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铃简介

吴晓铃(1914--1995)，辽宁绥中县人，自幼随父居住北京。古典戏曲和小说研究家，藏书家。1935年由燕京大学医学预科转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习，1937年毕业，留校任教。曾一度应华粹深先生邀请，到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兼课。1938年赴昆明，受聘于西南联大中文系。1942年8月，应邀赴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执教，授课之馀，学习和研究印度古典戏剧。1946年底回到北平，1947年供职于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中心，仍在北大、清华、辅仁等校兼课。1951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学术秘书。1957年转入文学研究所，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直到逝世。

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专著《中国文学史》(古代部分，合作)，校订及注译剧作《西厢记》、《关汉卿戏曲集》、《话本选》、《大戏剧家关汉卿杰作集》，译著小说《小泥车》、《龙喜记》等。著述精华收录于《吴晓铃集》(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有散曲见于《清华校友通讯》。

吴晓铃的戏曲研究

吴晓铃先生学问渊博，兼通语言、文学两科，并对梵文及印度文学也有很深造诣，曾在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教。而最有成就的则是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的研究。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几个“俗文学副刊”专门刊登小说、戏曲、歌谣等俗文学的研究文章，它们是：香港《星岛日报》副刊(1941年1月创办，容肇祖主编)、上海《大晚报》副刊(1946年9月创办，赵景深主编)、上海《中央日报》副刊(1946年10月创办)、北京《华北日报》副刊(1947年7月创办，傅芸子主编)。这些副刊是研究通俗文学的论坛，曾团结一批同好，当时很多研究小说、戏曲的学者，如孙楷第、柳存仁、赵景深、冯沅君、杨荫深、叶德钧、浦江清、钱南扬、郑骞、严敦易等人，都在这些副刊上发表文章。后来，这些学者都成为学科的泰斗。吴先生早年不少文章也在那里发表。他研究戏曲的成果，以考据为主，可分为两类：戏剧作家生平考、古剧杂考。前者如《杜仁杰生卒新考》、《胡祗遹生卒新考》、《关汉卿里居考》、《钟嗣成生卒新考》、《(青楼集)撰人姓名考辨》、《云南曲家考略》(之一、之二)等等；后者如《说“俳优非侏儒”》、《说丁仙现》、《说黄公》、《说三三十六髻》、《说旦》(上、下)、《(今乐考证)与(今乐府选)撰集年代考》等。

我国戏曲研究在抗日战争初期，限于条件，有一段比较沉寂的时期，到了四十年代，却形成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包括吴先生在内的一批学者，勤奋开掘，深入探讨，作出不少成果，为五十年代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尤其是他们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都值得尊重和学习。如吴先生1941年底发表在《星岛日报·俗文学副刊》第42、43期上的《杜仁杰生卒考辨》，不但查阅了有关文献，知杜氏生平见于《录鬼簿》、《青楼集》、《金诗选》、《金文雅》、《元诗选》、《元诗纪事》等书，并能在胡祗遹《紫山大全集》、王恽《秋涧大全集》、魏初《青崖集》、王旭《兰轩集》等文集中找到踪迹。他还查阅了《济南府志》、《长清县志》，丰富其生平和家世的资料。不但如此，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得知长清县城东北是杜氏祖茔所在，当时尚存断碑一通，便请其在济南的叔父去长清县勘察。其叔觅得杜氏茔地及《故金京兆尹杜公墓志》断碑，于是请工予以缀合，抄录碑文交给吴先生。原来这是杜仁杰父杜忱墓碑，由严忠济撰文。从这一碑中，又知仁杰初名之元，字善夫。根据上述丰富资料，吴先生才撰写此文，并在文中为杜仁杰编写了年谱。可以说，这篇研究论文是杜仁杰生平研究诸文中，材料最详尽，考证最严谨的一篇。

