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景深简介

赵景深（1902年4月25日—1985年1月7日），曾名旭初，笔名邹啸，祖籍四川宜宾，生于浙江丽水。中国戏曲研究家、文学史家、教育家、作家。1922年毕业于天津棉业专门学校后，入天津《新民意报》编文字副刊，并组织绿波社，提倡新文学。1930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会会长，中国俗文学学会名誉主席，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主席等。在元杂剧和宋元南戏的辑佚方面作了开创性工作，对昆剧等剧种的历史和声腔源流及上演剧目、表演艺术均有研究，著有《宋元戏文本事、《元人杂剧辑逸》、《读曲随笔》、《小说戏曲新考》、《元人杂剧钩沉》、《明清曲谈》、《元明南戏考略》、《读曲小记》、《戏曲笔谈》、《曲论初探》等十多部专著。

赵景深的戏曲研究

据赵景深本人的回顾，他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从事戏曲研究的，具体时间是1933年，此前，他的精力主要放在文学创作、翻译和编辑上，而且在文坛已有了不小的名声。就学术渊源来说，赵景深和郑振铎、周贻白等同时代的学人一样，并非科班出身，属于自学成材。他年轻时在天津棉业专门学校所学的东西与文学可以说是毫无关系，他后来走上学术之路，成为著名戏曲史家，完全靠的是个人强烈的兴趣和顽强的意志。

学术兴趣的养成，往往和个人成长环境的熏陶及乡土文化的滋润有关，这可以从其早年的生活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赵景深从小时候就比较喜欢听戏，并将这一爱好保持终生，他曾这样回忆自己早年的观剧生活：“我从少年时代就爱好戏曲。五四运动以前，我家住在芜湖，常跟随父亲到大马路大舞台去看京戏。……我又在假期常随父母到宁波外婆家去小住。路过上海时，就到九亩地去看机关布景的连台本戏《新茶花》，赵君玉等主演，演出外国兵从台下打到台上去。到了宁波，我就常到城隍庙去看庙会戏如《大名府》、《武十回》等《水浒》戏以及目连戏。”

这种爱好不仅培养了赵景深日后的学术兴趣，而且对其学术研究对象和方法的选择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为了戏曲教学和研究的需要，赵景深又先后拜管际安、张传芳为师，学习昆曲，并曾多次粉墨登场。他不仅自己私下唱，而且还在课堂上公开唱，后来还发起组织上海昆曲研习社，为昆曲复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正如曾听过他课的学生吴中杰所描述的：“赵先生主讲古典戏曲．能唱许多曲种。他喜欢唱．不但晚会上唱，上课时教到什么曲种时也会来上一段。”

在赵景深治学之路上，有一位重要的引导者，那就是郑振铎。他晚年在追述自己的治学历程时，曾这样说道：“我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和小说，主要是受郑振铎先生的影响。”受郑振铎的鼓励和影响，赵景深选择以戏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作为研究对象，他的《宋元戏文本事》就是在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书的启发下完成的。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学人身上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原先所学专业都与文学无关，后来靠自学成材；比如两人都是多面手，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从文学创作、翻译、编辑逐步转向学术研究；比如两人的治学方法也基本相同，喜欢搜罗文献，偏重实证式研究；比如两人都有丰富的藏书，收藏以通俗文学为主。相比之下，郑振铎的社会影响要更大一些。从这两位学人身上可以看出当时那些学人的一些共性来。

以1949年为界，赵景深研究戏曲的历程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1949年，这是赵景深研究戏曲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是赵景深从作家、编辑到学者的转型期。受郑振铎的影响，他开始涉足通俗文学研究，并取得不少成就，受到学界的关注。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赵景深除学术研究外，还做了许多其他社会文化工作。赵景深在这一时期出版的戏曲著作主要有《宋元戏文本事》、《元人杂剧辑逸》、《读曲随笔》、《小说戏曲新考》等。

从1949年到1985年，这是赵景深研究戏曲的第二个阶段，也是其学术研究的一个收获期。建国后，赵景深辞去北新书局总编辑等社会工作，只保留了在复旦大学的教授职位，成为一位纯粹的学者，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

