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贻白简介

周贻白（1900-1977），中国戏曲史家、戏剧电影作家、戏剧理论家。一作夷白。原名炳垣（一作炳然），曾名一介、慕颐，笔名六郎、剑庐、云谷，一度化名杨其敏。湖南长沙人。童年丧父，少年辍学，流浪江湖，在文明戏班、京剧班、马戏班搭班学艺，同时刻苦攻读文史群籍。曾为湖南《自治新报》撰写小说、杂文。1927年参加田汉主办的南国剧社。1929年至1934年在福建泉州、厦门等地教授国文。 1935年与阿英同组新艺话剧团，嗣后又在中国旅行剧团及新华、金星影业公司等处从事话剧、电影剧本创作，并在上海美专、复旦大学等校讲授国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应田汉、欧阳予倩函召，于1950年1月至北京，执教于中央戏剧学院。历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委员；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剧史"教授、院务委员会委员、《戏剧学习》、《戏剧论丛》编委；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北京市第三届政协委员。

自30年代起，周贻白在从事戏剧电影创作和国文教学的同时，即致力于中国戏剧史及戏剧理论研究，共完成中国戏剧史专著7种：《中国戏剧史略》（1936，商务印书馆）、《中国剧场史》（1936，商务印书馆）、《中国戏剧小史》（40年代，永祥书局）、《中国戏剧史》（1953，中华书局）、《中国戏剧史讲座》（1958，中国戏剧出版社）、《中国戏剧史长编》（1960，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遗著，1979，上海古籍出版社）。

此外，又有戏剧理论著述、史籍考证及释义著作如《中国戏曲论丛》（1952，中华书局）、《曲海燃藜》（1958，中华书局）、《明人杂剧选》（1958，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戏曲论集》（1960，中国戏剧出版社）、《戏曲演唱论著辑释》（1962，中国戏剧出版社）、《周贻白戏剧论文选》（遗著，1982，湖南人民出版社）、《周贻白小说戏曲论集》（遗著，1986，齐鲁书社）等，计约400万字。

周贻白的戏曲研究

著名剧作家黄宗江曾用如下一段话十分简要且准确地概括周贻白的人生经历：“少年时候浪迹江湖，学历只及初中一，以‘戏子’立命，在舞台上翻过跟头，唱过湘剧、京剧，演过文明戏、话剧，教过小学、中学，当过地毯学徒、报馆校对、职员、茶房，却以教授立身，并终其身。”用句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周贻白可谓一位典型的草根学者。从“戏子”、学徒到戏曲史专家、大学教授，这种极富戏剧性的身份转化本身就是一部人生传奇，可以想见其间有一条多少艰难曲折的道路要走。

与同时期的戏曲研究者相比，周贻白的治学历程有如下两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他是以自学方式成材的，正如张庚所讲的：“贻白研究戏曲史没有老师，是无师自通。”由于家庭出现变故，失去生活来源，周贻白只读到初中一年级就被迫辍学，外出谋生，开始了漫长的流浪生涯，长期在底层社会打拼。在中国现代曲家中，受教育程度如此之低者可以说是仅此一人。硬是靠着个人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这位挣扎在生活线上的学徒、茶房终于成为一位受人尊敬、自成一家的著名戏曲史家。

其次，周贻白的艺术实践十分丰富。在早年外出谋生的过程中，他与戏曲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曾登台演过文明戏、京剧、湘剧，还编写过戏曲、话剧及电影剧本，长期活动在舞台艺术的第一线，积累了十分丰富而宝贵的艺术经验。在现代戏曲史家中，与舞台演出关系如此之密切，艺术实践如此之丰富者，并不多见，十分难得。这些丰富而宝贵的艺术实践为周贻白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影响到其研究的方向与特色，正如一位论者所概括的：“也许他学无师法，但有过许多舞台实践的经验；当过演员，写过剧本，和许多戏曲演员始终有来往；他的研究工作不是纯靠书本知识，所以能自成一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周贻白本人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这一优势和特色：“演员出身，湘戏、京戏我都干过，多少有一点舞台知识。比起以前搞中国戏剧史的人，……自以为比他们条件较优。”

