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惜华简介
傅惜华(1907年-1970年),又名宝泉,北京满族,富察氏。戏曲研究家、俗文学研究专家和藏书家。
1931年,傅惜华在梅兰芳、齐如山等人创办的北平国剧学会任编辑部主任,代理事长,并参与主编了《国剧画报》、《戏剧丛刊》。他曾与傅芸子主编《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1941年后,没有上过大学的傅惜华在北京大学开始讲授中国文学、戏曲。建国后,在中国戏曲研究院任研究员、图书馆馆长等。文革中受到冲击,含冤而逝。
著有《缀玉轩藏曲志》、《中国小说史略补编》,编有《戏曲选》、《中国古典戏曲总录》、《子弟书总目》、《元代杂剧全录》、《北京传统曲艺总录》 、《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上下)》(1981年,该书才得以出版)、《白蛇传集》,参加编校《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傅惜华的戏曲研究
傅惜华一生中的多数时间都在从事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无论是做记者,当编辑,还是教书,做研究员,在图书馆主持工作,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一工作而展开。就工作方式而言,或购藏珍贵书籍,或寻访稀有文献,或撰写学术文章,或编撰专书,具体方式虽然各异,但内容都离不开通俗文学。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心无旁骛,专力于此,取得的成果是十分丰厚的,其精神也是值得钦佩的。傅惜华和同一时期的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阿英等人一样,同属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从事通俗文学研究的新一代学人,他们以自己辛勤的耕耘和丰硕的成果为二十世纪通俗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为这一新兴学科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在回顾这段学术历程时,应该向上述这些学人表示后学者应有的敬意。
根据傅惜华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事学术研究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将其治学经历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末,为第一阶段。这是傅惜华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并初步显示学术实力的一个重要时期。
从二十年代起,年轻的傅惜华与其兄长傅芸子一起,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术文化新思潮的影响,选择通俗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终生不渝。尽管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与学术训练,属于自学成才,但他通过广泛搜集资料,撰写研究文章,打下了扎实的研究基础,做了不少开拓性的工作,显示出不俗的学术实力,并受到学界关注。这一时期傅惜华编撰的学术著述主要有《缀玉轩藏曲志》、《国剧学会图书馆书目》、《明代传奇提要》、《北大图书馆善本藏曲志》等。
在学术研究之外,傅惜华还参加了不少与戏曲有关的社会文化活动,比如创办醉韶社,参与国剧学会,担任《北京画报》、《南金》、《民言》、《北平晨报》、《大公报》、《晨报》、《国剧画报》、《戏剧丛刊》、《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等报刊的记者、编辑或主编,等等,在当时的文坛上颇为活跃。
1939年春,他还东渡日本,到内阁文库等公私藏书机构寻访通俗文学资料,“内阁文库所藏戏曲珍品,亦尽得饱览”。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是傅惜华治学历程的第二个阶段,也是其学术研究的一个收获期。
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傅惜华撰写的单篇文章并不多,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专书的编撰上,对自己以往所搜集、整理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总结,或自己独著,或与他人合作,相继出版了《古典戏曲声乐论著丛编》、《水浒戏曲集》、《十五贯戏曲资料汇编》、《宝卷总录》、《曲艺论丛》、《子弟书总目》、《白蛇传集》、《西厢记说唱集》、《北京传统曲艺总录》等著述。这些著述特别是其系列戏曲目录《中国古典戏曲总录》因搜罗丰富,质量精良,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好评,由此也奠定了傅惜华在戏曲及通俗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与同时代的其他学人相比,傅惜华在治学方面具有如下两个特点:
