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忌生平
胡忌先生字仲平，原籍浙江奉化县，1931年生于绍兴上虞。1946年8月，随家移居上海。1948年1月，因患肺病自上海复兴中学休学。1952年冬，从皮簧名家苏少卿习老生，得借读其所藏《元曲大观》。1953年由父执介绍，拜复旦大学赵景深教授为师，此后在赵景深先生指导下，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尤偏重于戏曲、小说。曾协助赵景深先生编著《元明南戏考略》、《元人杂剧钩沉》，协助孑L另境修订《中国小说史料》。1955、1956年两年，先后发表《谈杂剧的收场》、《北曲杂剧演唱性别的讨论》、《金元戏剧的新资料——(针儿线)和(清闲真道本)》等金元戏剧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崭露头角，引起学术界的瞩目。
1956年9月，因赵景深先生推荐至广州，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王季思教授助理。次年春，返上海。4月，《宋金杂剧考》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57年夏至北京，在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担任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先后编辑过《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等重要学术论著。
1961年2月，胡忌先生因工作需要，调至辽宁省文学研究所。次年转调至辽宁省文联，为中国剧协辽宁省分会专门研究人员。1963年10月结婚。妻子黄绮静，1930年生于香港，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后曾在文化部、中国文联、南京大学等单位工作。1968年，胡忌先生在辽宁盘锦五七干校集中学习时被审查，被认为“犯严重政治错误”，1972年恢复名誉。1973年8月，调至辽宁省喀左县文化馆从事创作辅导和考古工作。
1978年11月，调至南京，在江苏省昆剧院艺术研究室工作，曾整理、改编昆剧传统剧目《牡丹亭》(上本)、《千忠戮·草诏》、《鸣凤记·写本》等。自1980年3月起，移家大行宫四条巷32号，直至去世。在南京工作生活的近三十年问，是胡忌先生一生最为安定的一段时间，其间曾与南京当地的学者，如南京大学的钱南扬、吴白匀、吴新雷、南京师范大学的唐圭璋等多有往还。又因学术或昆曲的原因，与外地的赵景深、任半塘、俞平伯、沈从文、夏承焘、谭其骧、施蛰存、谭正璧、俞振飞、周有光、张氏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等学者闻人及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岩城秀夫、田仲一成等有深厚友谊和书信往来。
1983年7月初，胡忌先生应邀参加了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国戏曲剧种史写作会议。会议之后，约请江苏省教育学院的刘致中先生共同撰写《昆剧发展史》。1984年夏，胡忌先生得到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历史系联合署发的邀请函，请其赴美讲学。在赴美讲学前，他加紧完成了自己负责的《昆剧发展史》写作任务，将书稿遗留的工作委托给刘致中先生，当年年底刘致中先生基本完成书稿。是书1989年6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1984年11月至次年11月，胡忌先生应耶鲁大学之邀，任该校卢斯基金访问学者(Luee Fellow)一年。在美期间，先后应邀至普林斯顿大学、夏威夷大学讲学，1985年年底返回中国。
1988年9月，应扬州师范学院(今扬州大学)之聘，兼任扬州师范学院博士生指导小组副组长，组长为任半塘先生。1990年曾应山西师范大学之邀，往山西临汾讲授宋元戏剧。1992年9月，自江苏省昆剧院退休。退休之后，仍读书、著述不辍，一如既往。先后应邀出席了国内外组织的一些重要学术会议，如1993年5月在台湾台北召开的关汉卿国际学术研讨会、1997年5月韩国汉城(今首尔)召开的中国古代戏曲研讨会等。
