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文字的相互学习

语言和文字是人们交际的工具。汉藏文化交流和政治、经济交往，首先借助于双方对语言文字的学习。松赞干布与唐王朝建立政治联系后，即着眼于发展吐蕃文化，培养本民族的知识人才，不断派遣吐蕃子弟入唐学习汉语汉文，学习汉地的文献典籍和治学方法。当时唐朝的国学又称国子监，是最高学府，松赞干布“遣诸豪酋子弟入国学，习《诗》《书》”。《册府元龟》中载，吐蕃遣使入唐迎请公主，一般都兼学汉语。当时，吐蕃人勤学，“敏情持锐，善学不回”，不少人学有所成。如仲琮少年入国学，“颇晓文字”；迎接金城公主的吐蕃重臣名悉腊“颇晓书记”，他在长安多次觐见唐朝皇帝，与汉族大臣名士一起联句赋诗，史载其汉文诗句高雅，七律之作极佳，充分显示了他精深的汉文造诣，“当时朝廷皆称其才辩”；掌握吐蕃兵权的论钦陵是吐蕃名相禄东赞之子，他曾入侍于唐都，“遍观中国兵威礼乐”，后一度屯兵青海湟中，是一位中国通。这些入长安学习的吐蕃人，受到汉族文化习俗的熏陶，均“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

吐蕃学汉文化的另一种办法，是请汉地文人入藏协助办理文书典籍。从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即“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因话录》中记载，吐蕃每得汉人，“粗有文艺者则涅其臂，以候赞普之命，得华人补为吏者，则呼为舍人”，这些知汉书舍人“大为蕃帅所信”。有的舍人“代居职位，世掌兵要”。因此，吐蕃官府中常有精通藏汉两种文字执掌文书的人。敦煌文献中有一些反映吐蕃社会活动的文献表疏，如大蕃右敦煌郡布衣窦吴所撰《大蕃敕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利有的《谢赞普支敦煌铁器启》和《向吐蕃赞普进沙州莲花寺舍利骨陈情表》等，均用汉文写成，可能由精通汉文的吐蕃人参加撰写。同时，吐蕃注意向唐朝请求典籍，如金城公主曾“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唐朝“制令秘书省写与之”。藏族不仅将汉文诗书文典携至吐蕃，而且将它译成藏文，敦煌古藏文文书中，有藏文译本《尚书》4篇，《春秋后语》6篇，另有《孔子托项相问书》等，译文准确流畅，这些都对吐蕃文化的繁荣有过影响。

语言文字的学习始终是双向的。在唐朝官员中博通藏语文的也不乏其人，著名的唐朝会盟使兵部尚书崔汉衡多次往返唐蕃之间，他精通藏语，能直接与吐蕃官员交流，多次完成了通好使命。正是由于他会说藏语，在平凉劫盟中幸免于难。生活在汉藏交界地带的广大人民在风俗、语言方面的交流程度更大，相互影响深刻，诗人陈陶的《陇西行》中形容这里的吐蕃人是“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而张司业在陇西见到的汉人则是“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在敦煌文献中，有不少汉藏对音的文献、辞书典籍，都是汉藏两族文人在互相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共同合作的产品。语言文字的学习促进了唐蕃双方文献、表疏及典籍的翻译和交流，现存的“长庆唐蕃甥舅和盟碑”碑文，汉藏对译精确，反映出两族文人对藏汉两种语文的精通和密切合作。语言文字的相互学习，也促进了共同生活的联系，不断增多了汉藏两族人民在语言、生活习俗上的共同点。至今，青海汉语方言的语序与藏语相同，在汉语方言中保留着大量藏语语汇，青海东部农业区农民的饮食、生活习俗与藏族有许多相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