在这一时期，赵景深继续进行戏曲研究，相继出版多部学术著作，如《明清曲谈》、《元明南戏考略》、《读曲小记》、《戏曲笔谈》、《曲论初探》、《中国戏曲初考》、《中国戏曲丛谈》等，在戏曲领域取得许多新的成就。

与此同时，赵景深还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戏曲研究人才，如马美信、李平、雷群明等。他不仅尽心指导自己的研究生，还对虚心向学的晚辈学人敞开大门，耐心指点，热情提携。“凡是爱好戏曲的研究者，他都一视同仁地给予帮助。做到‘有问必答，有信必复，有求必应’，这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数十年如一日，从不厌倦”。其情景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描述的：“海上学人，凡研治中国俗文学的，几乎都拜赵景深先生为师。他们常常要到四明里的那个弄堂，登门求教、求助，寻找自己所需的图书资料。”有不少重要的戏曲研究论著如叶德均的《戏曲小说丛考》、胡忌的《宋金杂剧考》、陆萼庭的《昆剧演出史稿》等都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下完成的。

赵景深晚年有三大心愿：一是和众弟子合作，编撰一部《中国戏曲史》；一是筹建一个研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学会，并创办一本发表研究成果的刊物；一是开设中国戏剧史课程。虽然这三个心愿最后未能全部完成，但由此可见其强烈的责任感和执着的敬业精神。

综合赵景深的戏曲著述来看，其治学有如下两个较为显著的特点：

一是视野开阔，并不局限于戏曲一隅，而是将各种通俗文学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戏曲之外，他在小说、说唱文学方面也有不俗的建树，相继出版有《小说闲话》、《大鼓研究》、《弹词考证》、《小说戏曲新考》、《银字集》、《小说论丛》、《中国小说丛考》、《民问文学丛谈》、《曲艺丛谈》、《中国小说史略旁证》等论著，在不少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仅就戏曲研究而言，他并不像别的学者那样，只关注其文学性，而是注意到戏曲的各个分支，对舞台演出同样给予重视。既重视雅部戏曲，也关注民间戏曲。故有的研究者称他的戏曲研究为“立体的研究法”。

二是他特别注重戏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辨析。这与他对戏曲文献的深人认识有关，他认为“研究古代戏曲，必须广收博采，先占有许多资料，才能谈得上研究”；“没有足够的研究资料，就会产生种种的‘猜测’和‘推论’，这也能变成危险的论断”。与同时期的学人如郑振铎、傅惜华等一样，赵景深十分重视古代典籍的搜罗，他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型藏书家。据其弟子江巨荣介绍，赵景深藏书最多的时候曾达到3万册。尽管从数量上看，它还无法与一些著名藏书家的收藏相比。但就其中的通俗文学部分而言，还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可谓特色收藏。在赵景深的诸多藏书中，“最丰富、最有价值的书目是古代戏曲”，“约有四百目，一千八百多种。加上平装以及后世的翻印、影印本，数量又要增加一倍以上”。其中不乏稀见的珍本乃至孤本。这些珍藏在赵景深去世后，由其家属捐赠给复旦大学图书馆。

书籍之外，凡是与研究有关的资料，无不在搜集之列，可谓处处留心皆学问。赵景深将此作为自己治学的一个重要经验和方法：“至于我个人的自学经验和方法，我只是尽力地收集参考资料。只要是同我的研究有关的，那怕是片纸只字，我也珍藏起来。”丰富的收藏为赵景深的戏曲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也使其他研究者从中受益。

对文献的重视也可以从相关的著述中看出来，赵景深的戏曲著述大多为实证式研究，重点在作者的辨析、版本的梳理、故事源流的考索、研究资料的整理等方面，并且一直保持这种学术个性，没有因时代因素的影响而有太大的改变，尽管他也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相比一些研究者建国后刻意改弦更张、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做法，显得十分可贵。

