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简介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 作家，文学史家，著名学者，字西谛，书斋用“玄览堂”的名号，有幽芳阁主、纫秋馆主、纫秋、幼舫、友荒、宾芬、郭源新等多个笔名，曾就读于北平铁路专科学校 ，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

五四运动期间，与瞿秋白耿济之创办《新社会》杂志，倡导新文化运动。1920年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文学周刊》与《小说月报》，并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与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科院文学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1954年任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开罗访问途中，飞机在苏联境内失事遇难身亡。

主要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俄国文学史略》、《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等。

郑振铎的戏曲研究

尽管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人，但是与卢前、任中敏、钱南扬等现代曲家相比，郑振铎的治学经历有着明显的不同。他毕业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所学专业与文学艺术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不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而转行的话，他本来应该以一个火车站站长的身份而终其一生的。就治学经历特别是其戏曲研究而言，郑振铎可谓自学成材，并非科班出身，未曾受到系统、严格的学术训练，也没有机会得到吴梅等著名学者的亲传，他本人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也谈到这一点：

“我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没有什么深厚的根底。在私塾里读过《左传》，但别的经传便不能成诵了。我没有跟从过名师，只有一位黄晦闻先生是我大学里的国文教师，他教的是古文，没有给我什么影响。……在对于小说、戏曲和民间文学的研究方面，尤为‘独学无侣’。”对文学的强烈爱好和兴趣指引郑振铎走上了学术之路，成就了一位优秀的学人。

同时还要说明的是，郑振铎一生在多个领域都有建树，学术研究并不能概括其全部的事业，因为在此之外，他还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文化活动，比如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建国后担任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等。作为一位新文学作家，他在小说、散文的创作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就像他的一个朋友所描述的：“在文学工作中，你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你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也正是为此，作家、编辑、社会活动家的头衔和光环往往遮掩了其作为学者的身份，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未能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郑振铎在学术研究上固然得兴趣广泛、视野开阔之利，但也可能会产生不够精专之弊，将其与那些基本不参与社会活动，专力于学术研究的纯粹书斋型学者相比，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出这一点。不过，人生的得失是不可一概而论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个人的资质和兴趣选择那种最能充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方式，毕竟学术研究只是其中的一种，并不是人生事业的全部。

当然，这样说的目的主要在探讨郑振铎治学的特点，并不是要否定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抛开其他领域的建树不谈，仅就学术研究这一方面而言，郑振铎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相当丰硕的，贡献颇多，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从郑振铎的各类著述来看，所涉猎的领域相当广泛，他不仅对古代文学的各类文体皆有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而且在文学之外的文物、考古、版画等领域也有不少建树，编印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中国版画史》、《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书籍，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多面手。

广只是郑振铎学术研究的一个特色。在广的基础上，他也有自己重点专攻的领域，那就是通俗文学，特别是小说研究方面的探索，建树颇多，受到学界的称许。相比之下，其戏曲研究虽然也有不俗的成就，但人们关注较少，重视不够。近年来，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有鉴于此，本文对此进行专门介绍和探讨，从一个侧面展示郑振铎学术研究的成就与特色。

郑振铎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研究戏曲的，三十年代曾在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戏曲史，直到临去世前还在撰写《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的序言，这样前后算起来有三十多年的时间。可以想象，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在这一领域肯定还有更多的建树和贡献，别的不说，仅完成《古本戏曲丛刊》这一项工作就已造福学界，功德无量了。在戏曲研究方面，无论是文献的搜集、整理，文本的解读、剖析，还是史的梳理、把握，郑振铎都取得颇为值得关注的成就。

总的来看，郑振铎的戏曲研究具有如下两个较为明显的特点：

一是其戏曲研究通常与个人戏曲文献的搜集、整理结合在一起。郑振铎特别注重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一生节衣缩食，孜孜以求，收藏了大量珍贵的戏曲文献，不少重要戏曲文献就是由他发现并首先披露的，为保存民族文化典籍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他的戏曲研究也往往可以看作是其戏曲文献搜集、整理工作的一个生动记录。戏曲文献新发现对戏曲研究的积极推动作用，可以从其文章中较为鲜明地体现出来。

