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性与非标出性：“圣王巡安”民俗的认同与传承机制

吴珊珊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开漳圣王巡安”是闽南民间纪念开漳圣王陈元光及其将士的民俗活动，以“鉴王”、“巡城”和“走王”三项仪式组成。在仪式符号化的过程中，符号的指示性和标出性成为仪式参与者建构心理状态、文化记忆的重要基础，成为文化传承的“意义”指南。指示性作为认知的基础，使得符号与认同、传承产生联结。在指示性的框架下，仪式中的“物质”承载着视觉空间的表达，搭建了仪式的空间逻辑、主体与空间之间的互动结构，并延展至社会关系、人文内涵、群体社交等。从标出性的角度看，地方文化彼此之间不断的兼容，在保留特色的同时建立起文化交流的桥梁。闽粤两地在彼此文化的交融中将进一步推动海峡两岸信仰的深层次发展，促进文化认同，凝集民族复兴的传承力。

关键词：圣王巡安 符号 指示性 非标出性

威名启盛唐，惠民留圣迹。据载，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府兵3600人，将士1200人从光州固始入闽，建邦启土，咸有功力。这些将士跟随陈政、陈元光平定“啸乱”、安抚土著、招徕流民、通商惠工、屯田垦殖、巡狩海疆，皆有功焉，可以称之为唐代开发建设东南海疆的英雄。他们的事迹虽与陈元光将军一样不见于国史，但闽南百姓世代口传，后代子孙撰录谱牒，至今形成一个覆盖闽台的集体记忆^[]陈元光捐躯后，民众感其恩德，以香火祀之，尊号开漳圣王。

开漳圣王从人到神的转变，其文化内核从政治贡献拓展为民俗信仰。民俗信仰通过仪式延续开漳圣王的故事、精神，精神融入民众社会情景，成为开漳圣王文化传承的重要维系。在开漳圣王巡安仪式的周期性发展中，其承载的文化信息、情感符号随时代的变迁发生改变，原本凝聚在开漳圣王巡安仪式中纪念先贤开漳治州的历史意义逐渐弱化，仪式参与者的情感体验和符号价值得到强化。可见，在仪式发展中，符号是其重要的表征。格尔兹认为象征符号“是概念的可感知的形式，是固化在可感觉的形式中的经验抽象，是思想、态度、判断、渴望或信仰的具体体现”。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行为，即对符号形式的建构、理解和运用”。^[]符号的运用不仅建构了仪式实践的空间，而且体现了空间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社会意义、人文内涵，凝聚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

在开漳圣地云霄，每年年后都要隆重举行“鉴王”（迎陈元光为主神的各个神衹的神像出庙祭奠）、“巡城”（抬神像巡游境遇）、“走王”（用双手高举神像轿扛向前疾跑）三项民俗活动，称为“圣王巡安”。该民俗活动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不仅如此，圣王巡安仪式大多与祖先祭拜、潮剧演出等活动融为一体，综合体现民间信仰的基础上，形成一整套独具地方特色的仪式范式。文章发现，在“圣王巡安”仪式中，器物符号建构了空间的视觉修辞，指示特定的逻辑联系，身体的周期性刻写传承仪式，不同信仰体系的仪式对比推进文化的认同与传承。

一、仪式：“开漳圣王巡安”

“开漳圣王巡安”作为闽南民间纪念开漳圣王陈元光及其将士的民俗活动，起源于云霄威惠庙，以鉴王、巡城和走王三项仪式组成。该民俗活动再现当年开漳圣王及其将佐戍卫边境的情境。换言之，该仪式是民众关于开漳圣王集体记忆的凝结，也是文化记忆的记忆文本。以开漳圣地云霄的巡安仪式为例，云霄的“圣王巡安”仪式分为三个部分。在县城，一般先“巡城”，“巡城”结束之后进行“鉴王”，最后是“走王”仪式；在村社，第一部分是“鉴王”，接着是“巡城”和“走王”。仪式一般以各个福社、村社为单位开展，从农历正月初八持续到正月十五。以云霄县云陵镇为例，众人首先从威惠庙中请出神像，每六人编成一组，各组共擎一尊神像，列队待发。“圣王巡安”仪式开始，六名青年男子抬一尊圣王陈元光像依次绕着主要街道“巡城”，继以祖母魏敬、元帅马仁、军师李伯瑶、王女陈怀玉等，其后又有2个执“锦绣旒伞”者撑遮紧随“圣王銮轿”。“巡城”仪式后，神像放置在各个福社事先准备的“王棚”中。各乡镇在“巡安”开始之前事先建棚盖，供“鉴王”时神像停放。“鉴王”之时，各个福社必定香案高置、供桌蝉联，一般桌上罗列八只青瓷花缸，缸上皆耸立以竹竿麦篙扎成的草柱，柱表密封猪肉片，柱顶插着枸杞叶（因闽南语“枸杞”读音”甘杞”，寓意着甘棠遗爱，有世代纪念之意)，供案前方还摆列着以面粉、糯米粉等捏塑而成各类工艺供品，并塑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字样，表达了民众对开漳圣贤的敬意，并祈请庇护之意。与此同时，各家各户又另备各类贡品献供礼拜。一般而言，民众供上“馔盒茶”（即蜜饯糖果5～9种），还有“菜桌”（红枣、桂圆干、莲籽、香菇、木耳、金簪菜、冬粉丝、米糕、蜜金枣等9～12件组成）。“巡安”同时，威惠庙会举行“王府点灯”仪式。“王府点灯”是特有的开漳民俗文化活动，相传是开漳将士从中原带来的风俗。每年正月十四，云霄县燕翼宫皆会举办点灯仪式，将威惠祖庙的开漳将领神像请回燕翼宫住一晚。燕翼宫中有100余个民俗花灯，分为开漳后裔87姓灯区。正月十五在燕翼宫内悬挂花灯，共庆佳节。闽南语的灯与“丁”字谐音，所以在燕翼宫悬挂花灯不仅有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之意，更是光明添丁、照亮前程的美好寓意。