苦难固然是一种不幸，但对一位有志者来说，则意味着人生的良机，因为他可以靠个人不懈的努力将其转化为宝贵的人生财富。正是上述两个因素，成就了周贻白，成就了一位有着鲜明学术个性的现代戏曲史家。在回顾这位学人的人生道路和治学历程时，强调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

正如不少研究者所指出的，周贻白对戏曲的探讨比较注重通观的研究。在现代戏曲史家中，他所撰写的戏曲史著作数量最多，先后有《中国戏剧史略》、《中围剧场史》、《中国戏剧史》、《中围戏剧小史、《中国戏剧史讲座》、《中国戏剧史长编》、《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等七部戏曲史著作问世。从1936年的《中国戏剧史略》到1979年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周贻白一直进行戏曲史的探讨。通过这七部著作的前后比照，可以看出其学术思想的演变轨迹，由此也可透视二十世纪戏曲研究特别是戏曲史著作撰写的演变过程。

周贻白上述七部戏曲史著作皆为通史，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周贻白是不是中国戏曲史第一部通史的作者?有一些研究者提出“全史还是从周先生开始的”，或云“《中国戏剧史》，则是这门学科中著为全书的第一部”。不过结合相关资料来看，这一说法确其道理，但还不够准确，这里稍作辨析。

首先，确实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一书从戏曲的孕育写到元代戏曲，为断代史。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虽然设立《南戏北剧之由来》一章，但重点在明清戏曲的探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通史。这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缺乏一部描述中国戏曲整体发展轨迹的通史类著作．让人感到遗憾。

其次，要确定周贻白是不是中国戏曲第一部通史的作者，关键要看在此之前有没有类似的著作问世。周贻白第一部戏曲史著作为《中国戏剧史略》，是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9月刊行的。在此之前面世的戏曲史类著作，除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外，还有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大东书局1926年版)和卢前的《中国戏剧概论》(世界书局1934年3月版)、《明清戏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其中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仅从金元讲到清代，自然不能算是戏曲通史。卢前的《明清戏曲史》也属断代史，这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他的《中国戏剧概论》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史，这可以从其章节的设立上看得出来。该书共分十二章，具体章目如下：一、戏曲之起源。二、戏曲之萌芽。三、宋戏之繁盛。四、金代的院本。五、元代的杂剧。六、元代的传奇。七、明代的杂剧。八、明代的传奇。九、清代的杂剧。十、清代的传奇。十一、乱弹之纷起。十二、话剧之输入。全书十三万余字。再看《中国戏剧史略》一书的章节设计：一、戏剧的发端。二、中国戏剧的初型。三、汉代的乐舞与百戏。四、六朝时代对于戏剧的表现。五、隋唐间戏剧的各方面。六、宋官本杂剧及大曲。七、南戏的出生及其进展。八、诸宫调与元杂剧。九、元杂剧的结构及其他。十、南戏的复兴与琵琶记。十一、从海盐腔到昆山腔。十二、沈璟与汤显祖。十三、明清戏剧的趋势。十四、花部和雅部的分野。十五、花部诸腔的兴替。十六、皮黄剧的来源及其现状。全书四万余字。

将两书比较来看，《中国戏剧概论》的篇幅为《中国戏剧史略》的三倍多。虽然两书章节的设立有繁简之别，内容上也有详略的不同，但都是从戏曲的起源讲起，一直讲到花部戏曲的兴起，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戏曲通史。但在刊行时间上，《中国戏剧概论》比《中国戏剧史略》整整早了两年半。因此，卢前才是中国戏曲第一部通史的作者。

事实上，卢前本人对这一点也有很明确的认识，他指出《中国戏剧概论》“是记载全部中国戏剧的第一部”。早在1927年于金陵大学授课时，卢前就曾编写过一种名为《中国戏剧史大纲》的讲义，后因“迁徙频仍”，无法找到，于是另起炉灶，“想写出一部像样些的东西”，相继撰写了《中国戏剧概论》和《明清戏曲史》这两部戏曲史著作。

之所以花费如此多的笔墨对此问题进行辨析，并非要决出两人的高下，主要目的在澄清戏曲研究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对相关史实进行准确的判断和定位。而且这种辨析的结果并无损于周贻白在戏曲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二十世纪上半期，戏曲研究还处于初创阶段，各个领域的研究不够平衡，缺乏整体、通识性的观照，周贻白在此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相继出版多部通史著作，对整个学科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从《中国戏剧史略》到《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周贻白的戏曲史著作内容不断丰富，章节不断调整，从中可见其戏曲研究发展演进的内在脉络。