一是涉及面广。虽然他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戏曲、曲艺、小说等通俗文学领域,但具体到每一个学科,他所涉猎的内容还是比较广的。以戏曲研究而言,从宫廷戏曲到皮黄剧目,从珍本戏曲到演员扮相,从服装道具到剧场舞台,从艺坛名伶到演剧活动,可以说戏曲研究学科的各个分支,他都曾涉猎过,并有相关著述发表,其中有不少问题是学界所忽视或关注不够的,具有开拓之功。兴趣的广泛必然会带来研究视野的开阔,这一学术优势使傅惜华对戏曲的认识更为全面、深入。
二是其研究主要集中在通俗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偏重实证式研究,特别是戏曲、曲艺目录的编制与研究资料的汇编,这正是其治学的特色与成就之所在。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在短暂的几十年间,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学术问题,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兴趣和专长,如何根据个人的兴趣和专长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扬长避短,取得最大的学术成就,这是每一位研究者都要面临且必须解决的问题。傅惜华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为后学者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广和专,看似有些矛盾,难以兼备,傅惜华却能集这两种治学特点于一身,将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其学术专长由此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挥。如果没有“文革”期间的干扰和影响,其学术成就将更为丰硕,这是可以断言的。
与小说、说唱文学等领域的研究相比,傅惜华在戏曲研究上投入的精力最多,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厚。其中最为学界称道的是其戏曲目录的编制。通过其系列戏曲目录著作,傅惜华开创了戏曲研究的一片新天地,为这门学科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贡献可以与孙楷第在小说目录方面的成就相媲美。
傅惜华在戏曲目录的编制上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有着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有两点是需要加以强调的:
一是其戏曲目录编制以个人丰富的藏书为依托,具有自己的学术优势。傅惜华是近现代藏曲最为丰富的藏书家之一,与同一时期的其他学人如郑振铎、马廉、赵景深、阿英等一样,他研究戏曲既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同时又有着较为明确的学术意识,将个人珍藏与学术研究紧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傅惜华的收藏以戏曲、小说、说唱文学等通俗文学书籍为主,经过多年不懈的广泛搜罗,蔚然可观,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其中不乏珍本秘籍。单就其中的戏曲文献而言,傅惜华的收藏也很有特点,他不仅注意搜求元明以来的珍本秘籍,而且也很注意搜罗那些为一般藏书家所忽视的梨园抄本、宫廷档案等重要戏曲文献。有研究者将傅惜华戏曲收藏的特点概括为如下几点:“注意选收罕见的刻本、活字本”;“注意选收戏曲稿本、抄本”;“注意选收自清宫流出的各种演出本”;“注意选收带有谱录的剧本”;“注意选收带有名人藏章、题记的曲本”,这一概括还是比较全面准确的。傅惜华本人对此有着较为明确的学术意识:“每遇戏曲书籍,勿论旧椠名刻、南府官书、梨园传本,苟力所能逮,莫不尽事搜藏。”之所以如此珍视这类戏曲文献,这是因为梨园抄本“既能上窥梨园嬗变之真,复可下备学府改弦之用,岂得轻觑而摈弃之耶”。这种人有我有,人弃我取的收藏策略既可见出其敏锐的学术眼光,也在客观上拓展了戏曲文献的搜集范围。
至于傅惜华一生藏曲的数量,目前还没有特别精确的统计。据他本人介绍,到1943年时,已“插架日增,积书盈室,所得乃近万卷矣”。
据曾看过傅惜华藏书的许姬传回忆:“我曾到傅惜华家看书,一日看的是带图的传奇,另一天是看小说,有一部分是孤本,其中有一部《则天外史》是明代淫书,从未见过。”仅仅是“带图的传奇”就可以看上一天,由此可见傅惜华藏曲之富。此外,1935年刊行的《国剧学会图书馆书目》、《北平国剧学会陈列馆目录》两书所收曲学文献中也有不少为傅惜华个人的藏品,这虽非其收藏的全部,但据此可以较为感性地了解其藏曲的大体情况。
