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简介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海宁人。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王国维的戏曲研究

王国维是20世纪戏曲研究的奠基者与开拓者。他的研究戏曲是从1907年经罗振玉举荐到北京学部及京师图书馆任职之后才开始的。此前，他对戏曲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之所以要专门进行探究，主要有如下两个因素：

一是因词的创作、研究成功而涉及戏曲，即他本人所说的“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词曲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对词的深入探讨，势必会涉及曲，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学术转向。

一是为了振兴戏曲。当时戏曲、话剧在中国与西洋文化地位的巨大反差，雅部戏曲的衰落，使他意识到“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中国戏曲中虽有佳者，但“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无论是由词而曲，还是为了振兴戏曲，更多的是出于自觉的学术目的。

此外，当时北京浓厚的戏曲氛围也在一定程度上感染了他，激发了其探讨的兴趣。这一时期正是京剧发展成熟并达到鼎盛的重要时期，名家辈出，演出频繁，上至皇帝后妃，下至平民百姓，无不迷恋，达到举城若狂的程度。

在此后短短几年间，王国维不断有戏曲著述面世：

1908年：《曲录》。

1909年：《戏曲考原》《优语录》《唐宋大曲考》。

1910年：《曲录余谈》《录鬼簿校注》。

1911年：《古剧脚色考》。

1913年：《宋元戏曲考》。

据说王国维还著有《曲调源流表》，但原稿佚失，现在已不可见。此外，他还曾帮助罗振玉影印出版《元刊杂剧三十种》。1914年，他“取其最佳者，重为写定”，整理了《七里滩》《拜月亭》《三夺槊》《贬夜郎》四个剧目，表现出对新发现戏曲文献的浓厚兴趣。

从上述著述来看，王国维的探讨涉及戏曲学科的各个分支，从戏曲目录的编制到戏曲源头的考索，从基本典籍的校勘到演员资料的收集，从戏曲宫调的考察到戏曲角色的追溯等等，无不在其探讨之列，其中不少工作具有开创空白的重要意义。这是二十世纪学术史上首次以自觉的学术意识对戏曲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与先前文人士大夫那种即兴式的曲话体写作无论是在学术思路、治学方法上还是在表述方式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王国维的戏曲探讨是从文献的收集、整理这一基础工作开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先前正统文人视戏曲为小道，相关的学术积累较少，文献散失严重，没有图书馆提供文献支持，缺少同道之间的切磋，这就需要从最为基本的文献研究工作着手。这一情况正如傅斯年所描述的：“剧本散亡，剧故沉湮，源源不可得考，事迹无从疏证者，多多矣。钩沉稽遗，亦大不易。当时人并无论此之专书；若于各家著述中散漫求之，势不能不遍阅唐宋元明文籍，然而唐宋元明文籍，浩如烟海，如何寻其端绪? 纵能求得断烂材料，而此材料又复七散八落，不相联属，犹无补也。王先生此书，取材不易，整理尤难。”没有文献搜集、整理这一基础工作，戏曲研究就无法展开。不仅王国维如此，同一时期及其后的其他研究者也都十分重视戏曲文献的搜集和整理，这是二十世纪上半期戏曲研究的重要特色，其成就也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

另一方面，这也与王国维个人的治学兴趣及特点有关。为研究的需要，王国维购买了不少珍贵的戏曲典籍，如《盛明杂剧》初集、《雍熙乐府》、《传奇汇考》及明文林阁传奇十种等。他喜欢实证式研究，是以治经史的方法来研究戏曲的，即先从目录、版本、校勘着手，使研究建立在丰富、坚实的文献基础上。以《曲录》的编制为例，这是王国维着手戏曲研究的第一项工作。由于“正史艺文志及《四库全书提要》，于戏曲一门，既未著录；海内藏书家，亦罕有蔸罗者”，于是他“参考诸书并各种曲谱及藏书家目录，共得二千二百二十本，视黄氏之目增逾一倍。又就曲家姓名可考者考之，可补者补之，粗为排比，成书二卷”。后稍作增补修改，“为书六卷，为目三千有奇，非徒为考镜之资，亦欲作搜讨之助”。有了完备、可信的目录，就可以对戏曲有全貌式的了解，同时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使他们有一个良好的学术起点与平台。

正是由于准备的充分和工作的扎实，王国维在撰写《宋元戏曲史》一书时才显得十分自信和从容：“凡诸材料，皆余所蔸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这并非虚言，而是实际情况的写照。