最初的《中国戏剧史略》篇幅很小，全书四万多字，只是走马观花似的对中国戏曲的全貌进行了十分简略的勾勒。由于内容过简，未能充分体现作者对中国戏曲的认识，于是另撰一部《中国剧场史》进行补充。但周贻白仍然感觉不满意：“往者，予曾以不多篇幅，著为中国戏剧史略一书。因感于场上情形，所述过简，复另撰中国剧场史一种，籍资补救。两书虽能并行，然已离案头与场上为二。昧厥初心，不无耿耿。”由此，他决定另起炉灶，重新撰写一部融案头与场上于一体的戏曲史著作，这就是195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戏剧史》一书。

该书从写作到定稿，用了十年时间，“稿凡三易，字数屡有增删，冥搜暗索，不敢遽以为允当。每获一新证，辄牵连数节，重加改写，务使明其本源，识其流变”。由此可见作者写作态度之严谨、认真。其间，周贻白曾将该书缩编为一本名为《中国戏剧小史》的小册子。《中国戏剧小史》由永祥图书馆于1945年刊行，全书只有三万多字。不过它的内容与《中国戏剧史》一书并非完全相同，而是存在一些差异，比如其最后的《文明戏与话剧》、《中国戏剧前途的展望》两章，《中国戏剧史》就没有。

《中国戏剧史》全书400多页，共47万字，可谓二十世纪上半期规模最大的一部戏曲通史。其内容正如该书扉页内容提要所概括的：“全书凡四十余万字，共九章，分订三册。首述中国戏剧的胚胎及其形成，旁征博采，远溯周秦；继述唐、宋、元、明各代的杂剧传奇，昆、弋、秦、徽各腔的格调规律，引证剧本，颇多私人珍秘。对于近代皮黄剧的史实资料，记之尤详，蔚为我国戏曲典籍的巨著。”该书出版后，颇受学界好评。比如赵景深对其就有着很高的评价：“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曾有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戏剧全史。有之，自周贻白《中国戏剧史》始。”张庚亦云：“世界上研究中国戏曲史的学者不少，但写成完整史书而能独树一帜的，王国维、青木正儿之外．就要数到贻白了。”

至于《中国戏剧史》是不是第一部中国戏剧全史，前文已作辨析。如果着眼于“比较完备”这一点来立论，应该说赵景深的话还是比较有道理的。这里的“完备”可以作如下两个层面的理解。

其一，该书描述了中国戏曲从先秦到民国初年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戏曲全史。从纵的方面来看，该书对中国戏曲发展演进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特点、重要现象、作家作品等，皆引证丰富的史料，给予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其二，该书描述的是一部立体的戏曲史。除戏曲文学、音律特性的介绍之外，作者还用较大的篇幅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舞台演出情况进行归纳和探讨。在关注雅部戏曲的同时，还对花部戏曲的发展演进情况给予特别关注。目光所及，从民间、文人到宫廷，并对内廷演剧的意义给予客观、允当的评价。就横的方面来看，在该书中，作为综合艺术的戏曲的各个分支皆受到重视，并占有适当的篇幅。

建国之后，周贻白受欧阳予倩的邀请，到中央戏剧学院专心从事中国戏曲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其后的十几年间，除散篇论文的写作之外，周贻白戏曲研究的重点仍在戏曲史著作的编写。这类著作的编写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对旧作的修订，一是重写新作。

对旧作的修订主要是在《中国戏剧史》一书的基础上进行的。对该书的修订经过，周贻白曾有这样的说明：“属稿之日，距今已十余年，当时社会情况不同，观点未明，论断容有舛误。出版之后，曾承各方加以指正，初拟毁版重写，嗣经与戏剧界同志商讨时，认为本书对于资料之引用，尚无大谬，但能纠正缺失，仍可有助于中国戏剧发展之研究。乃以两月时间，细加增改，并另撰《各地方戏剧的发展》一节，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期疏明百花齐放，各有根源。时代进展，一日千里，本书虽有修订，错误必所难免，明知不符作史之旨，但请作为资料以备参考可也。”