一是其戏曲研究往往与小说、说唱等其他通俗文艺的研究结合起来，视野开阔，触类旁通。与赵景深、阿英等同时期的学人一样，郑振铎有着较为通达的俗文学观，并不仅仅局限于戏曲一隅谈戏曲，而是将其放在俗文学的大背景中考察，关注彼此的互动关系，充分挖掘其学术价值。这是一种良好的学术传统，可惜后来未能得到很好的继承。建国之后，随着学科分工的细密，小说、戏曲、说唱文学变成各自独立的学科，相互之间缺少充分的沟通和交流，这样不仅使各自领域的研究者眼光狭窄，而且也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发展。在探讨郑振铎戏曲研究的特色时，强调这一点是有着现实意义的。

说到郑振铎的戏曲研究，不能不提及他的曲学收藏。在中国现代诸多收藏家中，郑振铎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其藏品不仅数量大，珍品多，而且也很有特色。这表现在其收藏并非仅仅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基于自觉的学术目的，与学术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此，郑振铎有着比较明确的认识：“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有时，连类而及，未免旁骛；也有时，兴之所及，便热中于某一类的书的搜集。总之，是为了自己当时的和将来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计划所需的。”可谓人有我有，人无我亦有，对那些被人忽视的通俗文学则给予特别的关注，重点搜罗。这种做法与那些出于兴趣、升值目的的旧派收藏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也可以将郑振铎称作新派或学者型收藏家。当时这样的新派或学者型收藏家还有一些，如马廉、阿英、傅惜华等。

总的来看，郑振铎藏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历代诗文到通俗文学，从古代版画到经史典籍，无不在其搜罗之列。其搜书之用心，之勤勉，都是值得称道的。用他本人的话来描述就是：“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由于时局的动荡和生活环境的变化，郑振铎的藏书屡有损失，或毁于战火，或为生活所迫而出让，变化较大，至于其一生藏书的总量，难以有一个准确的统计。《西谛书目》一书反映的为其晚年藏书的情况，据该书所载，除外文书、通行常见旧版书和新版书外，仅古籍一项就多达7740种，由此可以对其藏书情况有一个感性的了解和认识。

戏曲、小说、说唱文学等通俗文学在郑振铎的藏品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这也是其收藏的特色之所在，正如其本人所说的：“于诸藏家不甚经意之剧曲、小说，与夫宝卷、弹词，则余所得独多。”“于宋、元以来歌词、戏曲、小说，搜求尤力，间亦得秘册。”之所以要下如此大的功夫来全力搜求，这与当时通俗文学的研究状况有关。作为二十世纪现代中国一门新兴的学科，通俗文学研究由于先前受到主流文化的歧视和排挤，缺乏足够的学术积累，文献散失严重。因此，研究需要从最为基本的文献搜集工作人手。由于当时公共图书馆也处于起步阶段，此类收藏不多，远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于是，一些研究者只能以个人收藏的方式来积累文献。

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通俗文学研究中，个人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对通俗文学文献学的创建有着相当大的推动和贡献。在回顾这段学术历程时，对此是应该给予说明和强调的。

郑振铎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进行戏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数十年间，虽历经战乱、动荡及个人生活的贫困和漂泊，书籍不断散失而坚持不懈，因而得以收藏许多珍贵的曲学书籍，如明隆庆刘龙田刊本《西厢记》、明嘉靖刊本《雍熙乐府》、《九宫正始》等。他在抗战期间积极奔走，帮助北平图书馆购藏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传奇经历更是被学界传为佳话。

