压伏仰卧女魔的肢体及魔怪眷属，修建昌珠寺等4座镇肢寺，工布布曲寺等4座再镇肢寺以及垅塘珍玛寺等4座分镇肢寺。这些名为寺院，实为早期的供佛堂，说明佛教在吐蕃已成一定规模。《嘛呢宝训》中说，这些小寺建成后，文成公主借鉴汉地寺庙的管理办法，确定了藏地“十四种寺院法规施行法”。当时，已开始了译经活动，松赞干布请汉和尚大天寿来吐蕃，协同藏族译师翻译汉地佛经，在吐蕃弘广大乘佛法。

金城公主进藏后，佛教在吐蕃社会已有了较快发展，金城公主在赞普赤德祖赞的支持下也修建过佛堂。据《贤者喜宴》，金城公主在吐蕃开创了两种佛事活动：一是“谒佛之供”，将汉地的觉卧佛像迎供于大昭寺，是为拉萨大昭寺朝佛活动之始；二是“七期祭祀”，在吐蕃推行追荐亡臣的佛事活动。赤德祖赞还派桑希等4人赴唐都长安取经，带回唐朝皇帝亲赐的佛经1000部，《西藏王臣记》称这些佛经都是用金汁抄录在瓷青纸上的写经，汉地的《金光明经》《律差别论》等即于此时传入吐蕃。

赤松德赞执政时期吐蕃最为强盛，佛教在藏地已有了第一座正规的寺院和藏族的出家僧侣。黄颢先生研究认为这些与汉藏文化交流密切相关：“首先依靠汉人桑希（是说待考）赴唐取经，为桑耶寺建成后的大规模译经做准备；其次，命桑希等赴内地五台山，参观学习汉地寺院型制，为建桑耶寺做准备；第三，派拔赛囊及桑希赴内地学习佛教教诫，为剃度吐蕃僧人做准备；第四，请汉僧入藏，为有计划地翻译汉经做准备；第五，赤松德赞从学习汉地佛教知识入手，并萌发坚信佛教，进而形成在吐蕃正式创建佛教的思想。”他还认为，赤松德赞自幼由贾珠嘎勘和桑希两位信佛的汉人陪伴，这直接影响了他信佛思想的形成。桑耶寺有“三样寺”之称，源于其建筑藏、汉、印三种风格的结合。其主殿中层仿汉式建筑，中殿所塑燃灯佛等9尊佛像亦为汉式，壁画中的一些神像以汉语命名，寺中还专设有汉僧参禅的禅堂和译经的译场。据藏史《拔协》记载，桑耶寺落成后，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其中有玛果莱等不少汉和尚。首先翻译的是从汉地带去的佛经，《五部遗教》中说，仅汉僧摩诃衍那所译有12箱之多，《丹珠尔目录》中所列六七百部译经中，译自汉地的佛经有31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译经活动是在藏、汉、印度等地学者协同合作下进行的，充分体现了一种文化的交流。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沙州（今甘肃敦煌）由吐蕃王朝正式统治，吐蕃赞普采取有效措施，利用当地世家豪族统治沙州，大兴佛事，广度僧尼，派吐蕃大德僧师管理敦煌佛教并参与政事，佛教在这里空前发展。从建中二年至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的66年中，在敦煌修建洞窟40多个，内地的佛教文化在这里广泛传播，并通过译经、讲经活动，传播到吐蕃的腹心地区。当时的敦煌是吐蕃在东方的佛教中心，汉藏两族僧人共同从事各种佛事活动的特点更为明显。在这里，曾有大量的汉族僧尼与藏僧一起讲经、译经，使敦煌佛教极为兴盛，尤其汉地禅宗有很大影响，敦煌写本佛经中，属于禅宗经典和语录的多达20部左右。其中，前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所写《顿悟大乘正理诀》，详载吐蕃赞普赤松德赞请敦煌汉族禅僧赴吐蕃传教辩经事迹，是一部反映汉藏佛教交流的珍贵文献。

佛教传入吐蕃后，吐蕃不断向唐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德宗建中二年，唐朝遣僧良琦绣、文素入蕃，自此“二岁一更之”，形成制度。至赤松德赞时，入藏的汉僧很多，大多精通汉藏双语。其中，大乘和尚摩诃衍那是将汉地禅宗学说传入吐蕃的代表人物。摩诃衍那在吐蕃逻些、山南扎玛一带传播禅宗，讲经说法，收徒剃度，影响很大，当时信徒颇多，甚至王室的一些成员和许多上层人物都从其教，《顿悟大乘正理诀》说“赞普姨母悉囊南氏及诸大臣夫人三十余人，说法大乘，皆一时出家矣”。布顿大师的《佛教史大宝藏论》也说“吐蕃大多数人均喜其（摩诃衍那）所云，并学其道”，“汉地和尚摩诃衍之门徒广为发展”。《贤者喜宴》讲，由于禅宗信徒的迅速增加，致使桑耶寺都断绝了香火供养。这种情况一度造成吐蕃佛教界的混乱，最终导致了西藏历史上著名的顿门巴和渐门巴之争，实际上是印度佛教和汉地佛教之间的一次大争斗。顿渐两派的大辩论于德宗贞元八年（792年）举行，对于辩论及其结局，汉藏史料有不同说法。据藏文史料，自这次辩论之后，西藏佛教界从理论上得到了统一，莲花戒等人所传中观宗成为后来藏传佛教的主流，而禅宗未能作为一种独立的佛教教派存在而流行于西藏。“禅宗是披着天竺式袈裟的魏晋玄学，释迦其表，老庄其实”。它在汉地适合士大夫口味，而在玄学和儒学并无基础的吐蕃社会就是另一种情形。因此，禅宗在汉地得以发展而在藏地最终不能扎根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渊源原因。尽管如此，禅宗在吐蕃社会的一度风行，对于王室扬佛抑本、支持佛教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其影响在后期西藏佛教的某些教派中还有所反映，有人仍在遵循禅宗的思想。王森先生认为，宁玛巴的大圆满法，“实际上相当于无上瑜伽乘，而又以其中的‘教授部’的东西为它的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和内地禅宗的所谓‘明心见性’‘直认本真’等很相似。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内地佛教对西藏佛教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自8世纪汉僧摩诃衍那遗留下来的，或以后进藏汉僧所传播的”。

在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中，许多吐蕃僧人也做出了贡献，他们学习汉语，将一些佛经汉藏互译，有的到汉地讲经传法，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其中，吐蕃名僧法成的事迹非常突出。法成，藏语本名桂·却楚，9世纪中叶人，精通梵、藏、汉三种文字，多年活动于河西地区，曾在沙州开元寺和永唐寺、甘州修多寺等寺院集录佛经和讲经。他讲经时，明照、法镜等许多汉僧耳聆笔录，他的讲经记录和佛经集录多达23部。他将汉文佛经译成藏文，也将一些藏文佛经译成汉文，并对吐蕃在河西地区汉译的藏经进行过大量的校勘工作。现存敦煌佛经中，汉译藏经有300多卷，其中法成署名校勘的达20多卷。

汉藏两族的佛教文化交流，不仅有助于双方文化的发展，而且增进了两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了解和友谊，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