何以《中国戏剧史》出版刚刚几年，就想“毁版重写”，而且认为该书只是有“作为资料以备参考”的价值?要知道该书出版后在学界的反映还是相当好的。这固然有周贻白严谨、认真的因素，但不可否认，其背后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建国之后，学术研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文学社会学成为一种主流且带有一定强制色彩的研究模式，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大多受到这种研究模式的影响，并努力适应这种改变，周贻白也不例外。显然，《中国戏剧史》是不符合新时代的学术风尚的，这正如其子周华斌所说的“父亲尽管反对以‘曲史’来代替‘剧史’的研究倾向，却仅仅侧重于资料的搜集和阐述，凭资料来立论，不大注意结合社会的经济政治来探讨中国戏剧发展的历史规律。1950年学习马列主义的社会发展史，列宁所说的‘发展就是各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和斯大林所说的‘社会发展史，同时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就是劳动群众’这两个重要论点给了他很大的教育和启发，他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学术观点。”

加之1957年，周贻白的学术观点在反右斗争中受到批判。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否定自己的《中国戏剧史》，而且将其改名为《中国戏剧史长编》，“以示纯系资料荟罗和排比”了。

《中国戏剧史长编》较之《中国戏剧史》，除了增加《各地方戏剧的发展》一节外，还有不少文字上的增删，这些增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增加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介绍，另一类则是将表述方式改得符合当时的学术风尚，这些都带有较为明显的时代烙印。以第一章《中国戏剧的胚胎》为例。《中国戏剧史》有如下一句话：

产生文化的行为，无一不是为着帮助实际生活起见。

《中国戏剧史长编》则改为：

产生文化的行为，无一不是为着帮助实际生活而起源于劳动，没有劳动，便不会有文化。

再如《中国戏剧史》有如下一句话：

艺术，自不能视为例外。

《中国戏剧史长编》则改为：

艺术是文化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其起源虽然来自社会生活，但反过来却对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影响。

修订旧作毕竟只是局部的调整，不能充分体现个人学术思想的新变化。在修订旧作的同时，周贻白开始重新编写中国戏曲史，其成果便是《中国戏剧史讲座》和《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

1957年5月至7月，周贻白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的学术讲座上前后讲过十次。《中国戏剧史讲座》一书就是根据周贻白上述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成。对该书与《中国戏剧史》的不同，周贻白有这样的说明，《中国戏剧史》“偏重于材料之征引，本书则以阐述中国戏剧发展经过为主。两者是有所不同的，仍可相互参证的”。

受讲座这种形式的限制，《中国戏剧史讲座》一书的篇幅不大，只有19万字。其特点确如周贻白本人所说的，“以阐述中国戏剧发展经过为主”，全书重在观点的表述，略去了材料的列举及论证过程，体现了作者的新追求。在描述每一时期戏曲的发展状况之前，往往先交代社会文化背景，并强调戏曲中的民间因素，尽管做得比较勉强，但由此可见作者跟随时代风尚的一种努力。

但这种努力更多的只是个人愿望的表达，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1958年，周贻白的教学方法受到中央戏剧学院的批判。于是，他决定“把学院的讲义毁稿重写，把中国戏剧的发展，突出宫廷与民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将讲义改作《纲要》，从头再写，突出两条路线，说明阶级斗争”。这份《纲要》经过试讲和整理，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为名出版。此前周贻白已于1977年去世，无法看到最后一部戏曲史著作的出版。

《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一书共42万字，详略介于《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戏剧史讲座》之间。与先前的几部戏曲史著作相比，周贻白对中国戏曲的看法更为全面和深人，表述也更为成熟、充分。但该书的特点并不在此，而在于它采用了一种新的观照视角，即以阶级斗争的模式来描述中国戏曲的发展历程，解释其中的重要现象。比如对戏曲的开端和形成，他是这样认定的：“中国戏剧的形成，在故事内容上，就是以阶级斗争开始。”“这里面，很明白地存在着官方与民间的两条道路的矛盾，同时也是当时所谓正乐与散乐的一种斗争。这种现象，在中国戏剧史上，截至解放前为止，始终存在着。特别到了隋、唐时代，因为双方的斗争逐渐尖锐，由是展开了中国戏剧形成一项独立艺术的过程中的新的一页。”书中类似的话还有不少。