郑振铎一生藏曲的总量，因屡有变更，很难做出准确的统计。不过通过下面一件事可以想见其收藏之富之精：1932年11月19、20日，郑振铎在其北京的住宅内举办了一次北西厢记展览会，会上共陈列明清刊本《西厢记》27种，其中除6种系借自北平图书馆外，其他皆出自其个人的珍藏，且“多为坊间所不易得之善本”。仅《西厢记》一剧就收藏了如此丰富、珍稀的版本，郑振铎藏曲的丰富、精良自不难想见。难怪有人称其“于宋元以来歌词戏曲小说，搜求尤力，其所藏为海内私家之冠”，“关于小说戏曲之秘籍，收藏为一时海内冠”。只要对郑振铎的藏曲情况有所了解就会知道，这并非夸饰之语，不过是实际情况的描述而已。

郑振铎的藏曲以1939年为界，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戏曲收藏情况可以从其所编的《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附补遗》一书中反映出来。该书为郑振铎个人藏曲目录，全书分杂剧、传奇、曲选、曲谱、曲话曲目5个部类，共收录戏曲作品及相关著述366种，其中明清杂剧49种，明清传奇259种，曲选15种，曲谱19种，曲话12种，另有补遗12种。而这不过是其藏曲中的部分精品，并非全部收藏，因为“通行刊本千余种，均摈去不录”。后一个阶段的戏曲收藏情况则可由《西谛书目》一书反映出来。该书为郑振铎去世后其友人所编，共收录各类曲学书籍667种。

抗战时期，郑振铎所藏戏曲书籍在战乱中散失不少，有些则出于“兵燹频仍，保存不易”的考虑转让给北平图书馆，他曾先后两次向该图书馆转让善本戏曲书籍84种。稍后，他又振作起来，重新开始戏曲文献的收藏，“他的搜集注重戏曲和小说，凡是罕见的，不管印本抄本，残的破的，他都当做宝贝”。据说在抗战期间，“从徽州、苏州、扬州、浙东等地流到上海的杂剧传奇中的精本，十之六七都归西谛所有”。经过广泛的搜罗，又得到不少珍本秘籍。这样，郑振铎一生收藏的戏曲文献除去重复，总数当在千种以上，这在中国现代藏书家中无疑是首屈一指的。郑振铎的藏书在其去世后由家人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得到了较为妥善的保存，今天仍然在服务读者，发挥其重要学术价值。

郑振铎不仅自己广为搜罗，而且还帮国家购藏了不少珍贵的戏曲文献，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他协助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原为明代藏书家赵琦美旧藏，几百年来，藏主屡变，下落不明。1929年10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刊出署名丁初我的《黄荛圃题跋续记》一文，披露了这批珍贵戏曲文献还在人间的消息。郑振铎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重视，立即追索该书的下落，但由于丁氏秘籍自珍，故布疑阵，结果未能如愿。郑振铎并不灰心，由此以后“耿耿不忘于心，也念念不忘于口。见人必问，每谈及元剧，则必及此书”，他相信“如果访到了时，元剧的研究，必是要截然一新其面目的”。功夫不负有心人，1938年5月，郑振铎得到确切消息，在经过一番周折之后，终于使这批“国宝”得到妥善的保存和收藏。

郑振铎帮助北平图书馆购藏到该书后，十分兴奋，他撰文感叹道：“较之往日发现一二种杂剧即诧为奇遇者，诚不禁有所见未广之叹”。他高度评价这一发现“不仅在中国戏剧史的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们说来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国文学宝库里，或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里，也是一个太大的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早在为这批戏曲文献积极奔走的时候，郑振铎就致信同样关注此事的张元济，希望能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以广流传，因为“此种孤本书，如不流传，终是危险也”。后商务印书馆答应此事。随后，郑振铎又参与了选目、校订等编务工作，同时，他还在其所编的《文学集林》杂志刊布有关《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消息和研究成果，如他本人的《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一个改正》、徐调孚的《脉望馆本关汉卿杂剧叙录》、《苏子瞻风雪贬黄州叙录》等，其第一辑还刊载了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4则书影。

