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星煜简介
蒋星煜(1920一 )，当代古典戏曲研究家。江苏溧阳人。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曾任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图书职员，中华教育电影厂编辑，南京中央通讯社记者。1949年后历任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华东文化部艺术处干部，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1995年曾获中国作家协会抗战时期从事文学创作老作家荣誉纪念牌。1942年开始发表作品。有关《西厢记》专著计七种，分别出版于北京、上海、中国台北与日本。著有专著《以戏代药》、《中国戏曲史钩沉》、《中国戏曲史探微》、《〈西厢记〉考证》、《中国戏曲史索引》、《中国戏曲史拾遗》、《〈西厢记〉新考》、《〈西厢记〉罕见版本考》等10部，历史人物传记《海瑞》、《况钟》，历史小说集及散文随笔集《海瑞的故事》、《文坛艺林见知录》、《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颜鲁公文书学》，《历史故事新编》、《包拯海瑞的故事》、《公主的镜子》、《大理寺正卿的失踪》，主编《辞海》(编委、分科主编)、《中国戏曲·曲艺辞典》(分科主编)、《元曲鉴赏辞典》、《十大名伶》，改编戏剧剧本《南包公海瑞》、《李世民与魏征》、《司马迁》、《陆绩还乡》、《海瑞巧办胡公子》，改编广播剧剧本《南都名伶》，《元曲鉴赏辞典》、《明清传奇鉴赏辞典》，为《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常务编委，《六十种曲评注》顾问与《总序》执笔者，曾为著名科学家、文学家、作家出版书籍立传成集。专著《明刊本〈西厢记〉研究》、《〈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分别获1984年、1999年中国戏剧家协会理论著作奖、国家文化部文化艺术优秀成果奖。
蒋星煜的戏曲研究
将星煜先生从事学术研究特别是中国戏曲研究达半个世纪以上，博大精深，有卓越的建树，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正如马少波先生给他的赠诗所概括的：“独开蹊径叹狂痴，致远钩深乃大师。天道酬勤非虚语，盈亏稼穑岁寒知。”特别是蒋先生对《西厢记》的研究迄今已经历了五十六个寒暑，出版的专著有《明刊本西厢记研究》、《西厢记罕见版本考》、《西厢记考证》、《西厢记新考》、《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西厢记研究与欣赏》六部，另有与上海图书馆合作编著的《西厢俪影集》一部。其中《明刊本西厢记研究》曾获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曾获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蒋先生为《西厢记》研究作出了极大贡献，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
综观蒋先生有关《西厢记》研究的论著，其主要特点是：将文献学、文艺学、文化学三种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其中又以文献学的研究为特色。
关于蒋先生在《西厢记》研究中将文献学与文艺学方法结合的特点，日本汉学家耆宿波多野太郎在《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序》中已经指出：“他一来以乾嘉之文献学作基础，二来用戏剧家之文艺科学为武器，纵横浏览很多地区的地方戏，进行了研究工作。所以他并不是呆若木鸡式的书斋学者，并不是道貌岸然的经院式学者。考究新颖，考核精细。此书一出，就裨益国内外学界也不少。”古籍版本的研究，是一项艰巨而细致的工作，仅有版本学、目录学方面的知识还是不够的，还应当有更为广博的学识修养，正如蒋先生本人在《中国戏曲史探微·后记》中所说：“基础恐怕打得宽广一些为好。”他总结自己的心得说：“至于我自己，是从研究明史人手搞戏曲史的，自然而然就以明代戏曲史为主了。对于具体的古典戏曲作品，又以对《西厢记》兴趣最浓。所以去研究明刊本《西厢记》，决不是偶然的。在漫长的岁月中，我读了不少明人的诗集、文集，读的时候也并不抱着什么一定要解决某个问题的目的，也只是满足自己的求知的愿望而已。这样经过多年，所读的书数量上是可观的。正是有了这些积累，我思考问题的时候，觉得可以依靠或依据的资料不少，有时竞有一大堆。假使临时去查资料翻索引，那就难免旷日持久，难以应付了。”的确，正由于蒋先生对经史子集都很熟悉，对明代较少见的野史和诗文集更是爱不释卷，因而在研究明刊本《西厢记》的时候能够左右逢源，触类旁通，发前人所未发；所探者或微，而所见者常大，能给读者以多方面的启发。