傅惜华的藏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迫于严峻的政治形势而归公,其中较为珍贵的部分被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康生等人掠去,傅惜华本人不久也在疾病和抑郁的双重折磨中告别了这个世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除那些已散失者外,傅惜华藏书的大部分由其家属捐献给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资料室。该资料室曾用十余年的时间进行分编整理。据统计,傅惜华这部分藏书有27423册,其中“有七成左右属集部曲类(包括戏曲、散曲、俗曲、曲艺等),说部类图书也不少”。这些书籍现归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收藏。
近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启动《傅惜华藏戏曲、小说、曲艺丛刊》出版工程,将傅惜华珍藏通俗文学类书籍陆续影印出版,全书分《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本丛刊》、《傅惜华藏古典小说珍本丛刊》、《傅惜华藏古典曲艺珍本丛刊》、《傅惜华藏古典戏曲曲谱、身段谱丛刊》、《傅惜华藏地方戏丛刊》等卷,其中《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本丛刊》学苑出版社已于2010年出版,该书收录傅惜华珍藏南北曲书籍343种,包括曲目551种,另有王文章主编《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本丛刊提要》作为附录,单独成册。这些戏曲珍籍的刊行不仅可以使读者得以了解傅惜华藏曲的原貌,也使其学术价值得到充分实现。
二是其戏曲目录编制有着较为丰厚的学术积累,这种可贵的学术积累保证了戏曲目录编制的高水准。傅惜华对编制戏曲目录有着一种偏好,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从事学术研究时起,直到晚年,他一直没有中断过这一工作。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他持之以恒,孜孜以求,不断实践,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学术经验。在二十世纪戏曲研究史上,编制戏曲目录用力最勤、收获最丰,可以说无出傅惜华之右者。其戏曲目录研究卓著成就的取得是其个人长期努力探索的结果,并非偶然。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傅惜华编制戏曲目录的工作与其对戏曲文献的收藏、寻访是同步进行的,因此也可以将这些目录看作是其戏曲研究工作的一个生动记录。他在这一时期编制的戏曲目录所录多为其个人及各类公私藏书机构的藏品,因这些目录现已较难看到,且能体现傅惜华戏曲研究的成就和特色,这里做较为详细的介绍。从内容上看,这些戏曲目录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类是对其本人戏曲收藏情况的记录。此类目录主要有《碧蕖亭藏曲识略》、《碧蕖馆藏曲志》、《观碧蕖馆所藏抄本戏曲小记》、《碧蕖馆所藏抄本杂剧传奇目录》、《近五年来所获之戏曲珍籍》等。碧蕖馆为傅惜华藏书室之名。其中《碧蕖亭藏曲识略》一文介绍其所藏两种未曾著录的稀见剧本《碧云霄霞》、《封神天榜》;《碧蕖馆藏曲志》一文介绍其所藏《金锁记》、《遍地锦》、《鲛绡记》、《牧羊记》、《灵犀佩》、《金丸记》等六种稀见剧本;《碧蕖馆所藏抄本杂剧传奇目录》一文则专记其所藏较为罕见的抄本杂剧传奇,著录内容包括曲名、卷数、撰者、年代、册数等项;《近五年来所获之戏曲珍籍》一文主要介绍其从1939年至1943年5年间“购藏戏曲书籍之丛编、杂剧、传奇、选集、曲谱、散曲,各类中较为珍贵罕觏,择重要者五十种,粗为题记,以供治曲学者之参考焉”。全文共著录较为罕见的曲学书籍如明万历刊本《元曲选》、清顺治刻本《橡谷传奇》、清康熙原刻本《曲波园三种曲》、清嘉庆刻本《清容外集》、清乾隆刻本《石圃外集》、明万历继志斋刻本《梧桐雨杂剧》、《扬州梦杂剧》等50种。
此外,傅惜华还写有不少文章,介绍自己收藏或阅读过的曲本,如《雷峰塔传奇旧本之发见》等。通过上述文章可以对傅惜华在各个时期收藏曲籍的情况有着一个较为直观、形象的了解。
第二类是对其他公私藏书机构戏曲收藏情况的记录。此类目录主要有《国剧学会图书馆书目》、《缀玉轩所藏戏曲草目》、《缀玉轩藏曲志》、《记缀玉轩藏内府钞本》、《记乾隆钞本(太平祥瑞)杂剧》、《北大图书馆善本藏曲志》、《平妖堂所藏明代善本戏曲》、《记长泽氏所藏抄本戏曲》、《日本现存中国善本之戏曲》、《内阁文库访书记》、《明曲选集四种所见之新资料》等。
其中《国剧学会图书馆书目》是一部专书,所收为当时国剧学会图书馆收藏的戏曲书籍。与同时期的其他戏曲目录著作相比,该书有如下两点值得关注:
首先,该书除收录南北曲系统的雅部剧本外,还大量收录花部剧本。全书“分雅花二部。雅部者,南北曲及弋腔之类属之;花部者,则皮黄、秦腔、粤剧、滇调诸类是也”。雅、花两大部类在书中占有同样的分量,这在先前的戏曲目录著作中是没有的,反映了作者独到、开明的戏曲观念,在戏曲目录学上无疑具有开创意义。
作者有感于戏曲“分类之法,时至今日,尚未见有研讨者。良以中国戏曲因地域与时代关系,组织流别,繁复庞杂,诚难为一精审详实之分类目”,对花部戏曲目录的编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具体做法是,将花部戏曲按照地域和剧种分为汇编、皮黄、秦腔、横歧、嘣嘣、鲁剧、豫剧、苏剧、浙剧、汉调、蜀剧、粤剧、滇剧等13个小类。应该说,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学术探索和创新。
