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蕃古道的纽带作用

随着唐蕃古道的形成，唐蕃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双方使者互相往来，军事上接触频繁，经济、生产互相渗透，文化、风俗彼此影响，从而将汉藏两族及边疆各族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唐蕃古道为增进各族人民的友谊、发展青藏高原的经济、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1.唐蕃古道方便了使臣的频繁往来，从而加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促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唐蕃使臣的互相往来，其次数、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据有关统计资料，自唐贞观八年吐蕃首次遣使入唐，至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200多年间唐蕃双方往来使臣多达200多次。出使者的任务，有和亲、告哀、吊祭、修好、议盟、盟会、封赠、朝贡、求请、报聘、求和、慰问、约和、责让等，除责让外，都属正常和好关系的活动。从双方往来活动的目的和内容看，大体可分为3个方面。

第一，属和亲内容，以求婚、送亲和主婚为主要使命的往还使节计达13次。这些使节中，有至唐请婚、迎娶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吐蕃要臣禄东赞、悉勋热、赞咄、名悉腊等，也有入蕃送亲、主婚的唐朝王族江夏王李道宗、大将军杨矩等。随着使臣的往来，双方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禄东赞不辱使命，以他杰出的聪明智慧和外交才干，圆满地破解了唐太宗提出的各种难题，使唐人对吐蕃刮目相看。对此，《新唐书》记载，禄东赞“始入朝，占对合旨，太宗擢拜右卫大将军，以琅琊公主外孙（女）妻之”。唐朝使臣对吐蕃也产生深远影响，松赞干布兵次柏海，亲迎文成公主，见到唐朝使节，“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回国后，“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即松赞干布）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乃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金城公主出嫁吐蕃时，吐蕃迎娶公主的使团，人数竟达千人之多。唐中宗为公主赐赠丰厚，率群臣亲自送到始平县，设宴饯行。为纪念公主入藏，赦免始平县监狱犯人，“罪死皆免，赐民繇赋一年，改县为金城，乡曰凤池，里曰怆别”。双方对和亲的重视，表达了唐蕃人民求和的心愿。

第二，使臣往还更多地以偃兵息战、睦邻友好为目的。此类往还使节约达三四十次，内有罢兵、划界、归俘的，也有求援、发兵、报捷的，更多的是请盟、议盟、赴盟、谢盟等会盟活动。参与这些活动的使者，为了平息矛盾、避免战争、求得和平，长途跋涉在唐蕃古道上，奔走于两地之间，为唐蕃人民的团结友好和安居乐业做出了贡献。其中，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至十九年，蕃使名悉腊和唐使皇甫惟明、崔琳等分别出使长安和逻些的活动，为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在赤岭划界树碑和设市贸易铺平了道路；穆宗长庆元年（821年），蕃使讷罗和唐使刘元鼎分别在长安同宰相崔植、在逻些和赞普赤热巴巾的会盟，对于重申“甥舅之好”和巩固、发展唐蕃“和同一家”的友好关系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双方使臣的报丧、吊祭和朝贺、报聘等活动多达30余次。从634年唐蕃使臣往还开始，到846年吐蕃王朝崩溃，唐朝经历了19个皇帝，吐蕃共10任赞普执政。在此期间，唐朝皇帝驾崩和嗣位，吐蕃均遣使吊祭和朝贺，而吐蕃赞普已故和接替，也一般都向唐朝报丧和告立，这些出使活动融洽了双方情感，加强了政治联系，使双方关系发展到哀乐与共的地步。

2.唐蕃古道为唐蕃双方的经济、文化交往创造了条件，从而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古道的开通，带动了双方的经济贸易交往。据记载，唐代沿唐蕃古道在赤岭、陇州（今陕西陇县）等地建立起互市市场，开展以缣（细绢）、茶、马、牛交易为主要内容的物资交流活动。唐朝的战马、耕牛多从吐蕃等外域购入，而唐朝的茶、绢等物不断流向吐蕃，从而满足了双方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据《唐国史补》等史籍记载，当时内地出产的各种茶叶，吐蕃应有尽有。同时，唐朝的缯彩丝绸，吐蕃广泛采用，其数量之大，花样之多不亚于茶叶。由于互市和使臣往还，汉地的蔬菜等农产品，酿酒、制纸、冶金、农具制造、建筑、制陶、制墨、缫丝纺织、碾矸垲等手工业技术以及手工产品大量输入吐蕃，而吐蕃的氆氇等独具特色的纺织品也畅销四邻各地。当时，使臣往来的礼品，也是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使臣出使，几乎都有礼物携带，从金银珠宝到甲胄兵器，从锦缯彩帛到古玩珍物，凡域内佳作珍品、方物特产，均在馈赠敬献之列。这些赠物凝结着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互赠互送，表达了汉藏两族人民团结友好的深情厚谊，对促进民族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伴随着唐蕃古道上经济贸易的繁荣，汉藏两族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从松赞干布开始，不断有吐蕃贵族子弟入长安学习汉族文化，当时有不少吐蕃人在唐朝“或执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裙庠序，高步黉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目睹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国史，察安危于古今”。如吐蕃使臣仲琮“少游太学，颇知书”。又如唐中宗景龙四年正月为“柏梁体联句”，吐蕃舍人名悉腊曾授笔写诗。还从唐朝引入以天干和地支配合的纪年方法，吐蕃“彝泰”年号的出现，完全是学习唐朝纪年法的结果。佛教传入吐蕃后，曾有不少汉僧参与吐蕃的译经工作。781年，唐德宗应吐蕃之请，派遣汉僧良秀、文素等轮流去吐蕃讲经传法，唐朝禅宗僧人摩诃衍那等人曾在吐蕃传播禅宗法义，一度形成势力，致有唐蕃顿渐之争。当时，吐蕃僧人桑希、塞囊等人曾往唐朝拜一和尚听受修行经教，从汉地取回千卷佛经，有些是用金汁书写在青纸上的写经，极为珍贵。吐蕃人在沙州（今敦煌）还雇人用汉文写佛经，认为汉文和藏文经书有同样的功德，据说有些吐蕃人也念诵汉文佛经。在娱乐活动方面，随着古道开通和文成、金城公主入藏，唐朝、龟兹等地音乐也传入吐蕃，同时吐蕃的马球活动传入唐朝宫廷。唐朝宫廷妇女在面部化妆日月形象的“膏意”、耳上的饰物“耳坠”以及西北一带汉人居住的平顶房、青布制作的“拂庐”（大帐房）等，都是受吐蕃文化熏染的结果。总之，唐代汉藏政治往来、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正是借助了“唐蕃古道”这条纽带，它也是汉藏人民友好联系和交往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