从对外传播角度看，在明清时期，开漳圣王信仰伴随着中原将士的后裔迁徙到台湾、东南亚各地。“圣王巡安”仪式也衍播至海内外，架设了连接海内外民俗交流的文化桥梁，成为中华民族信仰文化外延的文化载体。如台湾新北市万里乡野柳保安宫开漳圣王净港巡海文化祭、桃园大园乡竹园村福海宫、宜兰县永镇庙开漳圣王过火仪式，马来西亚侨胞装饰神尊花车大游行，以及邻邑诏安西潭镇山河村大宗祠游火烛民俗仪式等等，都赋予开漳府兵后裔祈求神灵保佑清净秽气、邪气不附、合境平安的文化意蕴，构成海洋民俗文化风情，成为元宵期间海峡两岸乃至南海沿岸不可或缺的民俗文旅盛宴。除此之外，每逢开漳圣王诞辰，云霄燕翼宫往往与台湾开漳圣王庙同步联合举行圣王诞辰典礼，共同缅怀以开漳圣王为代表的开漳诸将士开闽定粤建漳、启土台湾，传播中原文明的丰功伟绩。台湾祭祀活动遵循颇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教“斋醮科仪”法事流程进行，以祝文和献礼、三拜九叩大礼致敬开漳诸姓忠烈。云霄燕翼宫，首先鸣炮擂鼓，将士进场，奏唱《开漳精神万代传》。至良辰吉时，祭馔齐备，点阅官上殿升堂点阅，初献官、亚献官、终献官、诵祝宗长、赞者、与祭者及开漳诸姓将士后裔、各界人士信众，祈求开漳圣王赐福保佑。点阅礼成，与祭者行三拜九叩礼；初献官上殿三拜请香献酌献帛；亚献官、终献官、与祭者依次上殿跪拜献酌。开漳诸姓宗亲虔诚叩拜，随后全体恭诵《开漳圣王赋》，礼成鸣炮。

以下图表为云霄县阳下村“鉴王”大体流程，“圣王巡安”仪式被列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便是以阳下村的“圣王巡安”仪式为模版。

总言之，“开漳圣王巡安”仪式的形成是特定历史时期下民众对于对开漳圣王认识和理解的重要证据。仪式中积淀了闽台民众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信息，是开漳圣王文化系统的一套密码。

二、指示性：仪式空间的搭建

仪式往往往假定在现实世界存在着一个超越性的世界，仪式则是由现实世界通往超越世界的桥梁，它将神话、宗教信仰潜藏在仪式过程的背后，在仪式过程中时时实现着和神话力量、宗教信仰的对话。^[]在现实世界通往超世界中，器物所表现的象征意义成为仪式情境化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些器物的呈现，使得参与者在文化语境的契约中顺理成章地进入仪式空间。郭讲用认为仪式通过各种媒介元素：“将符号的隐喻意义以通感和共鸣的方式向参与者传递，对群体成员施加一种稳固的信仰或价值观念。”^[]皮尔斯把符号分为像似符、指示符和规约符三种。其中，指示符是“促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能够引起其反应的对象之上”的符号。^[]彭佳认为指示符是符号认知的基本框架，是符号世界与对象世界的锚定（anchorness),因此，在符号世界的形成中起到最基础的作用。^[]仪式通过符号的指示编码意义，进而通过指示认知延续习惯。周期性的“圣王巡安”仪式，每一次的呈现，都是文化的又一次复制，反复性的上演、复制，使得文化得到传承与认同。在周期性仪式进行的过程中，指示性符号指示的意义不断重叠，事物在受众的脑海中形成稳定的映像。也就是说，在社会发展中，大多数族群建构起一整套族群认定的仪式，以此生成身份定位，延续传统。在指示符建构秩序的过程，彭佳认为人作为符号主体，能够意识到指示链条的缺失，这也是发展到最高级的指示符的特别之处。换言之，在仪式空间秩序的建构过程，人赋予指示符意义，赋予仪式以道德“法律”，由此确定仪式与日常生活的框架，而这些仪式中的“契约”反过来锚定民众的情感，将民众的自我意识指向传承。