这种以阶级斗争视角描述的戏曲史确实与以往研究者笔下的戏曲史景观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新并不意味着正确，因为其中机械套搬和勉强的成分是很明显的，尽管作者十分虔诚地在这样做。几十年后，当我们带着反思的目光审视这段历史时，不禁感到惋惜。以周贻白深厚的学术功力和严谨、勤奋的治学风范，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里，他本来可以写出超越《中国戏剧史》的戏曲史著作，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一直未能做到，《中国戏剧史讲座》和《中国戏曲史发展纲要》二书虽然也是颇见功力、特色独具的戏曲史著作，但在整体学术水平上，并没有超过《中国戏剧史》。让一个喜欢实证研究、具有丰富艺术实践的学人放弃自己的学术优势，转而用自己既不熟悉也不擅长的阶级斗争模式来解读中国戏曲，这种错位必然会带来学术水准的下降，这是周贻白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学人的共同悲剧。

通观的把握之外，周贻白的戏曲研究还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色，那就是对舞台实践的重视。在其戏曲史著作中，周贻白对戏曲艺术的各个组成要素皆给予较为充分的关注，他所还原的戏曲史是一部立体的戏曲史。这正如有位研究者所概括的：“他力矫王国维、青木正儿之失，在戏剧史上第一个自觉地将表演艺术、声腔脸谱、舞台美术等要素系统地引进了研究视野。”

周贻白这一治学特色的形成与他具有丰富的艺术实践有关，也与他对戏曲全面、深入的体察有关。如下一段话代表了他对戏曲的整体认识：

“戏剧，本有综合艺术之称。即为空间艺术的绘画，雕刻，建筑，及时间艺术的诗歌，音乐，舞蹈等项，综合而成之谓。”在当时的戏曲史家中，对戏曲有如此认识者为数不少，但能将这种观念落实到研究实践中者并不多，周贻白就是其中的一个。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周贻白对以往的戏曲史著作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等感到不够满意：“根据以往已经成书的两部中国戏剧历史的著作，本人的初步感觉，便是谈中国戏剧而不管舞台扮演，不仅是脱离实际，而且也不容易明白其剧本体制的形成。内容虽然决定形式，但形式亦可影响内容。中国戏剧的特点，是载歌载舞，如果离开舞台扮演来谈中国戏剧，就不免偏于一面了。”

对以往研究状况的了解和不满使周贻白明白自己的努力方向之所在，也明白自己的学术优势之所在。早在撰写《中国戏剧史略》之初，周贻白就想贯彻这一学术意图，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但未能如愿。对其具体原因，周贻白是这样解释的：“曾写过一本篇幅简短的《中国戏剧史略》，同时把舞台扮演另写成一本《中国剧场史》，我在当时虽已意识到谈中国戏剧决不能把剧本和舞台截然分开，但当时征稿的人却限定了这两个题目要我分开来写。我一直觉得这搞法非出我的本意。”

尽管将《中国剧场史》与《中国戏剧史略》分开来写并非出自周贻白的本意，但它的出版毕竟还是弥补了《中国戏剧史略》一书场上介绍过简之不足。《中国剧场史》可谓中国第一部演剧史，全书篇幅虽然不大，只有5万多字，但在中国戏曲研究史上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中国剧场史》一书分剧场的形式、剧团的组织和戏剧的出演三章，对中国古代的剧场、舞台、上下场门、后台、剧团、脚色、装扮、砌末、音乐、唱词、说白、表情、武技、开场与散场等问题分别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全书篇幅不大，但涉及的问题相当多，其中不少是以往的研究者所忽视或不熟悉的。周贻白的这种梳理拓展了戏曲研究的空间，为其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对《中国剧场史》和《中国戏剧史略》分开来写的不满意，周贻白决定另起炉灶，重写一部能贯彻个人学术意图的戏曲史著作，于是便有了《中国戏剧史》一书。该书的学术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把剧本文学和舞台扮演结合起来，借此介绍中国戏剧所曾经历的一些程途及其如何衍变”。周贻白在书中还特意强调了这一点：“中国戏曲史之作，不一其书，但皆注重剧本之编撰，或臧否文辞，或陈述梗概。本书则于文辞声律之外，兼及各代戏剧扮演情形。盖戏剧本为登场而设，若徒纪其剧本，则为案头之剧，而非场上之剧矣。”这显然是有感而发的。  在《中国戏剧史》一书中，演剧部分占有较大的比重。以元杂剧一章为例，下设三个小节，即杂剧的体例、文辞与结构、排场及其演出。以往的研究者如王国维等多片面强调杂剧的文学性，周贻白则充分注意到杂剧的各个组成要素，不仅介绍其文辞，而且还对其体例、结构、排场、演出等方面进行梳理和辨析。以这种方式撰写的戏曲史正如研究者所说的，是一部完备的戏曲史、立体的戏曲史，对戏曲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戏曲史著作之外，周贻白还撰写了不少单篇论文，专门探讨中国古代戏曲演出的相关问题，如《中国戏剧与舞蹈》、《中国戏剧与杂技》、《中国戏曲的舞台美术》、《中国戏剧的上下场》等，这些都是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所探讨的问题多是学界忽视或不熟悉的。