总的来看，赵景深的戏曲著述数量较丰，大多为论文集，所收文章篇幅不大，多是针对具体问题而发，内容十分丰富，可谓包罗万象，这与当下学者所追求的系统、完整性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要想从中理出一些线索而没有遗漏还是比较困难的。好在此前已有研究者对赵景深的戏曲研究进行过很好的概括和总结。其弟子李平曾将赵景深的戏曲研究工作归纳为四个方面：“从方志与杂著中搜集有价值的资料，介绍或考订作者的生平，以戏曲文献作为研究作家作品的基础”；“经过谨慎的校勘对照，科学地推断出作品的流变，进而探求戏曲在不同时代的格局体制”；“推崇民间戏曲的主要地位与作用”；“介绍重要的戏曲理论著作，为后人撰写戏曲批评史提供方便”。

赵景深戏曲研究分为如下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首先是对戏曲曲文的辑佚。

中国古代戏曲由于社会文化地位较低，相关文献未能得到很好的保存，作品散失严重，完整传世者不多。这样，那些散见于各种曲谱、曲选中的残曲就显得比较可贵了。将这些残曲辑录在一起，对了解戏曲发展的全貌和一些剧目的具体情况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正是为此，这一工作受到了戏曲研究者的重视，他们在此领域做了很多工作，并取得了不少成就。赵景深便是其中着手最早、成就最为突出者之一。

赵景深首先进行的是宋元戏文的辑佚。他是受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南戏部分的启发而着手这一工作的，并且是与钱南扬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时进行。1934年9月，赵景深在北新书局出版《宋元戏文本事》一书，比钱南扬的《宋元南戏百一录》早了三个月。该书共辑录宋元南戏作品46种。其辑佚方式与清代学者有所不同，辑录者并不满足于曲文的辑录，在注明曲文的出处、所据版本之外，还十分注意曲文的排列，并根据有关文献资料钩稽作品的本事、剧情，进行考辨。这样，辑佚的学术品位得以提升，已不同于简单的抄录古书，而是成为一种有效的学术研究工作。

《宋元戏文本事》和《宋元南戏百一录》二书除去重复，总计收录宋元南戏作品56种，这样，人们所见到的南戏作品大大增加。该书出版后，在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有的学者称其“在编制方面，在考证方面，都可以说得起无瑕可指”。

当然，正如赵景深所言，“这工作是非常细致复杂的”，因此也就“难免没有错误”。其后，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曲文虽不能增加多少，‘本事’是更加清楚了”，而《宋元戏文本事》一书恰恰“忽略了南戏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分析，故事演变的时代背景及其现实意义的说明”。有鉴于此，赵景深在《宋元戏文本事》一书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一批论文，对这些佚曲的本事等问题进行详细考察，后来结集为《元明南戏考略》一书。该书收录了16篇相关的论文，可以看作是对《宋元戏文本事》的增补和修订。

宋元戏文之外，赵景深还进行了元代杂剧的辑佚工作，其成果便是1935年在北新书局出版的《元人杂剧辑逸》一书。该书利用《太和正音谱》、《北词广正谱》、《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雍熙乐府》和《词林摘艳》等5部曲谱和曲选，共辑录元杂剧逸文41种，使人们得以了解一些失传元杂剧的本来面貌，其学术价值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卢前在其《元人杂剧全集》一书中就曾采用了一部分，如李进取的《神龙殿栾巴噀酒》一剧的逸文便是据《元人杂剧辑逸》一书补人的：“友人赵景深方辑元剧逸文，出稿相示，则散见《北词广正谱》中者亦已录出，因据补人。”

不过该书存在的缺憾也比较明显：一是所据资料不够丰富，只有5部书籍，赵景深本人也承认“所根据的书，说来寒伧”，“其他罕见的曲谱曲选如《南北词广韵选》、《风月锦囊》等，我都不曾辑集进去”；二是体例不够完善。全书只收曲文，没有本事介绍，不注明出处、版本，同时也不出校记。顾随曾撰文进行评述，提出该书“工作是值得感谢的”，但“也有几点不能使人满意”，主要表现为“不曾将每剧的本事加以详细的说明”、“失收”以及“校勘的不精”。

