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均简介
叶德均（1911-1956），江苏淮安人。1934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44年在湖州中学任教，1945年在青年中学任教，1947—1948年在长沙湖南大学任副教授，1948年到1956 年7月，在云南大学中文系教书，1956年7月6日去世，年仅四十五岁。
叶德均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家。其一生主要从事戏曲、小说和民间文学等所谓的“俗文学”研究，主要著作有《淮安歌谣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9 年版）、《曲品考》（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研究室1944 年铅印本）、《宋元明讲唱文学》（上杂出版社1953 年版）等等。
叶德均的戏曲研究
戏曲研究是叶德均一生学术研究的重点，他在这方面用力最勤，成果也最多。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重视戏曲资料的搜集、整理，尤其是重视剧目的清理与调查。
20世纪初，我国的学术界出现了两位著名的戏曲研究家，一位是王国维，一位是吴梅。王国维著有《曲录》（1908年）、《戏曲考源》（1909年）、《古剧角色考》（1911年）、《宋元戏曲考》（1912年）等著作，吴梅有《奢摩他室曲话》（1907年）、《顾曲麈谈》（1914年）、《中国戏曲概论》（1926年）等著作，在当时的学术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王国维、吴梅研究戏曲的方法和路数颇有不同。王国维研究的重点在戏曲资料的搜集、整理，他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宋元戏曲考》，该书在戏曲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王国维在《序》中曾经十分自豪地说：“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吴梅研究的重点在戏曲的格律，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赏曲、谱曲，在戏曲史方面，他在王国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把研究重点转向明清的传奇和杂剧.在这两种研究范式中，叶德均更加欣赏王国维的研究方法。他称赞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曲录》等作品“不仅考证精确，而且奠定了戏曲史研究的基础”,他对于吴梅的戏曲研究则多有批评，他认为吴梅“决非一个现代的戏曲史家，而是致力于作曲，订谱的传统文人”,“他以毕生精力虚耗在无用的作曲、度曲方面，以至在戏曲史方面所得有限，这是颇可惋惜的”,他还批评吴梅研究戏曲时“治学方法的随意和考证的疏忽。”（《丛考》第484-494页）。与王国维大约同时，另外一位戏曲研究者--姚华，也很受叶德均的推崇。叶德均在《姚华的<菉漪室曲话>》一文中，称赞姚华“用治经史的校勘、辑佚的朴学方法来治戏曲”,其研究成果“精密独到”（《丛考》第480页）。其实，这也是叶德均本人最为欣赏、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他的《曲品考》（1944年）、《曲目钩沉录》（1949年）、《祁氏曲品剧品补校》（1955年）等都是这方面的作品。
《曲目钩沉录》是叶德均用力颇勤的一部古代戏曲目录。该文在凡例中声称，“凡元明清诸家曲目、曲评之书已著录之曲目”、“明清公私家藏书目及汇刻书目所载者”以及“凡诸家曲目未著录而今尚存传本者”等概不收入，而所收录的“大抵取材于诗、文、词集、诗话、杂著、方志、书目、小说、戏曲诸书，以未见著录且无传本者为限”.据笔者统计，叶德均从大量的资料中共钩沉出明代的杂剧十五条（十五种），传奇十九条（三十五种）以及杂剧、传奇未明之属十一条（十五种）；清代的杂剧十五条（三十一种），传奇四十三条（五十四种）以及杂剧、传奇未明之属二十一条（二十六种）。这种研究工作，需要翻阅大量的资料，披沙拣金般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在一般学者看来，这是一种费时费力而又不讨好的工作，即使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其研究成果也很难在学术界引起重大的反响。但是，这种工作对于我们全面地了解明清时期的戏曲创作、流传情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不是一个热爱戏曲、淡于名利的人是绝对不会做这种工作的。