其次,该书不仅收录戏曲作品,还收录相关研究著作。全书分三卷,于雅部下设曲律、曲品、曲谱、身段谱、锣鼓谱等类,于花部下设通论、史料、琐录等类,于其他部类下设韵学、期刊等类,兼及古今戏曲著述,收录范围比王国维的《曲录》一书要广得多。正如该书例言所述:“上卷著录者,自元代迄于清末之南北曲目录,中卷系近代各省流行之俗剧目录。下卷所收则为音乐、韵学、影书、弹词、小调五门,原关系戏剧颇重,类皆必需参考之籍,故以为殿焉。话剧期刊二类,亦皆属之。”这就为读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学术信息和更大的便利。
从该书的收录原则来看,花雅并重,民间花部戏曲得到充分关注;作品、论著并重,各类曲学论著受到重视,由此体现出的戏曲观是立体的、完整的,正可补当时戏曲研究之不足。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观念并不仅属于傅惜华一人,它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国剧学会诸位同仁对戏曲全面、深刻的认识。
不过,该书收录范围虽宽,但其缺陷也较为明显,正如后来一位研究者所概括的,“主要缺陷是没有严格区分戏剧著作中的出版形式,故书目给人以比较纷乱的印象”。其实,傅惜华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戏曲目录分类,纯属初创,草草编竣,舛漏难免,增较补正,容俟他日。”但不管怎样,这种学术尝试是非常可贵的,为后来的戏曲目录编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在上述戏曲目录中,《缀玉轩所藏戏曲草目》、《缀玉轩藏曲志》、《记缀玉轩藏内府钞本》、《记乾隆钞本(太平祥瑞)杂剧》等系傅惜华受梅兰芳之邀而撰,主要对梅兰芳所藏珍贵戏曲文献进行整理和介绍。
1931年冬,傅惜华对梅兰芳所藏戏曲文献进行整理,到第二年春完成。《缀玉轩所藏戏曲草目》一文前有傅惜华所写详细例言,他将梅兰芳所藏戏曲分为总集、杂剧、传奇、曲谱、选集、弋腔、秦腔、乱弹、粤剧、影戏等十类,这是他根据梅兰芳所藏戏曲文献进行的分类,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戏曲的整体认识。对所收剧目,“稽考其作者时代,及椠录之先后,详为著录”。该文于《国剧画报》连载,未完,已刊出部分收录梅兰芳所藏各类戏曲二百多部,由此可见梅氏藏书情况。《缀玉轩藏曲志》一文前有傅惜华自序,介绍撰写经过:“辛未孟冬,余读曲缀玉轩,所见丛残颇多,盖皆兵火之余者,浣华抚念先人遗物,不忍弃置,因嘱为整理之。余既嘉其志,更惜此丛残久而散佚,乃为稽考各本剧名,撰人姓氏,传抄年代,详为著录,成草目二卷。继又取其所藏罕睹镌刻流传、或未见诸家著录旧抄珍本杂剧传奇二十四种,考其作者,详记行款,撮述梗概,并稽本事出处,辩证是非,附志梨园有无搬演。”全文共收录梅兰芳所藏“南北曲善本”《桃符记》、《狮吼记》、《元宵闹》、《双福寿》、《御雪豹》、《聚宝盒》、《两度梅》等二十四种,“至缀玉轩所藏,此不过什一耳”。该文属解题式目录,融目录编制与戏曲研究于一体,颇见功力,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记缀玉轩藏内府钞本》一文主要介绍梅氏所藏《狮吼记》等内府抄本戏曲,《记乾隆钞本(太平祥瑞)杂剧》一文则对梅兰芳所藏乾隆抄本《太平祥瑞》进行介绍。
傅惜华曾于1936年5、6月间尽观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马廉藏曲,后根据观览所得写成《北大图书馆善本藏曲志》、《平妖堂所藏明代善本戏曲》两文。其中《北大图书馆善本藏曲志》一文从马廉藏书中“择其善本戏曲,无论名刻旧抄,凡罕传者约八十种,略分为:戏曲总集、杂剧、传奇、戏曲选集、曲谱、曲律及曲目、散曲等七类,粗记版本,撮述内容”。所述善本戏曲包括汲古阁定本《六十种曲》、明刻清印本《六合同春》、明刻乾隆间印本《墨憨斋新曲十种》、万历间精刻本《四声猿》、顺治间刻本《坦庵词曲四种》、旧抄本《四名家传奇摘出》等。《平妖堂所藏明代善本戏曲》一文则“择隅卿遗藏中明代善本之杂剧传奇,共若干种,粗记版本,撮述内容,或亦可供治俗文学者之参考也”。全文共介绍汲古阁定本《六十种曲》、明刻清印本《六合同春》、明刻乾隆间印本《墨憨斋新曲十种》、万历间精刻本《四声猿》、万历间刻本《琵琶记》、万历间刻本《古荆钗记》、万历间世德堂刻本《香囊记》、万历问富春堂刻本《灌园记》等明代善本戏曲三十四种,其中明代部分与前文重复,体例也同前文一致。
傅惜华还十分关注海外曲籍的收藏,与不少日本汉学家有着较为密切的往来,对他们的藏曲情况较为了解,《记长泽氏所藏抄本戏曲》一文介绍了日本著名汉学家长泽规矩也所藏抄本戏曲:“近年来,日本学者竞注意及此,乃尽力搜购各种抄本,其中所藏最富者,厥为板本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氏一人耳!”该文还同时披露了日本私家藏曲的情况:“关于戏曲书籍之收藏,亦不为少,如内藤虎次郎博士之《九宫正始》、冯犹龙评本《西楼记》;狩野直喜博士之世德堂本《玉簪记》、《还带记》、明刻本《玉夏斋十种曲》;铃木虎雄博士之明刻原本墨憨斋订本《洒江堂》等七种;仓石武四郎教授之明刻元本注释《北西厢》;吉川幸次郎氏之广庆堂本《折桂记》;神田喜次郎氏之李卓吾评本《西厢记》;久保天盐氏之排闷斋本《温柔乡》、《解金貂》、明刻本《真文记》、一笠庵本《清忠谱》等,俱为海内向不经见之珍本。”全文分传奇、昆曲谱、弋腔谱、身段谱、乱弹剧本等5个部类,介绍了《一种情》、《紫琼瑶》、《正昭阳》、《牛头山》、《松雪缘》、《王元福》、《陈福喜》等抄本剧本、曲谱。