建国后，赵景深在胡忌的协助下，根据新发现的相关史料及其他研究者的增补，对该书进行了增删修订，以《元人杂剧钩沉》为名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全书共辑录元人杂剧43种，附录2种，同时接受一些同行的建议，增加了作家小传、剧情介绍和异文校勘等内容，“把必须校勘的重要地方全都校了出来；凡能够找到本事的，也都补了上去”。该书在曲文的辨析方面用力甚勤，参考文献增加到12种，学术质量比原书提高不少。

据说赵景深还曾编著有《明清传奇辑佚》一书，但令人遗憾的是，该书一直没有出版，仅公开发表了其中的一小邵分内答，如《王样卧冰和十孝记》、《沈璨传奇辑逸》。前文辑录了沈璨《十孝记》的部分残曲；后文则依据《南词新谱》，按照《曲品》的次序，辑录了沈琛9种已失传传奇作品的残曲。此外，庄一拂在其《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一书中也引用了该书的部分内容。

此外，赵景深还对“明人散曲的辑逸，曾经花过不少的工夫”，辑录过多位曲家的散曲，“并作有《南北宫词纪》、《太霞新奏》、《吴骚合编》、《吴骚二集》等书的全部索引”。但除了《明人散曲的辑逸》一文发表外，这些辑佚之作也没有公开刊布过。

其次是对戏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赵景深与同时代的其他戏曲研究者一样，特别重视戏曲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除前文已提到的戏曲收藏、曲文辑佚之外，他还进行了戏曲资料的整理、编撰工作，其中以《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中华书局1987年版)一书份量最重，影响也最大。

众所周知，古代曲家由于社会文化地位较低，流传下来的资料甚少，这就需要戏曲研究者扩大文献的搜集范围。在此方面，赵景深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早在1942年，他就尝试从方志中辑录曲家资料，先后撰写了《方志著录明清曲家考略》、《安徽曲家考略》两篇文章。前文从41种上千卷的地方志中辑录了100位明清曲家的相关资料，其中明代52家、清代48家，“大部分是《曲录》、《今乐考证》、《小说考证》等书中所不曾叙到的”；后文则根据地方志及其他典籍，辑录了元明清三代22位安徽曲家的相关资料。建国后，另一位戏曲研究者张增元在赵景深的指导下也参加了这一工作，撰有《关于明清戏曲家籍贯、名号的资料》、《方志著录明清曲家考略》等文章。后来，两人将搜集所得，合编为《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一书。

《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是一部独辟蹊径、别具特色的戏曲资料汇编。该书取资一千余种元代至民国期间的各类地方史志，将其中有关元明清三代戏曲作家、散曲作家以及戏曲理论家的传记资料汇为一编。全书分元代戏曲作家、明代戏曲作家、清代戏曲作家、元明清散曲家、元明清戏曲理论家及其他5个部分，共收录元明清三代曲家658人的相关资料，其中未见各类书目、典籍著录的曲家多达124人。根据这些新发现能曲家资料，编者还发现了一百多种罕见剧目。此外，曲家名字虽见著录，但其剧目还不为人知的也有五十多种。该书按照两种方式编排：一是“略按时间先后”，一是“将同派别的作家放在一起”。所引用资料也“尽量以年代较早的本子为主。元明两代曲家绝大多数都引用了乾隆以前的刻本，有的甚至引用了与曲家同时能方志，如陈沂引用了《嘉靖南畿志》。清初曲家也尽可能引用了乾隆以前的方志”。书后附有《参考书目》和《引用书目》。

中国古代曲家除一些身份较高的文人士大夫外，大多生平不显，相关资料十分缺乏，为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该书搜罗广泛，内容丰富，为研究提供的重要便利是不言而喻的。它大大拓展了戏曲文献收集的范围，同时也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这正如赵景深所说的：“这本小册子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为编写中国文学史、中国戏曲史填补了不少曲家小传资料，对于深入研究元明清三代戏曲，也有许多值得参考的资料。”