在上述著述中，以《宋元戏曲史》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也最具代表性，它可以看做是王国维数年戏曲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正如蔡尚思所言：“王国维生平著述很多，但就其系统性而论，却首推《宋元戏曲史》一书。”他本人也是这样看的：“四五年中研究所得，手所疏记，心所储藏者，借此得编成一书。”妒该书原名《宋元戏曲史》，后改名《宋元戏曲考》，写于1912年末1913年初，“乃以三月之力，写为此书”。

据徐森玉回忆，他曾拜访过撰写《宋元戏曲史》期间的王国维，当时所见：“桌上、书架上摆的都是有关这部书的资料，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从日本收来的善本。我们聊天时，他总把话头引到这部书上来，听取我的意见。这时，另有一位朋友来看他，他还是用此法谈话，有时提出问题和我们研究，如有相反的意见，展开辩论，最后得出的结论，他都记在笔记里”。这段回忆使我们可以约略想见该书撰写时的情景，由此也可看到王国维准备之充分，态度之认真。徐森玉据此将王国维写书的方法概括为“博、专、细”三个字，“‘博’是说他掌握的资料丰富；‘专’是集中精力，把它写好；‘细’则包括一稿、二稿……乃至校对装帧，都要缜密周详”旧]。这个概括还是比较到位的。

在该书中，王国维对戏曲从萌芽到宋元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重点在对元代戏曲的评述，并提出了一些具有创建性的观点，对后世戏曲及文学艺术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比如他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认为戏曲代表了元代文学的成就和特点，“元杂剧之为一代之绝作”，“元之文学，则固未有尚于其曲者也”。这不仅是一个戏曲命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学命题，点出了文学内在变迁与时代文化外在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再比如他对元杂剧的认识：“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峻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这也是很精当的评价。

对宋元以前戏曲形成发展历程的梳理，王国维始终围绕着一个观念进行，那就是戏曲是以“歌舞演故事”，“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这是他对戏曲的界定，也是辨析戏曲要素产生形成的重要依据。根据这种戏曲概念，加之对戏曲文学性的强调，他认为戏曲要到宋代才形成，此前不过是戏曲单种元素的演进，它们并没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产生戏曲这种新的艺术样式，即他所说的“唐代仅有歌舞剧及滑稽剧，至宋金二代而始有纯粹演故事之剧；故虽谓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无不可也”。这一看法有其合理性，也在较长时间里为学界所接受。

对于各时代的戏曲，王国维显然最为推崇元代。这与他对悲剧、意境的推崇是分不开的。其中对悲剧的认识在其《红楼梦评论》一文中表述得较为充分，在这里又用来观照戏曲。“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这也是他对戏曲的考察止于元代的重要原因。他认为像《窦娥冤》、《赵氏孤儿》这样的作品“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王国维引人悲剧的视角来评价中国的文艺作品，在方法论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影响深远。

对意境的认识在其《人间词话》一书中有着形象生动、准确的描述，这是王国维评价作品优劣的一个标准。在这里，王国维又借用来评述戏曲，衡量曲文的文学性，并认为这是元曲的佳处所在：“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日：有意境而已矣。”这种意境体现为“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在王国维看来，这种意境在中国戏曲中，只有元代戏曲才有，“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对意境的推崇与王国维所赞赏的自然风格是一致的。比如他对南戏的评价：“元南戏之佳处，亦一言以蔽之，日自然而已矣。申言之，则亦不过一言，日有意境而已矣。”在该书的另一地方，他也说类似的话：“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日：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

对王国维来说，元代戏曲正好符合其上述审美理想，故为其所喜爱。《宋元戏曲考》所体现的文学观念与《红楼梦评论》《人问词话》是一脉相承的，并有新的发展。过去人们多看重其考证的部分，忽视了其戏曲研究与词学、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此外，王国维还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如对戏剧和戏曲的区分，对赚词和诸宫调的考察、对元杂剧发展历程的三个分期：蒙古时代、一统时代和至正时代的界定等等，这里不再详细介绍。

虽然此前也有一些文人对戏曲进行品评鉴赏，撰写了像《曲品》《传奇汇考》《乐府考略》《今乐考证》这样的戏曲著述，但作者多是于个人爱好。鉴于主流文化的强大压力，他们还不可能像王国维这样出于明确的学术意识，将戏曲研究当做一门和经史一样的学问来做，正如王国维本人所概括的：“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前后纵向的对比正可彰显王国维戏曲研究的开创性贡献。