舞台实践之外，周贻白对花部戏曲也十分重视，并将其纳人中国戏曲史的叙述中。他早年登台唱过京剧、湘剧，对地方戏的情况较为熟悉，后来从事戏曲史研究，便发挥自己的这一优势，对地方戏曲的形成、发展及其特色进行了深入探讨，成为这一领域的开创者之一。二十世纪上半期，受王国维等人的影响，研究者对文学特性比较突出的杂剧、传奇等雅部戏曲关注甚多，对花部戏曲则缺少足够的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花部戏曲的勃兴是中国戏曲发展演进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一个必然结果。周贻白的研究代表了这一研究趋势。

总的来看，周贻白对花部戏曲的研究可以分为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中国戏曲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对花部戏曲形成、发展的轨迹进行纵向的梳理和描述。在其几部戏曲史著作中，皆为花部戏曲设立了专章。以他最早出版的《中国戏剧史略》一书为例，该书共有十六节，其中花部戏曲部分就占了三节，即《花部和雅部的分野》、《花部诸腔的兴替》和《皮黄剧的来源及其现况》。其后的《中国戏剧小史》、《中国戏剧史》、《中国戏剧史讲座》、《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等都有关于花部戏曲的专章，特别是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一书中，花部戏曲的叙述差不多占到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但就是这样，周贻白仍然感到不满意，在《中国戏剧史》一书中他曾表示要撰写一部有关花部戏曲的专书：“皮黄剧以风行之故，推为乱弹代表，得操中国剧坛之霸权。但其他地方戏剧，仍各具其源流。本书虽间以叙及，实未能详尽，俟有余时，当另为一书阐述之。”可惜这样的专书后来未能写成。

二是对花部戏曲诸种特性的探讨。周贻白虽没有撰写有关花部戏曲的专书，但写了不少单篇的研究文章，如《中国戏曲声腔的三大源流》、《中国戏曲声腔史的新页》、《皮黄剧的变质换形》、《湘剧漫谈》、《谈汉剧》、《谈楚剧》、《闽剧》等。值得注意的是周贻白对中国戏曲声腔的探讨。他根据声腔的源流、特点，将中国戏曲声腔分成三个源流，即弋阳腔、昆山腔和梆子腔。这一提法尽管并未得到所有研究者的认同，但它为更进一步的探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说起周贻白的戏曲研究，人们多称道其系统、完备的戏曲史著作，强调其注重舞台实际、注重花部戏曲的治学特色，对他在戏曲文献学方面的探讨和成就则关注不够。事实上，周贻白对这一领域不仅十分关心，而且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研究和贡献。如果不谈及这一点，对其戏曲研究成就和特色的认识就不够全面、深人。

在戏曲文献学方面，周贻白也有不少著述。根据这些著述的内容和性质，可以将其分为如下四类：

一是对古代戏曲典籍的整理。

周贻白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两部：一为《明人杂剧选》，一为《戏曲演唱论著辑释》。

《明人杂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是周贻白选注的一部明代杂剧选集。该书共选收明人杂剧30种，“虽然仅为存数的五分之一，但较为知名的作家和作品，多已入选”。对这些人选的杂剧作品，“俱经详加校勘，如版本有所不同，则尽搜诸本，互作雠校”。正文后有简明的注释。整个二十世纪，明人杂剧整理出版者并不多，该书的出版弥补了这一缺陷，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质量精良的读本，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不少便利。