自然，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该书也难免存在一些缺憾，这主要表现为辨识不清、检读征引未周、文字标点错讹等。其后，张增元、邓长风等人又分别依据新发现的一些资料对该书进行了增补。该书若能在此基础上，进行一次全面的增补修订，对研究者当能提供更大的帮助。

此外，赵景深还与胡忌合作，选注了两种戏曲作品的读本，即《明清传奇》(春明出版社1955年版)和《明清传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前者为《中国文学名著丛选》中的一种，该书选取《拜月亭》、《琵琶记》、《牧羊记》等十二个明清传奇剧目，选择的标准有四：“富于人民性”、“结合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富于艺术性”及“经过时间和舞台的考验”。每个剧目节选一出，共十二出。卷首有赵景深所写的导言。正文前有作者小传和剧情概要，正文后则为说明和注释。该书很适合初学者。后者则是《青年文库》丛书中的一种，共选录《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等十五个剧目中的十八折。该书与《明清传奇》一书的导言、选择标准、体例完全一样，所选剧目也大多相同，因此可以看作是前者的一个增补修订本．

再次是对戏曲基本史实、作家、作品的考述和辨析。

这也是赵景深戏曲论文的主要内容之一，用他本人的话来概括，就是“大致所谈，也不外作者生平、作品辑逸、情节概要、演变影响、曲论正误这一些”。他的这些戏曲论文数量较多，内容也很丰富，虽然篇幅都不长，但都写得很扎实，或披露新的文献，或对以往的成说进行辨析，大多重在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单独来看并不算很大，但集中起来，规模数量和学术价值也就相当可观了。

由于这些文章内容较为庞杂，涉及面广，这里稍作归纳和归类：

一类是介绍新见或稀见资料及依据新资料得出的新见解。如传奇作品《投梭记》，王国维《曲录》标注为无名氏作品，其他研究论著也都没有提及其作者，赵景深根据王应奎的《柳南随笔》和徐复祚的《花当阁丛谈》考出该剧的作者为徐复祚。这个结论有过硬的资料作依据，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同类文章还有《元代南戏剧目和佚曲的新发现——介绍张大复的(寒山堂曲谱)》、《明代青阳腔剧本的新发现》、《增补本(曲品)的发现》、《明成化本南戏(白兔记)的新发现》、《宣德抄本南戏(金钗记)的发现》等。

一类是对以往成说或流行观点的辨析。比如在《所谓曲海总目提要》一文中，赵景深将《曲海总目提要》与《扬州画舫录》所载《曲海目》进行比照，通过剧目的有无、作者的判定，提出“《曲海目》与《曲海总目提要》完全是两样东西”。这个看法与《曲海总目提要》的编订者董康的看法明显不同，但很有说服力，与另一位戏曲研究者杜颖陶则是不谋而合。同类文章还有《有关马致远生平的几个问题》、《(桃花影传奇)乃范鹤年作》、《魏良辅创始昆曲的商榷》、《辨白朴非豪放派》等。

一类是对剧目故事源流及影响的考察和梳理。比如在《目连救母的演变》一文中，赵景深对目连救母故事的产生演进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从释典谈到唐代变文，再说北宋的《目连救母》杂剧及郑之珍的《目连救母行孝戏文》，最后又讲到近现代民问流行的目连戏。文后还附了一个目连救母故事的源流简表，条理明晰。同类文章尚有《秋胡戏妻的演变》、《董永卖身的演变》、《琵琶行的演变》、《昆曲(十五贯)的来源、剧本和整理》等．

赵景深的戏曲研究与其同时期的戏曲史家一样，重视戏曲文献的搜集、整理，偏重实证类研究。这可以理解为一种治学优势和特色，但对一位严格要求自己、精益求精的学人来说，也可能意味着一种局限。对此赵景深本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过去研究戏曲，包括我自已在内，只是偏颇地谈到以下四个方面：一为‘谈曲’，也就是现今所谓中国戏曲史，例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一为‘作曲’，例如许之衡的《曲律易知》、蔡莹的《元剧联套述例》之类，是讲过去戏曲作家怎样编写剧本的，侧重在音韵和联套方面；一为‘度曲’，也就是唱曲，例如明代沈宠绥的《度曲须知》、清代徐大椿的《乐府传声》之类；一为‘谱曲’，也就是替戏曲打工尺谱，例如近人朱尧文的《谱曲法》。”

