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土著说

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认为，藏族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几万年前就生息在青藏高原，是这里的土著居民，藏族的第一支族源或者说主体族源就是自古生息在青藏高原的这些土著居民，而不是从别的地方迁来的。土著论的最早传说见于藏文史料中神猴与罗刹女媾合繁衍出藏族的记载。

最初，有一只被观音菩萨点化(或云直接变化)的神猴，居住在今雅鲁藏布江南岸泽当附近的山上，后与度母化身的罗刹女结为夫妇，生育出六子，戏耍于泽当，享用非耕耘而获的果实。后来，由于福分渐失，天然自生食物用尽，神猴前往佛陀处求取五谷种子，开始以耕作为生。后来发展繁衍成六大氏族、十八大氏族，成为雪域土著。后代继承了父系的善良与智慧，也保持了母系的强悍。

这种神猴繁衍人种说，即“猕猴种说”，在其他藏区也广有流传，如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的赛宗山，藏语意为白岩猴堡，当地有许多与西藏雅隆地区类似的关于神猴的故事与地名。这都说明藏族先民是青藏高原的土著。另外，一些藏文史书也认为自古以来青藏高原就有人类生存，如桂译师循努贝的《青史》、蔡巴·贡噶多吉的《红史》、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的《西藏王臣记》等，均认为藏族出自猴裔，雪域自古就有人居住，后由玛桑九部、十二小邦、二十五小邦、四十附庸小邦等统治其地，虽建立了许多分散的小邦，却由于没有圣者观世音的加持，一度没有治理众生的王。藏文史料写到吐蕃王室的第一代赞普聂赤入藏的故事时说，聂赤自天降到雅隆，被12位本教贤人(或云郊原牧人和种地老人)看见，用肩扛抬到部落，奉之为王，称为聂赤赞普(意为肩舆王)，说明当地很早以前已有土著居民在从事农耕和牧业生产了。

持土著说的研究者们认为，羌和蕃是同样古老、并行发展的两支古代部族，羌不是蕃，蕃也不是羌，两者有交往，有吸收，但非同一。所谓藏源于西羌的说法，滥觞于《新唐书·吐蕃传》。在此之前，青藏高原腹地因地理等原因，很少与外界来往，直到隋唐统一，边疆与内地的往来增多，汉族史家才有了对雪域的了解，才有了新旧《唐书》中的《吐蕃传》。此前，唐代和五代史家对吐蕃族源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杜佑《通典·边防六》讲吐蕃不知其国之所由，五代时后晋刘煦等所撰《旧唐书·吐蕃传》中说“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到了宋代，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吐蕃传》，首次提出“吐蕃本西羌属”，将《通典》中所记吐蕃王室始祖“自言天神所生，号鹘提悉补野，因以为姓”进行移植，改“鹘提悉补野”为“鹘提勃悉野”，成为“发羌之祖”，因“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野”。这样，把吐蕃与西羌、吐蕃王系与发羌拉在了一起。对于藏族源于“发羌”之说，格勒博士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发羌”名称最早出现于宋代范晔所撰《后汉书·西羌传》，该书为羌人立传，将西羌历史具体上溯到秦厉共公时(前476—前443年)的无弋爰剑，指出“发羌”是无弋爰剑之后，“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前384—前362年)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豸原或。忍季父。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这里的“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可能是青藏交界一带，并无确切地望，范晔也并没有将“发羌”和吐蕃联系起来。既然宋人知道吐蕃就是“发羌”，唐以前史籍何以无“发羌”名称，不知吐蕃种落之所出？何以“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因此，如著名史家马长寿所说，“发羌为吐蕃的祖源之说，绝不可信”。因“蕃、发声近”，“发羌”就是吐蕃祖先的观点亦不成立。据《青史》等著作，“博”或“蕃”源自藏族始祖的王名，《唐书》中的“鹘提勃悉野”、《通典》中的“鹘提悉补野”，都是吐蕃早期王族的自称“布吉”的音转，而《新唐书》张冠李戴，将此移植为发羌之祖，毫无根据。另据汉藏两种文字的记载，古代与藏族发生联系的羌人并非“发羌”一支，而是藏族先民和许多古羌人部落交错杂居，共同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上，诸多苏毗、羊同、党项、白兰、嘉良夷等古羌人部落，有的早于“发羌”，从春秋战国到隋唐，就与藏族先民都有过密切关系，因此藏族族源不能仅归于“发羌”一支。