需要说明的是，郑振铎不仅在国内广为搜罗，而且还将目光投向海外。他是第一个到欧美各国寻访通俗文学文献的现代学者。1927年6月25日，郑振铎远赴欧洲，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月的时间。“此次欧行的目的之一，便是到各国的重要图书馆中，阅读他们收藏的中国书，尤其注意的是小说和戏曲”。其间，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查阅了不少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作品，《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就是这次访书的记录。该文所记只是国内较少见到的书籍，并非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全部。其中以小说居多，戏曲只介绍了《韩朋十义记》、《虎口余生记》、《西江祝蝦》、《双翠圆传奇》、《砥石斋二种曲》、《双鸳祠传奇》等6种，那些通行习见者如《元曲选》、《六十种曲》等就没有专门进行介绍。不过，能在异域的一家图书馆发现如此多的戏曲珍藏，已经是很大的收获了。更为重要的是，此举扩大了人们的眼界，引起学界对域外珍贵中国文献的关注。

正如郑振铎本人所讲的，他广为收罗各类文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既然是出于学术研究的公心，对待书籍的态度和方式自然与那些旧派藏书家不同。得到珍本秘籍之后，他不是深藏高阁，秘籍自珍，而是将其公之于众，化身千万，服务学术。为此，郑振铎一生整理、刊布了许多重要文献，其中较为著名者如《玄览堂丛书》、《世界文库》、《中国版画史》、《十竹斋笺谱》等。

就戏曲而言，郑振铎也整理、刊印了不少重要的戏曲选集和总集，如《清人杂剧》初集、《清人杂剧》二集、《长乐郑氏汇印传奇》、《古本戏曲丛刊》等，使珍稀、分散的戏曲文献得以集中刊布，为研究者的阅读和利用提供了许多便利。以下稍作介绍。

《清人杂剧》初、二集是郑振铎编印的一部大型清人杂剧总集。他有感于清代“杂剧之盛，远不若诗词古文。撰作虽夥，汇辑莫闻”，且“康、雍以后，类多单本，殊鲜汇编。其幸存于今者，仅亦什一而已，若昉思之《四婵娟》剧，红友之《珊瑚》、《霓裳》，目在书亡，增人慨惜。及今而不为辑录，则什一之仅存者，几何不消亡殆尽乎”?于是产生了汇编清人杂剧、保存曲学文献的想法。郑振铎个人历年所搜清代杂剧有200多本，他决定在此基础上进行。其选编的原则是“于清代各家剧集，悉收其全，不加别择”，并“悉依原本影印”，力求保持作品原貌。原计划出版五集，选收作品320种，其中初集、二集、三集各收40种，四集、五集各收100种，同时还刊印元明杂剧初集20种。按照这样的计划，其所收作品数量远非《元曲选》、《六十种曲》等前代曲籍能比，可谓规模空前，已具后来刊印《古本戏曲丛刊》的雏形。

由于条件的限制，该书只出版了两集，即《清人杂剧初集》、《清人杂剧二集》。两书分别于1931年和1934年影印出版，共收清人杂剧80种。虽然这只是郑振铎计划中的一小部分，但已开汇辑清人杂剧之先河，对研究清代戏曲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直到今天，仍是研究清代戏曲的必备书目。在选择底本时，郑振铎特别注意收入那些未刊的稿本，并进行精心校勘，因为“斯类未刊之稿本，少纵即逝，固不能不亟为之传布于世也”。可见他编印该书的目的与前人注重古本、旧本的做法有所不同，主要是出于保存古代戏曲、为研究者提供方便的实际需要。

《长乐郑氏汇印传奇》是郑振铎编印的一部明清传奇选集。按照他的设想，“先成第一集，集传奇六本，墨版行世。继之或将有二集、三集以至十集、廿集之印行，夫唯力是视耳，固不仅以续阅世道人之六十种自域也”。计划颇为宏大，但实际上只刊印了第一集。第一集选收郑振铎本人所藏的六种传奇作品，原则上“以孤本流传之明传奇为先，汲古已刊者摒之，继以清初诸大家之作”。