《戏曲演唱论著辑释》(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版)为周贻白辑释的一部古代曲论读本。该书将古代戏曲演出方面的4部论著《唱论》、《曲律》、《闲情偶寄·演习部》和《明心鉴》汇于一编。每部论著前皆有一篇引言，介绍作者、编撰情况、版本、价值等基本情况。鉴于这些论著“行文遣词，已多不能为今日所尽解”，编者遂逐条进行较为详尽精当的注释，“其有不合于现代舞台情况者，或亦略陈管见”。中国古代戏曲声乐、演唱方面的资料历来不多，且不为研究者重视，该书将有关资料汇于一编，并进行精心校勘和注释，这既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同时也有积极倡导、引起关注的示范作用。

二是戏曲目录的编制。

周贻白曾编制过一部系统、完备的戏曲目录学著作《中国戏曲剧目初探》。这部戏曲目录著作周贻白生前从未发表过，在其去世后作为遗稿收入沈燮元所编的《周贻白小说戏曲论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一书。具体编撰时间不详，从作者称《中国戏剧史》附录《中国戏剧本事取材之沿袭》为“本书附录”来看，当为写作《中国戏剧史》的副产品。《中国戏剧史》“自三十年代末起，经过十年斟酌，三易其稿，于1947年定稿”，显然该目录的编撰也应该在这一期间。从该书一些文句流露的语气也可证明这一点，如“近年来研究中国古剧者，已对南戏加以注意”，“近年天一阁蓝格抄本出现”。另据周贻白之子周华斌所写的《周贻白传略》一文，《中国戏曲剧目初探》的编撰时间当在1942年初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间。在这段时间里，周贻白蛰居无锡，潜心进行戏曲史的研究，“大量的资料，可以说明他在七、八平米的小屋里所进行着的浩繁的工程”。

该目分宋元南戏，元代杂剧，明代传奇、杂剧，清代传奇、杂剧和皮黄剧5个部类，共收剧目4632个，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此前及同时期各类戏曲目录著作，即使不算很多戏曲目录不收的皮黄剧目，在当时也是最为完备的。

该目有着鲜明的特点，它在收录范围上与《曲录》、《国剧学会图书馆书目》等著作皆有所不同，只录剧本而不收研究著作。剧本则兼收雅花两部，并于传奇、杂剧之外设立皮黄戏一类，专收花部戏曲，“连同整本单出，共计一千零八十七种。皮黄剧目虽未必尽备于此，然常演及较易考知各剧，大体已具”。收录皮黄剧目之数量和规模，超过了《国剧学会图书馆书目》。

值得称道的还有作者的严谨态度，收罗广泛并不等于不加分别地盲目滥收，作者在大量借鉴前人研究成果、旁征博引的同时，也对所收剧目尽可能地进行梳理和辨析，这一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纠正前人的过失，另一方面则视不同情况进行灵活处理。比如对宋元南戏，采取的办法是“将各书著录的戏文名目及名目的异同，今存残文多寡，汇录于此。其故事有见于元剧者，仍加注明，以便参对。至于戏文本事，其有出处可考者，则只引书名”；对于元代杂剧，是“以《楝亭十二种本录鬼簿》为主，并参校各本，其作家事迹或有未备，则补以他书。未作杂剧者不录。至作品之存佚，或只剩残文，皆就各名目下注明。故事可征，仍就所知略记出处”；对明代传奇、杂剧，则是荟录各书，“先传奇，后杂剧，其名目之异同，或作者不载名氏，或只著别号者，皆加注明”，“今存各本，已尽所知者分别载明收藏之处”，至于“各书版本，只择其较为易见者略注一二，以示其书尚存，故无分善本、坊本”；对于清代传奇、杂剧，同样参照各书，“凡所未备，皆为补入。至舞台串演各本，于名目每多更换”，也“就所知者分别注明”；对情况较为复杂的皮黄剧目，则是“为明其源流起见，凡有全本之单出，皆以类从。其一剧数名者，则只举其旧名而附以别称。至于就别种腔调改编者，自系有关历史演进，苟有所知，皆予注明”。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完善灵活的体例，保证了著录的可信度和高水准。