1939年春,傅惜华到东瀛访书,对内阁文库、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等公私藏书机构所藏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文献的情况进行考察,并将考察所得撰文予以介绍。其中《日本现存中国善本之戏曲》一文分丛编、选集、杂剧、传奇和其他五类,介绍日本所藏《元曲选》、《顾曲斋元人杂剧选》、《盛明杂剧》、《传奇四十种》等近一百种珍贵曲籍;《内阁文库访书记》一文,分通俗小说、文体小说、笑话选集、南北戏曲、通俗类书等五类,详载日本内阁文库所藏通俗文学藏书情况,其中南北戏曲收录《盛明杂剧》、《音释西厢记》、《重校北西厢记》等二十多种珍贵曲籍;《明曲选集四种所见之新资料》一文重点介绍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八能奏锦》、《词林一枝》、《玉谷新簧》、《摘锦奇音》四种明代戏曲选集。这四种戏曲选集“皆不见于著录,中国久逸者,洵为天壤孤本,宇内瑰宝”,作者将“其中最重要之传奇,今日绝无传本者若干种,分述于后,以供研究”。该文共介绍四种戏曲选本所收传奇作品四十二种,并对其作者、本事等进行考索。上述三文记录曲籍的数量要超过其兄傅芸子的《东京观书记》、《内阁文库访曲记》、《内阁文库访曲续记》等文。这对当时国内的学人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学术信息。
此外,傅惜华还对设在国内的一些外国藏书机构进行寻访,比如他曾两次到位于北京的西什库天主教堂属下的北堂图书馆访书,该馆所藏汉文、满文书籍非常丰富,有约八万册之多,其中南北曲类书籍“‘北堂’所藏者,颇有数种罕见之品”。后来他根据访书所得,编制《北堂图书馆所藏善本戏曲音乐书录》,并撰文对该馆所藏明万历刊本《偷桃记》、《青衫记》和《霞笺记》三种稀见传奇作品进行详细介绍,称这一发现“为余近年来搜书访曲之一大快事”。
第三类是根据某一专题编制的戏曲目录,主要收录特定类型的剧曲文献。此类目录主要有《杂剧传奇译本集目》、《高腔剧本提要》、《皮黄剧本作者草目》、《明代传奇提要》、《清代传奇提要》、《皮黄剧本提要》、《明代传奇善本七种题记》等。其中《高腔剧本提要》、《皮黄剧本作者草目》、《皮黄剧本提要》所收为花部戏曲,《高腔剧本提要》一文主要介绍《八仙》、《闻铃》、《小宴》等十种高腔剧本的本事、脚色、歌曲、排场及源流等基本情况;《皮黄剧本作者草目》一文系作者有感于皮黄剧本“为士夫所鄙,视同小道末技,故至今日,尚未见书录之记载”,根据个人“历年目睹及个人所藏皮黄剧本之作家可考知者,自嘉庆迄于近年,草为总目,凡若干则”。全文共收录《善恶报》、《错中错》、《极乐世界》、《后劝农》、《混元盒》、《雪月梅》等皮黄剧本近一百九十种,对所收各剧,“粗分年代,略述作者小传,注明本事,版本存佚,初演之伶工”。
《明代传奇提要》一文收录《霄光剑》、《遍地锦》、《钗钏记》等二十二种较为稀见的明代传奇作品;《明代传奇善本七种题记》一文收录《金丸记》、《桃符记》、《灵犀佩》、《天书记》、《遍地锦》、《钗钏记》、《牧羊记》等七种善本戏曲,对其作者、版本、本事等方面进行详细考察。
此外,傅惜华还曾为东方事业委员会主持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戏曲部分撰稿,据田杉《孙楷第与(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一文介绍:“其中有几万字是傅惜华写的,但也是顶孙先生之名而作,报酬归傅先生,这部分顶名代写的提要数量不多,在编订本书时,已由笔者遵孙先生所嘱从全部戏曲小说提要中抽去,未编人本书中。”这一说法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因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词曲类所收戏曲书籍提要共有近700篇,《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一书所收不过273篇,傅惜华所写数量为386篇,远远超过孙楷第所写,并非是“数量不多”。
为撰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戏曲类提要,傅惜华作了充分准备,为其设计体例,写有《拟(续修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词曲类南北曲提要体例书》一文。该文反映了傅惜华对戏曲目录编制的思考。他首先指出《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词曲类南北曲属所存在的问题:“所著录者,质量既微,分类亦不精当,体例又多未合,所收之书,俱未足以代表某一时代之戏曲作品也。”认为编制戏曲目录的分类方法和采收标准应当“从戏曲本体、文学立场特为新例”,具体做法是,将南北曲分为丛编、杂剧、传奇、曲谱、曲律、曲品、散曲、选集等八类,对所收书籍,“先列作者字里官职,次详版本源流。属于杂剧、传奇者,或更撮述梗概,考本事之出处而辩证其是非,并载明体制而录前人评骘之语,且标出近年梨园之有无爨演者,以睹存亡,间录逸闻,亦博趣味;至曲律、曲谱、曲品之属,则详考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见《四库总目》凡例第九则);若为丛编、选集,亦按‘论其刊刻传写之异同、编次增删之始末、著是本之善否’之例(见《四库总目》凡例第廿则);如为散曲,则分晰作家之派别,论其意境,重新估定其在文学上之价值”。对作者、版本著录的方式,该文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此前也有不少人进行戏曲目录的编制,但像傅惜华这样从理论角度对戏曲目录分类、著录等体例进行探讨者则十分少见,该文将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所总结出来的原则和方法既遵从一般目录学的原则,又符合戏曲自身的特点,因而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不仅适合戏曲,对小说、说唱文学目录的编制都有指导意义。