80年代初赵景深先生在世时，胡忌先生与其他赵门弟子李平、陆树嵛、陆萼庭、江巨荣等曾有襄助赵景深先生编撰“中国戏曲发展史”的规划，但因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施。因始终有写作戏剧史的宏愿，也为了先做一些基础性工作、聆听同行的意见，自1999年起，胡忌先生与洛地、陈多、王兆乾、任光伟等同好共同发起创办民间学术刊物《戏史辨》，至2005年初出至第4辑。
2005年3月下旬，胡忌先生因偶感风寒，引发肺心病，于4月8日在家中逝世，享年七十四岁。
胡忌的戏曲研究
胡忌先生闻名于学界，主要因其戏剧史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宋元戏剧及昆剧史的研究，其代表著作则为《宋金杂剧考》和《昆剧发展史》。宋杂剧、金院本的研究始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1913)，但王氏仅从曲调使用的情况来进行研究，故所得有限。上个世纪50年代，宋金杂剧、院本研究方面，先后问世的著作有李啸仓《宋金元杂剧院本体制考》、谭正璧《(武林旧事)所录宋官本杂剧段数内容考》和《(辍耕录)所录院本内容考》和胡忌先生的《宋金杂剧考》，这些论著较《宋元戏曲史》的研究皆有进步，其中尤以《宋金杂剧考》为代表。《宋金杂剧考》对《宋元戏曲史》及同类著作的超越不仅体现在史料的富赡，更体现在研究思路和方法的转变。首先，《宋金杂剧考》从“戏剧”的各个方面进行考察，脚色、演出、内容等皆在研究范围之内，这比之《宋元戏曲史》仅从曲调使用着眼，要全面得多；其次，《宋元戏曲史》仅仅将宋金杂剧当作中国戏剧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待，而《宋金杂剧考》不仅将其看作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戏剧，更将其看作是中国戏剧的一个重要类别，所以才能真正做到溯其渊源、明其流变；在资料使用方面，《宋金杂剧考》也搜集利用了许多《宋元戏曲史》及同类著作未及采用的文献和文物。故《宋金杂剧考》问世已近半个世纪，仍保持了其在这一领域的经典地位。
除宋金杂剧，胡忌先生在元杂剧研究方面也多有创获，相继发表过《北曲杂剧演唱人性别的讨论》(《文学遗产增刊》第1辑，作家出版社，1955年)、《谈杂剧的收场》(《文学遗产增刊》第1辑，作家出版社，1955年)、《从元曲谈到戏曲的问题》(《文学遗产》副刊，1957年)、《初为杂剧之始》(台湾关汉卿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3年)等重要论文，这些论文也多为学界称引。
胡忌先生一生与昆曲因缘甚深。1953年他经赵景深先生推荐，在曲家张允和寓所从张传芳学曲。1954年上海戏剧学校昆大班开办时，又从朱传茗、华传浩、郑传鉴等传字辈老艺人习曲观戏，经常参加赵景深先生主持的上海昆曲社的活动。1957年调北京工作时，亦曾积极参与俞平伯、张允和等曲家主持的北京昆曲研习社。1978年来南京后，除从事与江苏省昆剧院相关的编导、评戏一类的工作外，也较多参与了南京昆曲社的活动，同时与北京、上海及海外的昆曲家保持着密切往来。胡忌先生对于昆剧史的研究和关注始自60年代，1963年曾写成近二十四万字的《昆剧简史》(已完稿，不幸于“文革”中被毁)，终在刘致中先生协助下，完成五十余万字的《昆剧发展史》。《昆剧发展史》自腔调、曲家、作家、班社、演出等多方面陈述昆剧发生、发展和衰微的历史，案头与场上并观，史料丰富，对昆剧数百年的历史进行了翔实的描述。胡忌先生为昆曲界推重，主要因为是书。
与钱南扬、赵景深、王季思等前辈戏剧史家有所不同的是，胡忌先生的戏剧史研究并不限于“雅部”(昆曲)，他在“花部”戏剧研究方面也颇有心得。他早年因受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等论著的影响，也认为戏剧史上曾存在所谓“花雅之争”，“雅部”(昆曲)之衰微主要是因其在“花雅之争”中败北。他在晚年的文著中则在提出，“花”、“雅”主要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花雅同本”或“花雅同台”反倒是戏剧史的普遍现象。这种观念对今后中国戏剧史的重写无疑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这也反映了胡忌先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戏剧史研究中始终在积极探索，故能有不断的精进。