蒋先生《西厢记》版本研究的收获和成果，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比较具体地介绍了现存所有明刊善本《西厢记》的版本，并清理出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影响。
在中国古典戏曲作品中，《西厢记》版本之富，是无与伦比的，现知仅万历以来的明刊本就有六十种左右；而其版本情况的复杂，也是罕见的。蒋先生对现在国内所藏明刊本，以及一些海外所藏明刊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初步理出了明刊本《西厢记》的版本系统，这不能不说是《西厢记》研究一项重要的进展。
如周宪王本、碧筠斋本、朱石津本三种现虽散佚，但能证明确实存在过，而且某些现存的版本还或多或少有着这些版本的遗迹。如顾玄纬本，亦已无存，但亦确有此书，推测今存《会真记补编》即为其附录。金在衡之《西厢正讹》一书亦已无存，但从明刊诸善本之批注、校勘文字中可以了解此书之大致轮廓。
对现存的李卓吾本、徐文长本均列述其各版本之特点，对其中某些刊本的真伪问题提出了疑问。蒋先生认为无论李卓吾本还是徐文长本均在五种以上，笼统地提李卓吾本或徐文长本都是极不科学的。同时他指出《羊城佑卿评本西厢记》不具备任何徐文长本的特点，是赝品无疑。至于金陵师俭堂刊《汤海若评本西厢记》，虽托名汤显祖，但其评论文字全是李卓吾的原文或从李评本《西厢记》中搬来，仅对其中部分加以改写，实际上是经过特殊包装的李卓吾批本。
明代龙洞山农与王骥德所推崇的明刊顾玄纬本、金在衡本、徐士范本三种善本，前两种清人已经极少提到。徐士范本在清代宣统年间刘世珩刊行《传剧汇刻》时曾看到，将近一个世纪已音讯杳然。蒋先生查访到此书后，乃写长文作了评述，并将世人迄未寓目的徐士范原序以及弁于卷首的程巨源《崔氏春秋序》摄制书影，一并公之于众。另一重大发现为朱素臣之《西厢记演剧》，此书不见于任何藏书家之目录或笔记，而校刻之精美实属一流。不仅是《西厢记》这一瑰宝继承、发展的珍贵见证，也是朱素臣生平及交游的难得史料。本来人们只知他是《十五贯》的作者，还写了《翡翠园》等传奇而已，其他情况所知极少，得此书后，可知他和汪懋麟、李书楼诸人的亲密友谊。而北杂剧在清初尚有完整演出，从此书中亦可略知大概。
第二，通过版本考证，对《西厢记》的完成时代、作者、校评者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鉴定、认识与评价。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是几百年来戏曲史上反复论辩而迄今未能彻底解决的老大难问题。论辩各方所依据的资料大都是周德清《中原音韵》、钟嗣成《录鬼簿》、朱权《太和正音谱》以及某些方志、笔记等。蒋先生则认为应当重视从明刊本来考证其原作者，因为明代离《西厢记》产生的时代比较近，而且“应该首先看书本上对作者姓字是如何题署的，其他论著、方志、笔记只能作为旁证。仅仅根据论著、方志、笔记来研究考证，虽然不能说是舍本逐末，至少也应该说是忽略了最主要的一环的”。3。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为此，蒋先生对徐士范本、熊龙峰本、继志斋本、李根本、周居易校刊屠隆校正本、王李合评本、凌漾初本等刊本的作者题署和考证进行了梳理、研究，“结论只能是王作关续”巧3。应当说，蒋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十分客观、审慎的。
对于明清两代较著名的《西厢记》评点校刻者、整理改编者的生平事迹，蒋先生尽可能钩稽出一个大致的框架，特别是对五四以来迄未有一人评述过的徐奋鹏、余泸东、张深之等人的闾里、经历、著述、交游作了或简或详的介绍。如考证出《西厢定本》的整理改编者巢葸硕人与《新刻徐笔峒先生批点西厢记》的徐笔峒实为一人，即徐奋鹏，所不同的地方是前者改编谨严，后者批点粗俗而已。又何璧此人，赵景深教授已作过初步考证，蒋先生在其基础上又深入了一步，赵先生也颇为赞许。弄清这些评注校刻者的经历和思想，对于研究《西厢记》的传播接受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对《西厢记》评点校刻者、整理改编者进行研究的时候，蒋先生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时有新的发现。如毛奇龄，原来人们都认为