编印《清人杂剧》初、二集、《长乐郑氏汇印传奇》是在建国前，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这些工作皆未能全部完成，令人惋惜，郑振铎编印大型戏曲总集的计划迟迟难以实现。建国后，随着研究条件的改善，他终于有了完成心愿的机会和条件，于是便有了《古本戏曲丛刊》的编印。

《古本戏曲丛刊》是由郑振铎发起、主持编印的一部大型戏曲总集。他有感于戏曲文献搜集的困难和艰苦，一直想“把古剧搜集起来，大规模地影印出来，作为研究的资料”，“使之化身千百”，“能为今人所用”。为此，他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已出版的前四集中，“负担了全部的编集之责”。可惜郑振铎于1958年10月在出访的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否则，《古本戏曲丛刊》当能完成更多，而不会像现在这样一直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让学界望眼欲穿。

《古本戏曲丛刊》于1954年出版初集，到目前为止已出版初、二、三、四、五、九集，共收录戏曲作品772种。该书可以说是对二十世纪上半期戏曲文献搜集整理工作的一个总结。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它搜罗广泛，收录完备，博采当时大陆地区各公私藏书机构藏曲之精华，使戏曲研究者半个世纪以来所搜集的戏曲珍籍得以集中刊布。全书所收戏曲作品既有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这些大馆的珍藏，也有以前不为戏曲研究者所注意的四川图书馆、温州图书馆等一般图书馆的藏品；既有郑振铎、傅惜华等名家的珍品，也有一些普通人的收藏。

二是《古本戏曲丛刊》的编印集中了当时戏曲研究界的骨干力量。郑振铎之外，杜颖陶、傅惜华、吴晓铃、赵万里、阿英、赵景深、周贻白等也相继参与进来。这些学人在建国前即已从事戏曲研究，成就卓著。他们的参与保证了全书的高品位和高水准。

《古本戏曲丛刊》秉承《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元曲选》、《六十种曲》、《盛明杂剧》等前代曲籍的优良传统，将历代戏曲作品汇为一编。其规模、其质量已远非古人能比，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编印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出于爱好和兴趣，而是有着更为明确的学术追求和目的，因而《古本戏曲丛刊》质量更精良，具有更高的学术品位，和戏曲研究结合得更为紧密。全书的特点和文献价值据邓绍基的总结，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收录同一部作品的不同版本，第二，收录梨园传抄本；第三，辑印前代戏曲总集；第四，峻录大量孤本和罕见剧本。除第四点，其他三点都是前代曲籍未能做到或忽略的，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按照郑振铎最初的设想，“初集收《西厢记》及元、明二代戏文传奇一百种，二集收明代传奇一百种，三集收明、清之际传奇一百种”，“四、五集以下则收清人传奇，或更将继之以六、七、八集收元、明、清三代杂剧，并及曲选、曲谱、曲目、曲话等有关著作。若有余力当更搜集若干重要的地方古剧，编成一二集印出。期之三四年，当可有一千种以上的古代戏曲供给我们作为研究之资”。可惜郑振铎生前只完成了前四集。在他身后，成立了新的编委会，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只完成了第五、九集，其他各集则杳无音信。当人们带着惋惜之情来谈论这部似乎永远也完不成的大型戏曲总集时，无疑会对郑振铎充满感念之情。

搜罗戏曲文献，编印戏曲选集、总集之外，郑振铎还撰写了不少研究著述，对戏曲的诸多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与其他研究者相比，郑振铎没有专门的戏曲论著，所写多为散篇文章，不过将这些文章集中在一起，还是可以看出他对戏曲的见解及研究特色的。