首先，群体若想要稳定，必然需要创造出属于群体的回忆空间。这个空间是群体身份与认同的象征。记忆需要特定的空间，空间需要一个特定的现时化时间。时间的指示分离仪式，框定了神圣世界和凡俗世界的临界。在开漳圣地云霄，每年正月初五日至正月十五，凡是有设开漳圣王庙的云霄城镇或村社，民众一定举行隆重的娱神仪式，表达民众对开漳诸将士的缅怀和尊崇。云霄阳下村崇奉在“华庙”的开漳先贤，每于正月十三日必全被恭抬至阳下村，且按南、东、北、西、中的顺序，每五年间由这五个福社轮值主持此一节庆盛典，如此周而复始，从不变更。此一民俗，古今依然。由此可见，时间的指示是民众进入仪式场域的敲门砖，在历时性上维系了地方文化的传承。隐喻着仪式参与者共同的祖先来源、相同的信仰习惯，存留着共同的集体记忆。同时，在历时性的沉淀上完成了对记忆与现实的融合，参与者的行为、情感、注意力等皆集中于此，周而复始地完成对信仰的认定，对集体的认同。

其次，指示符号建构了仪式空间，编织了仪式的神圣性、契约性。就空间建构而言，仪式的主办者和仪式物品成为空间的“中心”，各种社会关系在同一空间中凝聚。空间内的场景、道具、衣着、人物等，通过符号表意，建立现在与过去的联系，隐喻着基层社会之间的“契约”。其一，仪式中的“物质”在历史选择中被赋予新的指示意义。这些“物质”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超出其物质功能之外的品质，一旦进入仪式，这些“物质”被赋上了新的功能、认知，而新的功能、认知正是通过符号的指示性实现。指示性的形成使得现实世界与神圣世界分离，仪式得以解释。皮尔斯言：“一个符号或再现之所以能够指涉其对象，并不是因为它与对象有那么相似和类同……而是因为它一方面与那个个别的对象有着（空间）动力性的关系，另一方面与将它视为符号的人的感官和记忆有关。”^[]在“开漳圣王巡安”仪式中，符号的指示随处可见。仪式开始前几周，各个村落、社区，皆于事先整洁好的宽旷埕地依开漳先贤的职位、辈序并列高踞。有的社区会事先搭建“王棚”，供“鉴王”时神像的安放。仪式进行时，桌上放置5个青瓷花缸，缸上以竹竿麦篙扎成草柱的形状，柱顶插饰甘杞木（取甘棠遗爱，世代纪念之意），在这5缸“大碗”供品上，还分别悬挂燕窝、鱼翅、人参、鲍鱼与豕筋等5种珍稀佳肴；还以糯米粉塑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字样，分别置于8个瓷盘中，摆列在供桌上。一系列“物质”符号的新指示构成了仪式的空间秩序。而整个仪式既指示着参与者追念历史先贤的情怀，亦隐喻着民众祈求永享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其二，指示性在情感的驱动下凝聚成群体“共识”，并成为地方秩序的一部分。赵毅衡在《符号学》一文中指出：“指示符号文本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功用，就是给对象的组合以一定的秩序。它们既然靠因果和邻接与对象联系，符号在文本中的组织，也就使对象有个相对整齐的对比方式，使对象也跟着组合成序列。”^[]当“圣王巡安”的指示性稳定下来，仪式自然成为民众社会实践的秩序表征。仪式的一系列规定成为群体不可逾越的准则。一旦群体未按照仪式规则或未达到要求，就会得到“惩罚”。当然，此惩罚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实质性惩罚，而是来自神明的“惩罚”。