他是以经学家身份治《西厢记》的，而蒋先生认为他和高度评价《西厢记》的徐文长、李卓吾、金圣叹三位“异端”、“怪物”一样，也可以划入“怪物”一族。蒋先生引全祖望《鲒埼亭文集》中的毛奇龄传，证明毛奇龄言谈行动之怪诞、疏狂，与徐文长、李卓吾、金圣叹三人并无二致，而毛奇龄论定的《西厢记》三百年来却评价甚高，这种现象，蒋先生认为值得仔细研究，并指出封建礼教之所以把《西厢记》视为洪水猛兽，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他们害怕书的本身，也害怕高度评价《西厢记》的思想家。
第三，对《西厢记》的异文进行了考辨。
现存明刊本与清刊本《西厢记》中存在的异文极多，但缺乏可以作为校勘依据的完整元刊本。对于某些典故与语词的解释，各种刊本出入亦多。当代的《西厢记》校注本要根据所有明清善本逐字逐句加以校勘，无论在劳动量、篇幅、技术这三方面都有极大的困难，但这些异文是客观存在，这些同一语词、典故的不同注释也是客观存在，不容忽视。为此蒋先生曾选择若干最主要的异文与注释进行比较和考证，写成论文，其中花费精力最多的是《<明月三五夜)题解》和《“疑是玉人来”的玉人何所指》两篇。这些问题，元杂剧《西厢记》问世迄今，没有人认真进行过探索，因此对《乘夜逾墙》所写情节感到难以理解，在研究、欣赏、改编时都进入了误区。经过蒋先生的考辨，不少疑难便都涣然冰释了。
此外，《从佛教文献论证“南海水月观音现”》与《“颠不刺”为美玉、美女考》两篇，例证列举也相当齐全，对将来的《西厢记》校注者会有很大的帮助。
第四，对《西厢记》与南戏、传奇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宋元南戏原有《崔莺莺西厢记》，今已散佚，但《九宫正始》、《九宫大成》诸书中有佚曲，一共是二十八支。加以贯串，情节仍较模糊，但可看出故事、人物均与元杂剧《西厢记》相距甚远。元杂剧《西厢记》在剧本体例上十分接近南戏，但其故事、人物乃至语言均从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而来。因此，蒋先生作《南戏(西厢记>钩沉》与
《<西厢记>受南戏、传奇影响之迹象》两篇论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探讨。对于《西厢记》在体例上所受南戏、传奇的影响，蒋先生从剧名及其全称、脚色分行、读音与韵律、套曲的组织、轮唱与齐唱、“家门大意”、篇幅与分折分出、校订刊印之方式与地域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考察，说明由于这种影响程度的不同，便形成了《西厢记》的不同版本，这就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明刊本《西厢记》之所以存在如此纷繁的版本的原因，把问题的讨论引向了一个新的深度。
第五，对与《西厢记》版本有关的其他问题进行了探讨。
有关插图的论文四篇，可知《西厢记》对美术的影响既远且深。明代以来，唐寅、钱谷、仇英、陈洪绶(老莲)等著名画家都画了崔莺莺肖像或多幅《西厢记》故事。徽州画派与徽州刻工在刻画方面创作了大量取材《西厢记》的版画，有的还成为景德镇青花瓷器上《西厢记》人物画的蓝本。无论木刻版画或青花瓷器，在国内固有收藏，在国外收藏更多。蒋先生对于这些，既有细密的考证，又有精彩的评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蒋先生写的《<西厢记)之西厢考》，通过细致的分析，澄清了金圣叹《第六才子书》所造成的一个误解，指出元杂剧中张君瑞居于西厢，从未搬迁。这对于弄清《西厢记》的规定情境至关紧要，对文学欣赏和舞台演出都极有裨益。
李渔是戏曲史上既懂得戏曲文学、精通表演艺术，又是理论与创作兼擅的一位戏曲家，他虽没有《西厢记》评注本问世，但在《闲情偶寄》中有关于《西厢记》的精辟见解，所以蒋先生写了《李渔的<西厢记>批评》，对其作了恰当的评价。
蒋先生对《西厢记》的艺术分析极为精到。这是因为蒋先生既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又熟谙舞台艺术，因此对于《西厢记》的艺术分析能够契合戏曲艺术的特点，给读者以丰富的审美享受。