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书中，郑振铎完整、系统地阐述了对中国戏曲的认识。该书于1932年出版，1957年重版时，又补写了4章。全书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描述通俗文学的发展历程，其中戏曲部分占有很大的比重，这在当时的文学史著作中可谓独树一帜。在该书中，他设置了《戏文的起来》、《杂剧的鼎盛》、《戏文的进展》、《明初的戏曲作家们》、《昆腔的起来》、《沈璟与汤显祖》、《南杂剧的出现》、《阮大铖与李玉》等8个专章，并附有四十多幅珍贵的戏曲插图，对中国戏曲的发展演进轨迹进行了宏观的描述，同时还对戏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现象，比如中国戏曲为何产生最晚，戏文、杂剧的起源，中国戏曲与印度戏曲的渊源关系等进行了探讨，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作者重视文献的学风也体现在该书中，他对中国戏曲发展历程的描述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学界的认知水平。

如果说《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代表了郑振铎对中国戏曲的整体见解，那么其单篇论文则代表着他对中国戏曲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认识。根据这些文章的性质和内容，可以将其分为如下两类：

一是对戏曲文献的梳理和研究。

此类研究是与郑振铎本人搜集、编印戏曲文献的工作同步进行的，这也是郑振铎戏曲研究的重心和特色所在。他不仅自己广为搜罗，而且对学界有关戏曲文献研究的进展也十分关注，对“许多同好的先进们和友人们的辛勤的收获，总是表示着无限的敬意。要完成一部什么中国戏曲史之类的著作，是非依靠着他们的书库不可的”。他的不少文章就是专门介绍这一领域最新动态的，如《记一九三三年问的古籍发现》、《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现》等，都对戏曲文献的最新进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对此，他是持乐观态度的：“我们在戏曲史研究方面的长足的进步，实在已比任何种文体的史的研究为优越。单就元、明传奇而论，其新发现的资料，假若能约略加以整理一下的话，真要使十余年前的研究者吃一大惊的。”

在郑振铎的戏曲著述中，有不少是对新发现戏曲文献的介绍和描述。这些著述或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刊布，或以题跋的形式写在原书上。如《关汉卿绯衣梦的发见》、《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西游记杂剧》、《钞本百种传奇的发现》、《姚梅伯的今乐府选》、《投笔记》、《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等。这些文章大多篇幅不长，着重对具体戏曲文献形态的描述和勾勒，其价值并不在精和深，而在它及时地向学界披露了新发现的戏曲文献，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研究信息，为更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便利。

与此相关的另一工作是编制戏曲目录，这是对戏曲文献的初步梳理。这些戏曲目录除反映个人收藏情况的《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附补遗》之外，郑振铎还编制有《关于中国戏曲研究的书籍》、《中国的戏曲集》、《中国戏曲的选本》、《元曲叙录》、《传奇的繁兴》等专题戏曲目录。在这些戏曲目录中，以《元曲叙录》篇幅最大，也最值得注意。该目曾在《小说月报》杂志连载，共著录了近70部元代杂剧。在该目中，郑振铎一改以往的著录方式，除介绍作者、版本等基本情况外，还以折、楔子为单位，增加剧情、登场人物、宫调、题目及正名等著录项，为读者提供更为丰富、详细的信息。这种著录形式充分考虑到戏曲自身的体制特点，与一般目录著作不同，无疑会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应该说，这是一种十分有益的探索，为其后戏曲目录的编制提供了可贵的启发和借鉴。

据郑振铎本人介绍，他曾编制有《元明以来杂剧总录》一书。全书分杂剧总集及杂剧选、元代杂剧(上、下)、明代杂剧和清代杂剧五卷。在编排上，以“作者为纲，体别为纬；先及杂剧，后著戏文及地方戏”。每个剧目著录项包括剧名、作者、版本、剧情梗概、存佚等，并摘录相关的序跋凡例及资料。该书还重点对王国维的《曲录》一书进行订补：“于《曲录》所误，必一一为之辩正，亦并采人中敏先生之说。”由此不难想见该书的大体情况。从郑振铎所介绍的情况来看，他于1934年前已完成了该书，但令人遗憾的是，该书除在《文学季刊》上刊载部分内容外，一直没有公开刊布，其中原委，难以确知。