“偏颇”二字说明赵景深对自己以往研究戏曲的对象和方法是不锈满意的。不满意也就意味着会进行新的尝试和突破。结合其治学经历来看，建国后，赵景深还是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戏曲理论的梳理和探讨。

对习惯于依据史料进行实证研究的赵景深来说，探讨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无疑是一次新的尝试和突破。他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以《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一文为代表，该文是在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完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全文按照历史的顺序，分十二个小节，对宋元至晚清间的戏曲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梳理。在整体观照的基础上，对明清两代一些著名的曲家和他们的戏曲理论如徐渭的《南词叙录》，王世贞的《曲藻》，李贽、临川派、吴江派的戏曲理论，王骥德的《曲律》，吕天成的《曲品》等进行了重点介绍和评述。作者的态度是“只是实事求是地论述从宋代到晚清戏曲理论，我没有拔高”。结合这篇长文的内容来看，他做到了这一点。全文条理清晰，语言平实，为读者理出了一条中国戏曲理论发展演进的线索。

古代戏曲理论向来缺乏系统、全面的梳理和研究，是戏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赵景深的《中国古典戏曲理论》是这一领域较早出现的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具有奠基之功，为后来的曲论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古典喜剧传统概述》、《关汉卿和他的杂剧》、《关于评价马致远及其作品的一些问题》、《明代的戏曲和散曲》、《谈(琵琶记)》、《谈(荆钗记)》等文章也代表了他的这一努力。不可否认，赵景深的尝试也包含跟上时代的因素在，在这些文章中有着较为明显的时代印记。

二是对戏曲文物的初步研究。

出于对戏曲文献的重视，赵景深对建国后发掘出土的戏曲文物也有着很大的兴趣。他曾撰写《北宋的杂剧雕砖》一文，根据1958年4月所发掘的河南偃师酒流沟宋墓中的三块杂剧雕砖，纠正了自己以往曲艺、说唱不必装扮的错误看法，认为“在北宋应该已经有比较情节完整的戏曲了”。这些雕砖的出现，“对于宋官本杂剧和金院本的装扮演出情况，就有更具体的形象的理解了”。

个人的研究之余，赵景深对戏曲研究的动态也十分关注，撰写了不少评介新近研究成果的文章．如《中国戏剧研究》、《贺昌群的元曲概论》、《马廉校注的(录鬼簿)》、《外国人看中国戏》、《郑振铎的困学集》、《读曲小识》、《(散曲集丛)七种》、《广中原音韵小令定格》、《(宋金杂剧考)评介》、《谈任中敏的(优语集)》、《读(元剧俗语方言例释)》等。这些文章较为准确、到位地介绍了同行的研究成果，态度也比较客观、公正，既肯定其成绩，同时也点出其不足。特别是后者更为可贵。比如《广中原音韵小令定格》一文对卢前的《广中原音韵小令定格》一书进行评述，指出该书存在选调不当、部勒不严、出处不明、按语不确等问题，认为“这本书距离理想还远”。赵景深与卢前是同行好友，但他并没有因为这种关系就对好友的论著一味吹捧，而是保持个人的独立判断。这与当下书评毫无原则的吹捧、赞美等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前辈学者这种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不仅如此，赵景深还本着与人为善、推动学术的原则，根据个人研究所得，对一些论著存在的疏误进行纠正，或依据个人掌握的资料进行增补。如《读(元剧俗语方言例释)》一文，首先肯定该书做了“一种功德无量的好事”，同时也指出其中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并举出十个例证加以说明。再如在为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一书所作的序文中，赵景深除了对该书做出如实的评价外，还为该书补充了三条有价值的史料。这对原书的修订和提高是很有帮助的。

此外，赵景深还对戏曲的声律、演唱、体制以及民间戏曲、地方戏等领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撰写了不少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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