这方面内容集中体现在蒋先生的新著《西厢记研究与欣赏》一书中。此书的核心为“关目欣赏”与“形象剖析”、“改编、演出”三部分。“关目欣赏”共包括四篇文章。第一篇是《张生如何发现、欣赏、歌颂莺莺之美》，写《西厢记》的开场，张生如何从不同距离、不同角度发现、欣赏、歌颂莺莺的面容美、体态美、动作美、风度美、神韵美，并为之倾倒，决定设法进行追求的。在古典戏曲作品之中，再无其他名著有如此成功而完美的开局。第二篇是《用误会法强化喜剧气氛》，读者和观众看到张生跳墙之前对《明月三五夜》一诗破解的自信不疑，张生跳墙之后的狼狈处境，都忍不住笑出声来，可以说是全剧中笑料最多的一场戏。仔细推敲下来，王实甫用的也是诸多喜剧作家惯用的误会法，不过他用得不显痕迹，若隐若现，而且莺莺始终没有明确点破或指明张生误解了她的诗作。自从《西厢记》问世以来，经过了明清两代，经过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乃至近半个世纪，迄未有人发现其奥秘。蒋先生经过多年苦思冥想，豁然开朗而有所领悟，用富有诗意的文字把它介绍给读者，让读者分享他的喜悦。第三篇是《充分显示红娘机智敏捷的一场戏》，《堂前巧辩》在一般单出演出时都称《拷红》。主持拷问的为一家之主的老夫人，被拷问者为侍婢红娘，按字面解是如此，按形式讲，亦是如此。问题出在老夫人言而无信，又想尽可能使“家丑”不外扬，于是被红娘驳得哑口无言，只能被红娘牵着鼻子走，按红娘的意志收拾局面，这一出莺莺、张生基本上没有戏，居然成了《西厢记》中演出最多的单出，应该说属于非常特殊的例证。以上三个主要关目蒋先生都作了十分透彻的解说，对我们启发极大。
另一篇《西厢记对性禁区的冲击》着重谈《月下佳期》。这场戏单出演出也有，不是最多。一方面《西厢记》被封建社会恶毒攻击为“宣淫”的伤风败俗之作，主要也是因《月下佳期》中有性生活的描写；另一方面有时演出风格确实不高，成了庸俗不堪的床上戏。马少波的昆剧改编本以一阕《眉儿弯》女声伴唱交代了这一情节，不再出明场，是一种含蓄的富有诗意的处理办法。蒋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清楚地说明，崔莺莺和张生是初恋，他们的爱情灵肉一致，绝非《金瓶梅》所写的潘金莲、西门庆式的荡妇、淫棍。因此，对他们的幽会有一点性生活的描写也是合情合理的。在元杂剧诸作家中，王实甫在向性禁区冲击时，也是妥善地掌握了分寸的。蒋先生指出，七百年来，《西厢记》虽然曾遭非议，但迄未出现过“删节本”、“洁本”，这和《金瓶梅》成了鲜明的对照。也说明封建统治者对《西厢记》的有限的性生活描写还是容忍的、默许的。简而言之，这个问题似可从两个方面去认识：一是元代的王实甫在剧本创作时敢于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二是作为舞台实践，无论过去、现在或今后，按照原本表演都是不妥当的，也是不可能的。蒋先生的这些见解，无论对于《西厢记》的阅读鉴赏，还是改编演出，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在“关目欣赏”一组文章中对莺莺、张生的人物性格、内心世界作了较细密的剖析，对他们二人的动作、行为作了必要的解释之外，在“形象剖析”一组文章中，蒋先生又分别论述、分析了红娘、琴童、老夫人以及普救寺和尚的形象，各个人物形象的分析参照起来看，可谓相得益彰。
在“改编·演出”一组文章中，蒋先生不仅评论了明代李日华《南西厢记》与陆采《南西厢记》，还评论了当代作家的一些改编本，诸如宋之的改译话剧本、田汉改编京剧本、石凌鹤改编青阳腔本、马少波改编昆剧本，甚而对台湾、香港、上海艺术家们协作演出的歌剧《西厢记》，杨振雄的评弹《西厢记》也作了一定的评论。对于这些改编演出的作品，蒋先生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肯定了改编、演出的成功之处，对于不足之处也提出了商榷。对于个别改编不成功的剧本，蒋先生给予了坦率的人情入理的批评。可以说，像蒋先生这样涉猎广泛、通晓表演艺术规律而又胸怀坦荡、直言不讳的艺术评论家是不多见的。
在“文苑影响”一组文章中，蒋先生着重考察了《西厢记》对《金瓶梅》、“临川四梦”、《红楼梦》的影响，以及曹雪芹对《西厢记》的评价。等等。对于《金瓶梅》，蒋先生列举生动例证，证明其作者对《西厢记》非常熟悉，在小说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搬用、借用、改用了《西厢记》的曲词和说白。对于《牡丹亭》，蒋先生认为汤显祖在创作思想、艺术结构、语法修辞等方面都受到《西厢记》一定程度的影响。对于《红楼梦》，蒋先生考证出书中所写的《西厢记》是明末闵遇五《六幻西厢》本，他还具体分析了《红楼梦》创作过程中对《西厢记》的借鉴，特别是他认为，《西厢记》在《红楼梦》中多次出现，成为曹雪芹用以刻画人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道具，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面反光镜，或者是一块试金石。