胡忌先生在戏剧史研究方面的学术贡献，文籍俱在，人所共睹，但他在词曲研究方面精深的造诣则少为人知。近代以来的词曲研究大概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词曲的历史性研究(主要是词曲家生平、作品的考证及版本、源流的梳理等)，二是词曲作品思想内容的解读，三是词曲的文体研究(主要是词曲的文体结构及乐体结构)。而词曲的文体研究乃是词曲史描述、词曲家历史定位及词曲作品解读的前提，故为词曲研究之核心，词曲之为“学”概基于此。但自近代吴梅、冒鹤亭、王易、龙榆生、夏承焘等前辈词曲学家相继故去之后，词曲的文体研究基本陷于中断，真正推进性的研究并不多见，而胡忌先生的词曲研究正是在前辈学者取得的业绩之上力求更攀登一步。胡忌先生的词曲研究始自上个世纪70年代，早在1974年前后，他已经对《事林广记》所收唱赚歌词、姜白石词谱、敦煌文献《云谣集》、张炎《词源》进行了细致的研读和研究，赢得前辈学者任中敏先生的赞誉(后来任先生敦促扬州师院聘任胡忌先生为导师应半缘于此)。自70年代初直至去世前，他一直在进行《词曲通论》、《唱赚史》两部著作的撰写和修改，80年代以来陆续发表的《沈瀛(竹斋词)中的套曲》(《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菊花新】曲破之发现及其意义》(《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辑)、《论南戏曲牌中慢、近两体》(收入《南戏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独占鳌头——(长生殿)中北曲的魅力》(《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41辑，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编，2001年)及《神通广大的“诗头曲尾”》等文都是于这两部著作的写作中完成的。
胡忌先生词曲学研究最大的贡献是“词套”的发现。金元北曲曲牌组织有“套”，北曲套又进一步影响和塑造了南曲套及南北合套，此为学界所共知，然而北曲套渊源何在?正是带着这一思考，胡忌先生发现了“赚”在曲牌结构组织中的重要意义，并进而在宋词人沈瀛所作《竹斋词》中发现了词的“套曲”，从而使《全宋词》中失校的【野庵曲】、【醉乡曲】这两个词套都得到补正。在研读词曲作品中，他还发现了“大曲”结构形式在宋词及戏文中的留存。南宋词人葛长庚《海璃集词》集中有【菊花新】九支，近代以来的词学家都未曾留意，胡忌先生将其与南宋戏文《张协状元》比勘，认为葛作【菊花新】九支后面五首的顺序应同于《张协状元》，为【前衮】—【实催】—【后衮】—【歇拍】一【终衮】。这九支【菊花新】即应是周密《齐东野语》中提到的【菊花新】曲破。沈瀛《竹斋词》中的“套曲”及【菊花新】曲破的发现，其意义并不止于对《竹斋词》和《海璃集词》可重新进行校理，而是可使我们认识到：唐宋大曲、唱赚、缠达、诸宫调、两宋词、南北曲等各种文艺是具有连续性的，词、曲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故《全金元词》、《全元散曲》所收作品多有重叠，《全唐五代词》和《全宋词》中所收的许多词作称之为“唐宋曲”或更妥当。
南北曲唱有“务头”、有“滚唱”(“叠腔”)、有“尾声”，由曲唱可逆推至词唱，正是出于这一观念，胡忌先生还进一步探索和分析了两宋词的词体构成。柳永《乐章集》和周邦彦《片玉词》二词集在宋人词集中词体结构最多变，校理最难，万树《词律》常一筹莫展，《全宋词》失校处甚多，胡忌先生从“务头”、“滚唱”(“叠腔”)、“尾声”等角度入手，对柳、周二家常用的【曲玉管】、【夜半乐】、【安公子】、【塞翁吟】、【西河】、【绕佛阁】、【双头莲】等词牌都重新进行了校理。
从中国韵文的传统看，词、曲本密不可分，词曲研究也本应通观并举，这在任中敏、卢前、钱南扬等吴梅弟子一辈仍如此，唯各有专攻而已。但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学科专业划分的愈加细密，“同学”、“(戏)曲学”专业出现后，专业研究者彼此间的隔膜愈深，这种状况自不利于词曲研究的深入。胡忌先生的词曲研究之所以多有创见，主要原因是他能填词作曲，深具词曲研究各方面的修养，故多具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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