在戏曲曲文的辑佚方面，郑振铎也下过不少功夫。他曾撰文介绍这一工作的进展情况：“搜辑宋元及明初的戏文和杂剧，已有多年，因为手头材料的不充分，迄今还只有底稿，而不敢出以问世。”据他本人讲，其辑佚之作尚有钱南扬、赵景深、冯沅君诸家“所未及者”。根据《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各章后参考书目所列，郑振铎编有《宋元戏文辑逸》、《元明杂剧辑逸》二书，并云“近刊”。但似乎一直没有公开刊行。

另据郑振铎介绍，他曾“把《雍熙乐府》诸书及诸北曲谱里所载的元剧遗文搜辑出来，也是足资学人们的研究的。这工作，我已作毕”。可惜这一重要的辑佚著作同样未曾公开刊行。

二是对戏曲史相关问题的探讨。

戏曲文献的探讨之外，郑振铎还对戏曲史上的不少重要问题和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比较而言，投入精力最多、最能体现其成就的是对元代戏曲的研究。

郑振铎对元代戏曲的研究较为系统、深人，其中有对元代戏曲的整体观照，如《元明之际文坛概观》，有对元代戏曲题材、内容的详细分析，如《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有对元代戏曲角色、体制的认真辨析，如《净与丑》、《论北剧的楔子》，有对元代戏曲作家的深入剖析，如《关汉卿传略》、《论关汉卿的杂剧》、《马致远杂剧》等。

郑振铎对元代戏曲的研究也有自己的特点，他在分析作家作品的题材、内容等问题时，喜欢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来谈，将其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注意作家、作品的内在特性与各种外在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他在探讨元明之际戏曲的发展演进情况时，首先介绍了这一时期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科举制度的荒废、统治阶级的粗暴，指出这些因素对文人的心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造成了他们的失意，这种影响也从作品的思想、情调上体现出来，“产生了许多往昔所少有的鼓吹达官享乐的歌曲，歌颂隐居生活的诗篇”，由此“构成了这时代前半期的文学的特色”。他同时又指出，这一时期的经济仍然有“突进的发展”，商业发达，都市繁荣，“使得当时种种的民间娱乐与民间文艺皆有了突飞的进展与成就”，戏曲正是在此背景下获得大发展。既看到外部文化因素的负面影响，又指出其中的积极成分，这种认识是全面而深入的。在《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等文章中，郑振铎也采用了这种偏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研究方法，郑振铎还是十分重视的，曾写过《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一文，专门探讨这一问题。

对清代杂剧、中国戏曲选本等，郑振铎同样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此外，与戏曲关系十分密切的散曲也受到郑振铎的关注。这表现在：他收藏了不少珍贵的散曲书籍，并编有专题藏书目录，《所藏散曲目》一书即反映了他在此领域的丰富收藏，据其本人介绍，“散曲自来无专目，有之自此目始”。在广为搜罗珍贵典籍的同时，郑振铎还对散曲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书中，他对散曲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设立《散曲作家们》、《散曲的进展》、《嘉隆后的散曲作家们》三个专章。在《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中，他设立《元代的散曲》专章。两书的散曲部分对元明两代散曲发展的整体情况进行描述和介绍。另外他还撰有《跋图书集成词曲部》、《盛世新声与词林摘艳》、《元明以来女曲家考略》等专题研究文章。散曲研究，历来不受重视，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尽管成为一门专学，但与诗、文、小说、戏曲等文体相比，仍然最为冷清。郑振铎在此领域的建树对散曲研究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也因此和卢前、任中敏等一起被尊为现代散曲研究的开创者，有研究者称其为“近代散曲学的殿军和结束者，又是现代散曲学的先锋和揭幕者”。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高且还比较恰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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