《〈青楼集〉撰人姓名考辨》是他在四十年代的又一篇力作，发表在《星岛日报·俗文学副刊》1941年第29期。《青楼集》，《说郛》本题为“元黄雪蓑”撰，《古今说海》本题为“雪蓑钓隐辑”，《双景阁丛书》本题为“雪蓑渔隐记”。究竟撰者真实姓名为何，当时尚没有定论。先生是最早考证这一问题的人。浙江瞿氏《清吟阁书目》在《青楼集》目下题作“元·夏伯和撰”，但叶德辉在《郋园读书志》卷六上，却大加抨击，以为邾经《青楼集·序》已明称作者姓黄（邾序称雪蓑为“商颜黄公之裔孙”），不姓夏，“则瞿目似不足凭云”。吴文则将明抄本《录鬼簿续编》中夏伯和的传与邾经的序文细作比较，认为夏伯和即雪蓑，《清吟阁书目》没有错，很可能邾序在传抄中，将夏误为黄。接着，他又在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清·张海鹏辑《学津讨原》本）卷末找到夏伯和写的一篇跋尾。最后题为“至正辛丑上元日重观于泗北疑梦轩，云间夏庭芝伯和父谨志”。据此，则知夏氏名庭芝，伯和乃台甫。接着，吴文还推算了夏氏大致的生卒年，并考据了夏氏的里居。此文发表后，很有影响，陈寅恪先生读后致《星岛日报·俗文学副刊》主编戴望舒函云:“贵刊第29期吴晓铃先生《〈青楼集〉作者姓名考辨》，论据精确，钦服至极。鄙意《青楼集·序》中所谓‘商颜黄公之裔孙’其实即指夏氏而言，盖‘商山四皓’中有夏黄公一人，夏伯和自可目之为‘商颜黄公之裔孙’也。……”经陈寅恪先生指明，则雪蓑姓夏不姓黄，昭然而明，不再有疑问了。陈乃吴之师长辈，这也可以看到当时学界尊师爱友、自由切磋的好风气。

吴先生认为，研究戏曲应该关心戏曲的发展，联系舞台演出实际，这有利于对戏曲的理解。1949年以后，政府十分重视戏曲工作，一方面积极引导戏曲改革，注入新内容和新的艺术因素，使戏曲这一传统的、为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获得新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又重视挖掘快要或已经失传的优秀遗产，如昆曲的振兴就是最好的例子。吴先生以一个学者敏锐的学术眼光，捕捉这些新的情况，发表不少好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用语言学（他曾是语言所研究员）的功力，研究戏曲语言。如《传统戏曲语言琐谈》之一《内练一口气》，之二《暗号》，之三《重内轻外》（还有之四），又如《马连良语言艺术初探》、《谈谈戏曲唱念中嗓子“横”的问题》等。

第二类，有关戏曲剧目、戏曲艺术、影戏、曲艺和戏曲文物、戏曲掌故等文章。如《试测梅兰芳洁化舞台年代》、《记〈牡丹亭〉里的花神》、《元大都戏词砖的发现》、《谈昆剧》、《“耍孩儿”剧种小考》、《说“夸张”——关于相声散记之一》、《关于“影戏”与“宝卷”及“滦州影戏”的名称》、《〈古本戏曲丛刊〉编余偶得》（五篇），以及谈快板、京韵大鼓、二人转的文章。这类文章内容相当广泛，文章虽不长，却常有一得之见，对人颇有启迪。

第三类，中国戏曲与世界戏剧。如《试就〈高加索灰阑记〉探索三题》、《中国武剧、印度卡塔卡利舞剧有所感》、《泰戈尔和梅兰芳的友谊》等。这些是他融会中外，功力独到的文章。像《试就〈高加索灰阑记〉探索三题》一文，既谈到元代杂剧家李潜夫杂剧《灰阑记》流芳世界的情况，又谈到德国杰出戏剧家的《高加索灰阑记》借鉴李潜夫剧作，加以吸收的情况。并更进一步指出贤明官吏判处两妇人抢夺男婴案这一核心情节的“母题”意义，这一母题在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圣经《旧约全书》、佛经《贤愚因缘经》的《檀腻品》、藏文《大藏经》、《古兰经》中都有大致相同的案例记载。是衍变还是偶合?这是“母题”研究中值得探讨的问题，吴先生则认为:“偶合”为保险。此文虽篇幅不长，却很有意义，不仅开阔人的眼界，而且开拓了研究领域。但是若没有丰富的知识，对这样的题目，则难措其手了。