在每一部类的前后，周贻白还对此类戏曲作品的研究及著录情况进行简要介绍，并评述前人戏曲目录之得失，由此可见他对戏曲目录的编制有着一套较为成熟的想法。戏曲目录的编制虽然也有较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但一直缺乏理论上的总结和概括，作者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这是十分可贵的。

《中国戏曲剧目初探》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上半期唯一一部系统、完备的戏曲目录，将其与王国维的《曲录》对比，不难看出几十年间戏曲研究的发展演进情况，两书一前一后的出现，在戏曲目录学上具有一定的标志意义。尽管后出的戏曲目录著作超过了该书，但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则是不可低估的。令人遗憾的是，周贻白的这部戏曲目录著作生前未能公开刊布，不为人知。20世纪80年代作为遗稿出版后，也未能引起学界应有的注意，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响，研究者对周贻白其他方面的戏曲研究成果论之甚详，评价甚高，但对这部凝结了作者大量心血的戏曲目录著作则是避而不谈，就连其子周华斌撰写的《周贻白传略》一文中，也是一语带过，未能详细探讨。可见，对这部颇有分量的戏曲目录著作还有深人研究的必要。

在抗战胜利之后、解放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周贻白还撰写了一批具有戏曲目录性质的读书札记，这批札记后来结集，以《曲海燃藜》之名由中华书局于1958年出版。该书收录《花筵赚》、《秦楼月》、《酒家佣》、《蝴蝶梦》、《梦中缘》等33个剧目，内容“偏重于考证，同时也谈了不少的宫调配合和文词评骘”，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加之“书中所谈到的一些杂剧或传奇，有的本子现已散佚”，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是对戏曲文物的重视。

前文已谈到，周贻白研究戏曲一直注重案头剧本与舞台演出的有机结合，力纠学界将两者分割、过分偏重剧本之弊，其解放前所编撰的《中国剧场史》、《中国戏剧史》等著作都体现着这一学术意图和特点，由于当时文物、考古还不够发达，他只能根据有限的书面文献来勾勒古代演剧的情况。建国后，文物、考古事业取得较大进展，相继发现、出土了不少与宋元时期戏曲演出有关的珍贵文物，这些珍贵文物对了解宋元时期戏曲发展演进特别是舞台演出方面的情况具有重要价值。这自然会引起周贻白的高度重视，他对这些戏曲文物表示出很大的兴趣。周贻白的相关研究对正在形成中的戏曲文物学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也因此成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在戏曲文物研究方面，周贻白相继撰写了《北宋墓葬中人物雕砖的研究》、《南宋杂剧的舞台人物形象》、《侯马董氏墓中五个砖俑的研究》、《元代壁画中的元剧演出形式》四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结合丰富的书面文献，对河南偃师酒流沟宋墓雕砖、河南禹县白沙宋墓雕砖、南宋戏曲绘画、山西侯马金代董氏墓戏俑、山西洪洞明应王殿戏曲壁画等戏曲文物进行了十分精当的考察，指出了它们对戏曲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价值。

同时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周贻白的治学态度十分审慎，他注意将古代故事画或故事雕刻与戏曲雕刻进行严格区分，避免古代雕刻确认的泛戏曲化倾向，主张“实事求是，不宜去联系那些与实物不相符合的记载”。这一观点对今天的戏曲文物研究仍有启发意义。

四是对戏曲本事的考索。

中国古代戏曲多有所本，正如周贻白所概括的：“中国戏剧的取材，始终跳不出历史故事的范围，很少专为戏剧而凭空结撰，独运机构者。甚至同一故事，作而又作，不惜重翻旧案，蹈袭前人。”因此，理清剧目本事的渊源流变，也是戏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有鉴于此，周贻白将那些“取材相同，或直接沿袭”的剧目列为一个表格，撰成《中国戏曲本事取题之沿袭》一文。该文所列表格共收录300多个同题材的剧目，分宋元南戏、元明杂剧、明清杂剧传奇、皮黄剧和备考五部分，同一题材在各类戏曲中的演变情况，一目了然，十分直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评价一位学人，既要看他具体的研究实绩，也要看他对整个学科的贡献，能否为后人的研究提示路径和启发，同时还要看他的治学经历和特色，能否让后人从中学到为人为文的道理。这些都可以从周贻白身上找到，相对于那些科班出身的学人，他靠自学成材，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二十世纪戏曲研究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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