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羌人与内地的交往

有了文字以后，各族先民的相互交往便不断见于各种史料。其中，最多见的是羌人资料。有关羌人的文字记录始于商代，甲骨文中有大量有关羌人的记载，反映了古羌人与商族和商王朝的密切关系。在此后的汉文史料中又大量保存了有关羌人的传说资料和史迹。如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昆仑神话中，保留了许多口耳相传的古代羌人史料，对居于湟水源头、青海湖之滨的羌人部族首领西王母，《山海经·穆天子传》记载她“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尚书·舜典》讲羌人族源“窜三苗于三危”，《史记·五帝本纪》解释说：“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后汉书·西羌传》讲古羌人活动地“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这些记载，都说明羌人与中原地区民族早有了一定交往。《后汉书》等还载“大禹出于西羌”，根据《禹贡》《国语》《史记》等中的记述，大禹带领西部羌人，自西而东，循着黄河走势，导川凿山，历尽千难万险，完成治水大业。一部分羌人因此而留居内地，被封为许多姜姓国，后散布于河南、山东以及关内、陇西等地区。商、周两代与羌人的关系更为密切，《诗·商颂》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史记》载周的始祖后稷也是羌人血脉，为羌女姜原妆所生，后别姓姬氏，为周人祖先。姬、姜两姓长期结成婚姻联盟，武王即位后，姜子牙等许多姜姓贵族受封。据《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记载，周王朝与留居青海高原的古羌人有过各种形式的联系，周穆王曾亲自西巡，在昆仑之丘两次举行祭祀黄帝的大朝、大享典礼，“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并与她饮宴对歌于瑶池之上。穆王十七年，又西征昆仑丘，再见西王母。40年后，西王母入朝，进行了回访。战国初，河湟羌人向农耕兼畜牧的生产方式过渡，民族人口不断增加，以亡归于秦的无弋爰剑为首领，尊其为河湟羌人始祖。后因先秦向西扩张势力，剑之孙印畏秦之威，率部出赐支河西数千里，远徙今青海西南界或西藏东北角，后称之为“发羌”“唐旄”，约于五六世纪融于吐蕃，成为藏族先民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的向西南迁移，今甘南、川西地区藏族与之有一定族源联系。西汉时期，活跃于青海高原的羌族种落有数十个，西汉政权曾设护羌校尉，内徙羌民，使羌汉杂居，实行屯耕，在政治、经济上进一步加强了羌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使羌族社会和汉族社会逐步形成内在的结合关系。汉武帝时，西汉经过七八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力强盛，实施“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的战略，曾数次派兵攻伐河湟羌人，建立郡县，构筑亭燧要塞，实行一系列行政军事管理制度。并一面安抚降羌，对归降的羌人豪酋封王授侯，一面向湟水流域迁徙汉人，开置公田。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汉置金城属国，将河湟诸羌纳入中央王朝疆域，进行更有效的管辖。西汉末年，王莽秉政，进一步开拓疆土，设置西海郡，将其统治势力深入到青海湖地区。期间，为了保障西部边陲的长治久安，西汉王朝采纳赵充国“罢兵屯田”的建议，减少军费开支，减轻百姓负担，从临羌到浩高宜同月段一带的湟水、浩高宜同月段水流域拓荒屯田，兴修水利交通工程，修复邮亭，整治道桥，致力于边疆社会公益事业。特别是把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传播到这里，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促进了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开西部开发的先河。东汉王朝设金城郡，复置护羌校尉，析置西平郡，在陇西太守马援的建议下，在河湟地区“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堠，开导水田，鼓励百姓耕牧”，并更大规模地在河湟流域屯田，扩大耕地，兴修水利，引进技术，发展生产，一度出现升平景象。同时，屯田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了民族关系。当时河湟护羌校尉邓训宽柔待羌，以恩信取民，热心公益，鼓励生产，革除陋习，传播医术，颇得羌人拥戴。他去世后，每日祭奠者有数千人之多，家家为之立祠，甚至被当地人奉为西宁城隍，至今香火不断。魏晋以来，甘、青河湟地区连年征战不息，民不聊生，但曹魏、西晋对羌人地区的经营治理始终没有停止，也曾出现一些范例。如曹魏时期的凉州刺史徐邈，在其任内兴水利，整盐池，“务农积谷，立学明训，进善黜恶”，“禁厚葬，断淫祀”，振兴地方经济，革除陈风陋俗，河湟地区一度出现“家家丰足、仓库盈溢”，“风化大行，百姓归心”的局面。西晋西平太守马隆曾在河陇地区解放奴婢为编户齐民，发展农业，恢复社会秩序；西平郡公张轨奖励农桑，铸造钱币，兴办学校，选拔人才。这些措施为发展经济、文化，协调民族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长期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原文化不断在西陲边地扎根，同时中原文化也受到羌文化的习染和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