建国后,学术研究环境发生了较大改变,戏曲文献进一步从个人向公共图书馆集中,学术研究在硬件上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傅惜华的戏曲目录编制工作也由此进入了总结和收获的阶段。经过多年积累,他编制了一部具有集大成意义的戏曲目录著作——《中国古典戏曲总录》。
《中国古典戏曲总录》是当时中国戏曲研究院所编《中国戏曲史资料丛刊》中的一种,是一部有关中国古典戏曲的系列目录著作,“专门著录宋金元明清五代之南北戏曲家作品,包括:‘杂剧’、‘戏文’、‘院本’、‘传奇’等古典剧本”。该书于1957年起陆续出版,原计划编撰八编,其中包括“初编:《宋金元杂剧院本全目》,二编:《宋金戏文全目》,三编:《元代杂剧全目》,四编:《明代杂剧全目》,五编:《明代传奇全目》,六编:《清代杂剧全目》,七编:《清代传奇全目》,八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书目》”。
按照这一宏大的学术计划,傅惜华准备在1957年度“完成‘宋元戏文全目’、‘明代传奇全目’、‘清代传奇全目’初稿,明年完成‘清代杂剧全目’、‘清代传奇全目’初稿”。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最后只公开出版了《元代杂剧全目》、《明代杂剧全目》、《明代传奇全目》、《清代杂剧全目》四部,仅为全部计划的一半。《清代传奇全目》一书于1964年完稿后交出版社,可惜未及出版而书稿遗失,所幸该书目录与例言部分的手稿保存下来,藉此可以了解其大体情况。
较之先前的同类戏曲目录著作,傅惜华所编的《中国古典戏曲总录》具有如下两个较为明显的特点:
一是系统完整,收录完备。按照傅惜华原先的构想,这套系列戏曲目录著作准备将宋金元以来的全部戏曲作品予以著录,藉此可以了解中国戏曲的全貌。就已经出版的几种来看,基本上达到了这一学术目的。其收录范围十分广泛,比如《元代杂剧全目》一书所收,“勿论其有流传刊本,旧抄善本,或现已失传,仅于戏曲选集、各家曲谱中,录有散折零支残文者,或今已全佚不见,止存其杂剧名目者,本编一概著录”,可谓广采博收。
就已出版的四种加上仅存目录、例言的《清代传奇全目》来看,已收录剧目5113种,如果整套目录都能出版的话,其规模将超过以往任何一部同类著作,毫无疑问会是一部收录最为完备的戏曲目录著作。具体说来,元代杂剧部分共收作品737种,数量较之姚燮的《今乐考证》、王国维的《曲录》等戏曲目录著作增加了将近一倍,明代杂剧部分增加一倍多,清代杂剧部分则增加数倍,明代传奇部分同样增加三倍多。仅此一端,不难想见《中国古典戏曲总录》的全貌及规模,这种规模可谓空前绝后,也正符合后出转精、后来居上的学术研究规律,具有集大成的性质。
二是体例完善,编排有序。作者对戏曲目录的编制已探讨多年,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有着较为成熟的考虑。从已出版的四部戏曲目录著作来看,体例统一、严整,考虑周密。各书以时代为经,依据戏曲自身发展演进的规律,分为若干不同的历史阶段。比如元代部分,根据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分法,将元代杂剧分成三个阶段,即初期的蒙古时代、中期的一统时代和末期的至正时代。各书同时还以作者为纬,将同一个作者名下的作品集中在一起。这样经纬分明,纵横交织,以目录的形式对一段历史时期戏曲发展的情况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
在保持全书体例统一、严整的同时,作者也注意根据具体情况,对所收作品进行灵活处理。比如《清代杂剧全目》、《清代传奇全目》两书,在依据时间先后顺序著录清代戏曲作品的同时,又充分考虑到清代宫廷戏曲的特殊性,将其进行单独处理。《清代杂剧全目》一书从卷七到卷十,采取按类编排的形式,将宫廷戏分承应戏丛编、开团场承应戏、月令承应戏和庆典承应戏四个部类著录;《清代传奇全目》一书的卷九、卷十和附录一,则分承应大戏、承应传奇、清代承应大戏传奇存疑目三个部类著录。考虑到“辛亥革命,以迄解放建国之前,各种地方戏曲,蔚然日盛,但尚有少数戏曲作家仍袭用南北曲形式,制为传奇”,又分别编制了《清末至建国前杂剧简目》、《解放建国前传奇简目》,作为全书的附录进行简要介绍。这样分别视具体情况进行灵活处理的方式还是比较恰当的,既考虑到戏曲发展的整体情况,又兼顾其间出现的一些特殊现象。
各书著录内容包括作家小传、剧名、历代著录情况、版本、存佚、收藏地点等,较为全面,书后还附有《引用书籍解题》、《作家名号索引》、《杂剧名目索引》或《传奇名目索引》等。这些附录所提供的信息十分丰富,检索使用起来也相当方便。
在二十世纪戏曲研究史上,《中国古典戏曲总录》是一套具有标志性的系列戏曲目录著作,它的面世标志着戏曲目录的编制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的四部公开出版后,以其精良的学术质量在学界享有良好的口碑,成为戏曲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基本参考书。