一些研究者不仅坚持青藏高原民族土著说的观点，甚至认为青藏高原早期的先民曾有过向其他地方迁徙的活动，青藏高原很可能是不少民族始祖的故乡。他们根据现代科学研究成果认为，一切生命来自海洋，地球上的哺乳动物是生物从水中走向陆地的产物，青藏高原在距今6亿4千万年到1亿6千万年的侏罗纪早期和中期虽是一片瀚海，但到了上新世初期，由于地壳变化，上升为陆地，当时海拔平均2000米左右，那时，这里气候温和，很适合生物的生存。随着高原的不断隆升，生活在森林中的类人猿，在气温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不得不走向平地，从事劳动，直立行走，学会了语言，实现了从猿到人的进化。因此，“青藏高原是一个人类至少生活了一万年以上的摇篮”，“很可能是人类始祖最早的故乡”。从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早期人类骨骼看，“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是人类的可能发源地”。1976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藏北高原进行多学科综合科学考察，在申扎、日土等县境内采集到大量的细石器，采集点均在海拔4500米～5200米的高寒地区，气候严酷，少有人类生存，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人们曾在这里生活，从事采集和狩猎活动。到了全新世以后，高原不断隆起，高寒环境促使这里的人们不得不向外部世界迁徙。从这一现象推测，青藏高原的古代先民曾有过从高海拔地区向低海拔地区的迁徙，汉族地区传说中的“先秦时期的姜姓，可能来自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可能是许多民族的原生地，他们的祖先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羌人是古藏人在高寒地区向环境相对优越的一些地区迁徙而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的移民，至于生活在今天山西和陕西一带的华夏民族的先民可能也是从青藏高原向东迁徙的移民的后代”。也就是说，“早期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至少有古藏族的参与”。

基于这样的认识，便否定了中原地区的古居民曾向青藏高原腹地迁徙的观点，认为民族的迁徙和演变与当地的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早期的藏族先民从青藏高原进入黄河流域成为古华夏族，是因为黄河流域的生存环境比青藏高原地区优越得多，正是由于优越的生存环境，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在亚洲大陆处于领先地位。这里的古居民生存能力提高后，在某种外部压力下也可能向环境相对恶劣的地区迁徙，这样就出现了汉族文献记载的黄河流域古居民向西迁徙成为羌人的历史。因此，羌人是“古藏民向中原地区迁徙的后代和中原地区华夏族古居民向西北地区迁徙的后代的混合体”。

《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载韦刚先生的《藏族族源探索》一文。该文根据今西藏地区考古发现的大量新石器和细石器文化遗存，认为西藏高原远在5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即在西羌部落南迁以前，西藏地区已生活着大量古人类，且古藏人文化高于西北古羌人，否定《新唐书》中“吐蕃本西羌属”的说法，从生活、丧葬习俗以及语言等角度分析羌藏民族的不同，提出藏族源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观点。但文章确认，古藏族虽源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雅隆部落，但在现代藏族中含有大量古羌人和其他民族成分，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全藏并向东西南北几个方向扩展，势力延及各古羌地区，像今天的青海、四川、西北及云南北部等地的各种部族，都统一称为藏族了”。现在整个藏区各地方言不同，风俗也稍有差异，这都说明藏族中有多民族的成分。

吴均先生认为，有的学者忽视了康藏地区发现的史前文物，坚持羌藏同源实际上是藏族族源问题上的“北来说”观点，有以点带面之嫌，当代西藏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在五千余年前，青藏高原就有人类活动，所以说藏族主要来源于本地土著。而发羌、唐牦一类的羌人应是与甘、青、川、滇藏区的藏族有关，汉文史料中没有具体说羌人迁到今日的西藏，而只是提出一个方向，因而北来之说，不一定对”。他认为土著说与北来说是一种相对的说法，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北来说只是对西北古羌人大迁徙过分夸大的结论。同时，藏族的土著也具有多元性，那种只以西藏土著为中心的观点，也是不全面的。从语言的角度看，古代西北、西南诸羌大多说藏语，他们都是现代藏族的先民；从考古学角度看，代表康藏古文化的卡若文化和代表甘、青地区古文化的卡约文化，都是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存，两系文化又相互交会，表明青藏高原南、北土著都应是藏族先民的组成部分。

总之，土著说在藏族族源的源和流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对于藏族族源的多元性，特别是汉藏两民族密切的血缘关系，以及汉藏两族先民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对藏族形成的作用则是肯定的。或者更客观地说，青藏高原作为一个广大的民族走廊地带，地理上纵横千万里，时间上绵亘数千年，各部族之间互相影响、渗透、混融，在政治、经济、文化、血统上，反映出错综复杂的现象，“西藏麇集了许多族源不同的民族”，西藏文化具“多元性和复杂性”。李文实先生经长期研究后认为，追溯藏族的族源，应先从吐蕃王国开始，再上溯到西羌，最后再溯及原始社会人。六七世纪之间强大起来的吐蕃王朝，是由山南一个小部落统一了青藏高原而建立的。期间，征服了均属于羌种的西部的女国，东部的附国，北部的苏毗、白兰、党项等，并征服了部种为鲜卑族的吐谷浑。进而把疆土扩张到今甘、川、新疆地区，在民族方面包容了诸羌、汉、鲜卑、突厥等各种成分，形成新的吐蕃族，即藏族的先民。“藏族可以说是宋元间新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是吐蕃族的流，而吐蕃又是羌族的流，其最早的源，只能是原始社会的蒙古利亚人种了”。蒙古利亚人种，即黄皮肤的人群，这样又自然地与汉族联系在一起了。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羌”或“西羌”是我国历史上对居住在西部边境各族先民的泛称或统称，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被称作“羌”的诸部族散处西部各地，有些最初不一定有密切联系和血缘关系，在长期的共同发展过程中，互相自然同化融合，逐步成为新的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国藏族即是这样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