在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蒋先生思路十分开阔，从而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更加具体地阐明了《西厢记》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有些问题，已经不仅仅属于文艺学的范围，而且属于文化学的范围，如“红娘”自《西厢记》广泛流行之后，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为此蒋先生写了《红娘的膨化、越位、回归与变奏——(西厢记>与“红娘现象”》一文，对“红娘现象”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作了深入的阐发。此外如《西厢记》又称为《崔氏春秋》，清初有人用八股文诠释《西厢记》，《西厢记》在清代是否遭到“查禁”等，这些问题，也都是一些文化现象，蒋先生也都联系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了中肯的分析。
蒋先生有关《西厢记》的论著，内容既相对集中，视野又相当开阔。这些论著以明刊本《西厢记》研究为主干，涉及《西厢记》及其有关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美不胜收。读了这些论著，可以使我们对于《西厢记》及其相关问题获得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也能够帮助我们举一反三，加深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戏曲艺术的理解。
蒋先生是一位精通明史的专家，又是一位熟谙舞台艺术规律的戏曲评论家，同时还是一位有相当成就的历史小说作家。这三种气质兼备，使得他的《西厢记》考证和分析文章写得清新畅达，仿佛行云流水一般自然，读来引人入胜，毫无枯燥生涩之感。考证和分析文章能写得如此富有文采，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学术研究最基本的态度应当是实事求是。蒋先生的《西厢记》研究论著，可以说是贯穿了这一精神：一是他对前人未曾探究或未曾深入探究的问题，不畏艰难，努力进行深入的探讨，力求弄清事物的内在联系，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二是对前人已有的结论，实事求是地作出评判，绝不盲从，发现疑问，就提出商榷。这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在蒋先生的论著中，都是不乏其例的。
蒋先生是一位治学谨严的学者。他尽管在《西厢记》研究中取得了如此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但严谨的学风仍一如既往，没有丝毫改变。比如他在《明刊本(西厢记)版本系统的探索》一文中，列出了明刊本《西厢记》版本系统简表之后，特地申明：“本表存在两个缺陷：一、若干版本已失传或流至海外。二、还有十多种主要是万历后期到明末的那些版本未能纳入表内。对于探索王实甫、关汉卿原作的本来面目，这篇短文和附表仅仅是走了开始的几步，但这几步是漫长征途上不可缺少的，非走不可的。”哺3他在《中国戏曲史探微·后记》中谈到，曾经有同志就《西厢记》的会校、会评、会注问题同他广泛交换意见，并提出了具体的设想，他认为：“这一工作当然很有意义和必要，但是以我的水平和修养来说，显然还难设想于万一。将来有专家们能承担，我当然愿意参加，叨陪末座。我深信现在所做的一切工作，可以供将来会校、会评、会注《西厢记》的专家们参考，使工作进程进展得快一些。”口3这些地方，充分体现出蒋先生的学者本色和大家风范。
综观蒋先生的《西厢记》研究，其特点除了文献学研究、文艺学研究、文化学研究有机结合这一条以外，还可以总结出其他的特点，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文学研究与舞台艺术研究结合，等等。总之，蒋先生的《西厢记》研究，不仅提供了丰硕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成果，而且在研究态度、研究方法上也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正如刘厚生先生所说：“在《西厢》上的成就必定将进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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