不过,正如傅惜华本人所言,已出版的各书多为“初稿”、“未定稿”,“谬误遗漏处,必所难免”。尽管他广泛博收,力求完备,但由于诸种因素的制约,各书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遗漏,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表示:“全国解放后,各地普遍建立图书馆,关于古典戏曲书籍,颇有藏弆。著者每因疾病缠身,卧病数年,未能亲往各地广泛征访,难免遗珠。增订补录,容待日后重编。”但这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心愿而已。事实上,越来越严峻的政治形势及疾病缠身使其连定好的学术计划都未能如期完成,自然也就谈不上增订、补录和重编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一工作直到今天也未能完成。
戏曲目录的编制之外,傅惜华在戏曲作品、曲学著作的校勘整理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或独自完成,或与人合作,编撰了一批高质量的戏曲著作,其中较重要者有如下几种:
《水浒戏曲集》。该书为傅惜华、杜颖陶合编,主要收录元明清三代有关水浒题材的重要戏曲作品,是一部专题式的戏曲总集。原计划出版四集,实际上只出了前两集。第一集由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共收录《黑旋风双献功》、《同乐院燕青博鱼》等元、明、清三代与水浒故事有关的杂剧十五种。第二集由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共收录《宝剑记》、《灵宝刀》等明代与水浒故事有关的传奇六种。该书所用底本多为较为罕见的原刻本和抄本,卷首有傅惜华所写《题记》,对所收戏曲作品的作者、故事源流、历代著录、版本及本书所据底本等情况进行简要而精当的介绍,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份戏曲解题目录,颇见功力,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书出版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再版,并订正了少数文字、标点方面的讹误。该书的出版为探讨《水浒传》与戏曲的关系提供了珍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十五贯戏曲资料汇编》。该书为路工、傅惜华合编,由作家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1956年,改编自清代传奇《双熊梦》的昆剧《十五贯》在北京上演后,获得巨大成功,在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广为流传,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鉴于“人们很少知道这个剧本的本身演变过程”,路工和傅惜华合编了这部资料汇编。该书着眼于剧本故事情节的演变,共收录话本《错斩崔宁》、传奇《十五贯》、秦腔《新十五贯》、京剧《十五贯》、鼓词《双熊梦》、弹词《十五贯》、木鱼书《十五贯金环记》和宝卷《双鼠奇冤》等八种不同题材的有关作品,藉此可以了解十五贯故事在各类地方戏和民间说唱中的演变和影响。所收作品皆注明所据底本,有的还交代校勘原则。美中不足的是该书没有收录作品之外古代典籍中的相关记载以及评论性文字。
《古典戏曲声乐论著丛编》,该书为傅惜华所编,音乐出版社1957年出版。全书选辑、校录了《唱论》、《词林须知》、《曲律》等九种“比较有系统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典戏曲声乐理论专著,其中六种“依据内容的重要,将原书全部重印”,另三种则进行适当的删减节录。对上述所收论著,“一律选择最完善的原刻本,做为底本,再加以断句标点,尽量的忠实的保存原著的面貌”,不同版本之间若有文词字句的歧异,则加以校勘,并写出校勘记,附在论著正文后。书后附有《古典戏曲声乐论著题解》,共收录有关论著二十一种,详细介绍其内容及版本情况,可以看作是一部古典戏曲声乐论著的专题目录,很有参考价值。傅惜华本来还准备编选一部《民族声乐研究资料》,可惜未能完成。中国古代戏曲声乐、演唱方面的资料历来较少,且不为研究者所重视,该书将相关资料汇于一编,进行精心校勘和注释,这既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同时也有积极倡导、引起关注的示范作用。
除了上述三部著作,傅惜华还与其他学人合作,编撰了两部大规模的曲学总集:一是《古本戏曲丛刊》,一是《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两书规模宏大,收录完备,体例完善,质量精良,在中国戏曲研究史上具有集大成的意义。以下稍作介绍和分析:
《古本戏曲丛刊》是郑振铎主持编纂的一部大型戏曲总集,它是多位戏曲研究者通力合作完成的,其中也有傅惜华的功劳。他是五位编辑委员会中的一个,以“献藏书、备咨询和提供些一管之见”等方式参与了这一大型戏曲总集的编纂工作。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是傅惜华与杜颖陶合编的另一部大型曲学总集。有关两人编纂此书的具体经过,因缺乏资料,难以确知。该书是“一部我国历代戏曲论著的总集”,全书共收录四十八种古代戏曲论著,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古代戏曲编剧、制曲、演出、导演以及演员、作家、源流、掌故等各个方面,诚如编者所言:“我国一千多年来——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比较重要的戏曲理论方面的专著,目前能够搜集到的,大体都包括进去了。这较之近二三十年来出版过的一些古典戏曲论著的丛书,内容要完备得多。”
与先前的同类著作相比,《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书具有如下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收录系统而完备。不管是整本收录还是摘录重要章节,基本上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重要戏曲论著都收录进去,因此该书也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纪上半期戏曲文献搜集工作的一个总结。在所收录的曲学书籍中,有些是先前同类著作未收的,如《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今乐考证》等,有些则是据十分稀见的孤本整理的,如清王德晖、徐沅澂的《顾误录》、焦循的《花部农谭》等。
二是体例完善,校勘精良。在编排上,全书以时代先后为序,对所收每一部论著都选用“完善的原刻本或最通行的版本做为底本”。断句、标点外,还对不同版本间的文句歧异进行校勘,并写出校勘记。每部论著前还写有一篇提要,简要介绍其内容、版本及作者生平等基本情况。
通过这套丛书,读者可以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情况有着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该书出版后,受到学界欢迎,很快成为戏曲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参考书,屡屡被征引,具有很高的权威性,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戏曲目录的编制、曲学书籍的校勘整理之外,傅惜华还结合具体作品,对戏曲与曲艺、小说之间复杂、多元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这一领域是其他研究者涉及较少的,它将戏曲、曲艺、小说有机地整合起来,构建了一个大的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研究框架,扩大了研究视野,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学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这一做法更具启发意义。
傅惜华之所以能关注于此,与他平日涉猎较为广泛,在戏曲、曲艺、小说等通俗文学领域皆有较为丰厚的学术积累有关。
在此方面,傅惜华主要有如下两部著作。
一是《曲艺论丛》(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探讨戏曲与小说、曲艺作品之间的渊源关系,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在《明代戏曲与子弟书》、《清代传奇与子弟书》等文中,他对取材自明、清传奇的子弟书曲目进行了归纳和梳理,这种归纳和梳理虽然面对的是具体作品,却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不同样式作品之间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对读者具有启发性。实际上,无论是研究戏曲,还是探讨小说、说唱文学,如果偏执一端,专而不博的话,都会有见木不见林之弊。这一问题在当下的学术界,表现得更为明显。
二是《西厢记说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该书共收录“宋代以来各地流传的有关崔莺莺和张生恋爱故事的民间讲唱文学一百四十余种”,据此可见《西厢记》之流传与影响。《西厢记》是一部影响广泛、深远的戏曲作品,其在后世的传播、接受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全书搜罗十分丰富,对所收作品皆注明所依据的版本,为研究《西厢记》在民间的传播和影响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上述两书偏重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梳理,为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除了上面所介绍者之外,在元杂剧、宫廷戏曲、昆曲及花部戏曲等方面,傅惜华也都有不俗的建树,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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