叶德均在《曲目钩沉录》中，不但钩沉出了许多古代戏曲剧目，而且对于同一题材或同一剧名的相关剧作进行了总结，使我们看到某一题材的作品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域的传播情况，达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如他在谈到清代王莘圃的《再生缘》传奇时，就列举了明代蘅芜室主及清代张雍敬、张玉谷、槐庭、程北涯以及无名氏的同名剧作等等，使我们看到了明清时期的人们对此类故事的浓厚兴趣（《丛考》第115页）。另外，在谈到无名氏的《西湖雪》时，就将清代以冯小情故事为背景的其他三部戏曲作品列出：郎玉甫《万花亭》、张道《梅花梦》、钱文伟《薄命花》（《丛考》第135页）。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为其他的研究者提供了学术线索，便于学者们进行某一领域的专题研究。
《祁氏曲品剧品补校》是叶德均的又一部戏曲目录学方面的著作。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剧品》共收曲目七百零九种，其中有二百九十五种未见其他戏曲目录，因此受到戏曲研究界的高度重视；而且利用该曲目可以订正吕天成《曲品》以及其它曲目的某些错误。叶德均的《祁氏曲品剧品补校》是以黄裳校注的《远山堂曲品剧品校录》（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版）为基础，“择其可补充、商榷者二百四十余则，为之补校一过”.叶德均在补校过程中，将同一个作者的不同作品或不同作者的同名剧作放在一起来展开论述，条目非常清楚。在该文的《后记》中，他又详细地阐述了《远山堂曲品剧品》的学术价值，认为该书“不仅丰富了明代传奇、杂剧的数量，也提供了明代戏曲史一些重要资料，而最主要的是对编纂明代传奇、杂剧的曲目的，提供许多从来不知道的资料”（《丛考》第305页）。此外，他也指出了黄裳校本中的一些失误，如他“不按照曲目书籍成书先后来处理，反而先提出晚出的姚、王两家的曲目，结果除了胪列不同说法外，并没有解决问题，甚至于还有‘治丝益棼’的情况，这样做对于读者是很难有所裨益的”（《丛考》第312页）。
叶德均不但认真搜集剧目，而且重视索引的编制。他在《关于〈新曲苑〉》一文中，曾经为任讷辑《新曲苑》（中华书局1940年出版）丛书三十五种编制了详细的索引，将该丛书中引用的一百四十一种书目按朝代先后次序一一列出，大大方便了使用该书的学者。他还曾经为蒋瑞藻《小说考证》的引用书目做过索引。这种不计个人名利，甘心“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学术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叶德均重视戏曲资料的版本问题，他认为“现在编印古书，最低限度是必要举出所据的版本，并以古本为主”（《丛考》第467页），他的《曲品考》就是这方面的作品。《曲品》是明代著名戏曲理论家吕天成的著作，其中著录的一百九十一种传奇目录和一些已佚传奇的内容，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但是，叶德均当时能够见到的《曲品》的版本情况十分复杂，特别是这些版本往往将吕天成的《曲品》与清代高奕的《新传奇品》以及无名氏的《古人传奇总目》合刊，使人们分不清楚哪些是吕天成《曲品》原有的内容。叶德均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缜密的考证，力图恢复《曲品》的真相和原貌。在《曲品考》中，他首先列举了当时能够见到的五种重要的《曲品》版本：暖红室刊本、吴梅校本、《曲苑》初编本、《重订曲苑》本和《增补曲苑》本，并根据这五个版本的来源和校补情况，将其分为《曲苑》本、暖红室本两个系统，指出了两个系统的主要差异在于排列分卷和增补注释两个方面。其次，他通过两个版本系统的详细的对比和校勘，列出了暖红室本、吴梅校本的一百一十八处增改、注释的情况，并一一指出它们的优缺点，他认为暖红室本的增改“不仅混淆原文和注释，而且还有遗误读者之嫌。至于改名为字，形式虽然一律，也殊失本来面目”（《丛考》第164页），并且有些新增的注释是错误的。在此基础上，他根据《曲品》的体例，分析了诸本共同的错误和《曲品》本身的简脱情况。再次，他分析丁与《曲品》合刊的《古人传奇总目》的情况，认为该书和吕天成无关，并非《曲品》卷中，认为其作者当是“《曲品》的读者或传抄者”、“其时代当为清初或中叶”（《丛考》第175-176页）。最后，他论述了《曲品》对于黄文旸《曲海目》、姚燮《今乐考证》和王国维《曲录》等书的影响，并指出了各书在引用《曲品》过程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