对此，学界早有定评。1919年，傅斯年最早对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一书进行评述：“近代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庵《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其余亦间有一二可观者，然大都不堪入目也。”蟠-稍后，梁启超更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王国维的戏曲研究给予历史定位：“若创治《宋元戏曲史》，菀述《曲录》，使乐剧成为专门之学。斯二者实空前绝业，后人虽有补苴附益，度终无以度越其范围。”“最近则王静安国维治曲学，最有条贯，著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史》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静安当为不祧祖矣。”坷一梁启超的这个预言不久就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后来，郭沫若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并称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类似的评价还有不少，且大家的看法相当一致。

王国维本人也从这种探讨中获得了发现真相的乐趣：“词曲一道，前人视为末伎，不复搜讨，遂使一代文献之名，沈晦者且数百年，一旦考而得之，其愉快何如也。”可见，王国维对个人从事的这种研究的重要价值也是看得十分清楚的。

王国维不仅以开创者的身份受到后学者的景仰，更为重要的是，他以自己坚实的研究实绩奠定了二十世纪戏曲研究的良好基础，对后世的戏曲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为具体观念的启发，也表现为治学方法的启示。可以说，王国维为二十世纪的戏曲研究构筑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学术平台，后学者基于这个平台和这位先辈对话，推动学术的发展。

这种影响并不限于中国的学术界，而是国际范围的，特别是对日本的汉学界，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比如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铃木虎雄都曾向王国维请教过南北曲的问题，青木正儿正是在王国维的启发下，撰写《中国近世戏曲史》的。“本书之作，出于欲继述王忠悫国维先生名著《宋元戏曲史》之志。”

在二十世纪戏曲研究史上，王国维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坐标点。以其为参照，可以看出戏曲研究发展演进的情况。

当然也不可否认，限于史料的缺乏和个人的认知，王国维的戏曲研究也存在一些缺憾和局限。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对戏曲特性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深入，将戏曲视作和诗词一样的文学样式，对其文学特性关注较多，认为“元剧之精髓，全在曲辞”，对戏曲的舞台演出情况则关注不够。之所以如此，既有个人的因素，也有时代的影响。这一方面与文献资料的缺乏有关，许多后来对戏曲研究有着重要推动作用的文献如永乐大典戏文三种、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等无缘得见，另一方面也与他个人的认知有关。王国维虽然是现代戏曲史学的开创者，但他本人好读曲而不爱观剧，并不喜欢听戏，缺少应有的艺术实践。这些主客观因素限制了其研究视野，使其戏曲研究等同于戏曲文学研究，他所描述的戏曲发展史也只能是平面的戏曲文学史。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对明清两代的戏曲评价甚低，认为是死文学，不愿意进行研究，他曾对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说：“明以后的戏曲没有味道。元曲是活的，明以后的戏曲，死去了。”在今天看来，这一观点有失偏颇。

其次，借鉴西方的文学艺术观念来观照中国的文学作品，这固然是一个创新，但是其中所隐含的弊端也是较为明显的，那就是未能充分考虑中国文学的本土性。比如以悲剧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戏曲、小说作品，就未必恰切，也不够公正，毕竟中国古代并没有严格的悲喜剧概念，也没有以此作为创作或评价作品的标准。

这种研究视角对后世的戏曲研究影响甚大，其后的戏曲研究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模式进行的。随着文献资料的拓展，随着研究的深入，其弊端也逐渐显现了出来，成为整个戏曲学科发综合研究展所面临的困惑和难题，人们开始注意到王国维研究模式的局限性和有效性，并进行修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戏曲研究随着文献的拓展和方法的改进，变得多元化和立体化，已有明显的改观。

再次，王国维的一些学术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比如他对戏曲起源问题的看法，对南戏与杂剧关系问题的看法，等等。其《曲录》一书也还存在着收录不够全备，分类编排不够合理、未能遍览各曲等问题，后来不断有学者指出，如赵万里将其概括为重出、失考、失收和误载。吴梅指出，该书虽“推美富。所惜者，各曲文字，未及遍览，时见纰误”…。郑振铎也提出：“《曲录》有最为人所不满的一端，即于每书之下，不注存佚”。

在戏曲研究的初创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是在所难免，也是可以理解的。既然是初创，就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不过，总的来说，瑕不掩瑜，这些缺憾并不影响人们对王国维在戏曲研究史上学术地位的评价，这正如一位学人所言：“大辂椎轮，创始不易，其精神固甚可佩也。”说到二十世纪的戏曲研究，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这个熟悉而又有些陌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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