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蕃联姻的历史影响

文成公主入藏联姻，唐朝和吐蕃即结成了舅甥关系。金城公主入藏联姻和赤松德赞的降生更使这种亲情进一步加深。玄宗开元时，金城公主数次向唐王朝上书修好。开元十七年，赤德祖赞奉表玄宗，称汉藏两族“和同为一家”、“普皆安乐”，完全表达了两族人民的共同情感。长庆元年（821年），赞普赤热巴巾（汉史称可黎可足）与唐穆宗共同派员在长庆会盟，树立“甥舅联盟碑”。唐派刘元鼎去吐蕃，与论纳罗在拉萨会盟立碑，追崇甥舅之谊。该碑至今屹立在大昭寺门前。《资治通鉴》卷246中载，会昌年间（841—846年），吐蕃达磨赞普死后无子继承赞普之位，其相立王妃氏兄尚延力之子乞离胡为赞普，又不派使臣到唐要求册立，引起吐蕃臣民不满。

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对其部下说：“贼舍国族立级琳氏，专害忠良，以胁众臣，且无大唐册命，何名赞普!吾当与汝属举义兵，入诛级琳妃及用事者以正国家。”遂起兵讨伐乞离胡。唐朝末年，吐蕃王朝崩溃，不少王室臣属投奔内地。到宋朝仁宗时，刘涣奉使到青唐城（今青海西宁），解吐厮罗吐还口口声声称宋朝皇帝是“阿舅天子”。可见，自文成公主入藏联姻，汉藏两族即建立起舅甥的友好关系，天长日久，情谊深长，为藏族加入祖国大家庭，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蕃和亲除了上述政治上的深远影响外，对于推动双方的文化交流、共同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对藏族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联姻引起的频繁交往使双方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交融、吸收，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文成公主到吐蕃后，松赞干布慕华风，自己“身释毡裘，袭纨绮”，曾下令禁止国人赭面的习俗。入唐的吐蕃人，更是“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张云先生在其《丝路文化·吐蕃卷》中认为，在唐代留下的敦煌壁画里，吐蕃人的服饰既有自身特征，又多有唐人影响的痕迹，甚至有了唐服的式样。如第159窟赞普礼佛图中，赞普头戴朝霞冠，长袖、宽襟、披肩、左衽，即是其证。1956年4月20日《光明日报》上载文《藏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的传统友谊》说，直到现在，“在西藏地方则保持了许多唐代汉族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正因如此，唐朝诗人陈陶曾咏诗说“自从贵主和宗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根据大量的民间传说，文成公主进藏，传播汉族的耕作方法，教藏族妇女纺织刺绣，让汉族工匠为藏人在落水处安置石磨等，这些均对吐蕃社会的进步有益。金城公主进藏后，多次派人到唐朝求请佛典和其他文化典籍，唐蕃间的文化、经济交往进一步加大，对吐蕃的社会发展和文化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当然，任何文化的交流都是双向的。如吐蕃赭面、椎髻等习俗均传入当时的长安，为京师士女所崇尚，故白居易在其《时世妆》中有“元和妆梳君记起，髻椎面赭非华风”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