叶德均的《曲品考》考证细腻，论证充分，结论允当。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六册收录了吕天成的《曲品》，该版本在分卷方面釆纳了叶德均的意见，将高奕的《新传奇品》和无名氏的《古人传奇总目》从《曲品》中分离出来，不再作为《曲品》的一部分，但是该版本没有说明所用的底本，有时以暖红室本为底本，有时以“清河郡本”为底本，前后体例很不一致，又造成了新的混乱。
《曲目钩沉录》、《曲品考》、《祁氏曲品剧品补校》是叶德均在戏曲目录学方面的重要著作，这种研究工作对于我们完整的古代戏曲史的编写意义重大，在学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对戏曲家生平经历的关注。
叶德均十分注意搜集戏曲家的生平资料，他在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白朴年谱》（1949年）、《元代曲家同姓名考》（1949年）、《读曲小纪》、《清代曲家小纪》等专门研究古代戏曲家的论文。《白朴年谱》写成于1949年，该文根据《遗山先生文集》、《天籁集》以及其它戏曲文献，勾勒了白朴的生平经历与主要作品，是较早地全面研究白朴的文章。叶德均的《元代曲家同姓名考》则在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等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元代曲家同姓名者四十三人，其中曲家二十人，与曲家同姓名或同姓字者二十三人。《读曲小纪》则考察了明代曲家张凤翼、龙膺、王抃、黄钧宰等十余人的生平和作品。《清代曲家小纪》考察了刘赤江、王复等人的作品。上述材料的搜集和整理虽然还不成系统，但是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明清时期的戏曲家和戏曲创作的情况很有帮助。
关于明代南戏五大腔调的论述。
叶德均的《明代南戏五大腔调及其支流》是论述明代南戏声腔方面的作品。该论文以南戏各声腔出现时间的早晚为顺序，论述了温州腔、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和昆山腔等五大声腔兴起、发展、兴盛、衰落的时间、地域以及具体演唱时的情况。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他比较关注各声腔实际演唱时的情况，如某一声腔是否严格遵守声调、格律，演唱时是否有乐器伴奏，如有乐器伴奏，以什么乐器为主等等问题。他认为早期南戏主要是以清唱为主，偶尔有用管弦乐伴奏的，在演唱过程中有时采用“帮合”唱的唱法；海盐腔则主要是清唱，用拍板或拍手节拍；弋阳腔采用帮合唱、滚唱等演唱方式；昆山腔则用笛子做主要伴奏，演唱时“特别注重抑扬顿挫，具有清柔、曲折、婉转的特色，而用喉转音到细若游丝的地步，更是精致、细腻”（《丛考》第45页）。其次，他还注意到戏曲声腔的产生、流传与当地经济发展、城市繁荣之间的关系，五大声腔的产生几乎都在当时商业经济比较繁荣的地区。再次，在研究方法上，他借鉴陈寅恪“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以小说中的资料来考证戏曲。如在谈到海盐腔时，他就采用了《金瓶梅词话》中有关材料来论述海盐腔在万历时期的实际演唱情况。
在该论文中，叶德均在论述宜黄腔时，注意到了汤显祖与宜黄当地优伶的密切关系；他针对汤显祖戏曲的不合音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汤氏《牡丹亭》等‘四梦’是供宜黄演员演唱的脚本，也是按照他们唱南曲具体情况作曲、度曲的，这自然和昆腔的唱法不同”（《丛考》第57页）。此一观点，后来引起学术界的一段公案，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纷纷对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徐朔方先生在《汤显祖年谱》中又重新提出这一观点（中华书局1958年版）,后来他又陆续著文阐述之。高宇在《我国导演学的拓荒人汤显祖》（《戏剧研究》1979年第1期）一文中支持徐朔方先生的观点。钱南扬在《汤显祖剧作的腔调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詹慕陶在《关于汤显祖的导演活动和剧作腔调--与高宇先生商榷》（《戏剧艺术》1980年第1期），程芸在《也谈汤显祖戏曲与昆腔的关系》（《文艺研究》2002年第1期）等论文中则反对这一观点。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仍然没有统一的意见或看法。但是，叶德均提出的这一问题，却促使学术界深入讨论了汤显祖剧作的“失律”问题，使人们对于汤显祖剧作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在学术界，有时提出一个有重要价值的学术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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