值得注意的是，自1949年以来，吴先生投入很多精力来做戏曲文献的校勘整理工作。如为《六十种曲》重新作了校订。这套重要的戏曲丛书，1935年由胡墨林断句，叶圣陶、徐调孚校订，开明书店排印出版。1954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又用开明书店纸型，请吴晓铃先生据明末汲古阁初印本的零种，及其他明刊本作校订后出版，使之更完善。明·陈所闻辑的散曲集《北宫词纪》（全名为《新镌古今大雅北宫词纪》），中华书局于1959年请赵景深先生点校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南宫词纪》）。因吴先生藏有难得的《北宫词纪》抄本，存有外集残本四、五、六卷。于是，1962年中华书局又请他据此本作校补，将外集残本附于后，这就丰富了此书的内容，也是功德无量的事。1958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我国元代戏曲家关汉卿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加以纪念。为此，他与语言所的刘坚、单耀海、李国炎将关氏全部作品编校成《关汉卿戏曲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此书共用元刊本、明抄本、臧本等九种版本，应该说其校订是很严谨、科学的。曲文断句根据宫谱定格，宾白根据元代语法规律及语言习惯断句。因吴先生兼通戏曲曲律和语言学，刘坚等人都是语言学研究学者，因此其断句很准确。此外，他们尽量保持底本原貌，不妄改，尽量出校，只将别体字、破体字、不规范的简体字改正。这样的校勘原则是妥当的、符合科学精神的。1963年，他的《西厢记》校注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前，王季思先生于1957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西厢记》校注本（这是王先生对1944年《西厢五剧注》、1949年《集评校注西厢记》的第三次修订本）。这是两种功力最深的《西厢记》校注本，但各有特点。吴本以十二种各具有代表性的版本参校，如流传较广的凌初成本、金圣叹本，时代最早的北京岳氏本，比较罕见的郑国轩本、朱璐本等。王本则以暖红室翻刻凌初本为主，校以王伯良本、汲古阁本、毛西河本及《雍熙乐府》所录《西厢记》曲文，参校版本较吴本少。两种本子的注解皆一丝不苟，准确达意。王本广征博引，注明出处，既明本意，又引佐证。吴本则求通达词意，征引较久但对口语却较重视。可以看出两位先生对校注本的着重点不太相同，因而便有不同面貌。五十年代初，郑振铎先生任文化部长，兼任文学所所长。他深感戏曲资料搜集的困难，“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要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古剧收藏家的辛勤，诚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幸而集腋成裘，更幸而历劫仅存”（郑振铎《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这是他切身的体验。因此就想将各图书馆的戏曲作品整理编辑而付印，使世人能比较方便地使用这些珍贵的文学遗产。经过一番筹备，郑先生拟出《古本戏曲丛刊》编辑与出版方案，并组成编辑委员会。委员是:杜颖陶、傅惜华、吴晓铃、赵万里、郑振铎。吴先生是郑先生的得力助手，又有周妙中等先生辛苦奔波，调查图书，张罗出版。终于，在1954年2月出版《古本戏曲丛刊初集》，1955年7月出版二集，1957年2月出版三集，1958年12月出版四集。可惜的是，郑先生在1958年10月因公殉职，终未能见此丛书出全。继任文学所所长的何其芳先生决定将《古本戏曲丛刊》列入文学研究所的规划项目。因编委会中郑、杜二人已逝世，便增聘了阿英、赵景深、周贻白三位先生，继续开展工作。当时学界正就历史剧问题展开热烈的学术论争，为此，将原为九集的清代内廷历史大戏提前付印，于1964年出版了九集。“文革”以后，《古本戏曲丛刊》又做为文学研究所的重点项目，同时还纳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项目。作为“三朝元老”的吴先生是五集的主编，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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