由此观之，仪式通过符号的指示建构地方族群共有的实践意义和“准则”。仪式中的“物质”指示大多与闽南语的谐音隐喻相关。闽南语的谐音指向对于其他地方民众而言不具有特殊意义，而对于闽南信仰开漳圣王的族群而言，这些符号存留在民族的记忆中，具有“自我中心”的心理价值。“物质”本身并不具有意义，指示符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因果、空间、关系，建构出世界的意义秩序。这些秩序构成了社会，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从民俗衍变的角度看，仪式符号的指示是动态的，与主体的选择性接受相关。早期的“圣王巡安”仪式指示着一千三百多年前开漳将领们开漳建州，巡境守土、守护民生，备受拥戴的生动场景。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圣王巡安”逐渐演变成地方民俗、祭祖庆典。换言之，在仪式的传承过程中，主体的选择性接受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发展、地域环境的制约。正如纳日碧力戈所言：“每一次民俗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文化框架里进行的，表面上它在重复着旧时的分类、传统的认知，但是，由于每一次设计、表演、参加、评价和记忆的时间和空间不同，因而它又是在缓慢地发展、前进着。它在无意识、潜意识地前进……因而，它是不断重复的“戏剧”，而是一个渐进和演进的过程。 ”^[]“圣王巡安”仪式可以指向陈氏父子开漳的历史贡献，也可以指向族群的共同历史记忆。从人到神到族群，指示机制以多元衍义的方式实现现实与想象的对接。从仪式的功能性角度看，彭兆荣在《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中指出仪式作为社会性活动具有情境性，即人类的社会活动受到环境和背景影响的同时，仪式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社会语境。“圣王巡安”仪式符号的指示在群体的规约性中产生，又在闽南特殊的地域环境滋养下融为社会生活语境的重要部分。参与者祈祷太平盛世，祈求安康发财，而实现心愿的前提是参与者需以虔诚之心对待仪式，按照仪式的指示完成实践，才能获得庇佑。换言之，仪式符号在指示的过程中规约了参与者的行为，只有按照既定的程序进行，仪式的指示意义才得以实现，参与者的愿望才能达成。概言之，只有参与者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向善向美，积德行善，才会得到圣王的庇佑。如此可见，“圣王巡安”仪式在一定程度上指示着现实世界的秩序，规约着民众的行为。

综上可知，仪式中指示符的运用是建立仪式空间的基础之上的。参与者在指示符的引导下进入“神圣世界”，抵达自我的精神世界完成情感的共鸣。在场景之中，参与者具身感知塑造的指示更为明显。从巡安仪式的场景、工具到衣着等物质，参与者与族群信仰的联结更为密切。具身感知在空间中沉浸，借由符号的指示感悟当下和历史，锚定文化的魅力。反之，仪式的秩序在一次又一次的符号指示中强化和重塑。“圣王巡安”既寄托着民众追思开漳先贤的情怀，也指示着参与者祈求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仪式通过指示符号赋予心灵以活力，并加以训导，使之互动、渗透，成为地方价值系统的“自然习性”。换言之，指示意义的形成是地方性知识的凝结，个人和群体通过符号指示形成意义结构，并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对符号意义进行沟通、设定、共享、修正和再生。   

三、非标出性：仪式的文化融合

以上两节内容皆聚焦于“圣王巡安”仪式本身，但仪式发展、继承的过程，不可避免涉及主体之间的比较。闽南地区信仰体系繁复多样，区域性有功于地方的人物逝去之后升格为神的信仰不在少数，这些信仰体系延续的重要形式亦是祭拜典礼。值得一提的是闽南的信仰体系虽繁多但并不相互影响，甚至神格之间通过分香、协作的方式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不少学者从环境发展的视角探讨了这一特殊现象，或许从符号的标出性视角可以探究到文化认同、传承的新视角。赵毅衡将语言学中的“标记性”引入文化符号理论中，提出“标出性”理论。在赵毅衡文化符号学理论建构中，非标出的被称为“正项”，“标出性”被称为异项，介于二者之间的“非正非异”的则被称为“中项”。^[]社会文化领域之所以可以适用“标出项”理论，是因为其中普遍存在意义范畴的不平衡对立现象。与语言学中相对稳定的标出性格局不同，社会文化领域中意义范畴的对立和变迁是历时的、动态的。^[]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标出性”的判断与权力、文同认同和时代变迁紧密联系。正如赵毅衡指出：“对立文化范畴之间不对称带来的标出性，会随着文化发展而变化。文化的发展，就是标出性变化的历史。”^[]换言之，文化是“流动的”，其根据中项的倾斜不断进行筛选、重组、选择，确定后在群体中共享，群体以此作为认识世界的基础，进而形成社会的“共同体意识”。

彭佳指出正项的认同建在中项对它在美感、情感和政治层面上的认同上的，而中项在这三个层面上的偏颇则是由它在元语言层上的偏边所决定的。^[]福建社科院刘登翰研究院认为闽南文化是衍生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文化经由移民的携带南徙入闽后形成的闽文化在闽南地区发展的一种亚文化形态，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下位文化。^[]作为中原地区移民的最大集团的陈氏父子，历经百余年的苦心经略，有效治理闽粤边陲地区，奠定了闽南文化的根基与核心。在此背景之下，无论是美感、情感还是政治，已经决定了陈元光作为正项的地位，由此以其作为主祀对象的“圣王巡安”成为闽南信仰文化的“主流”，自然被视为“正项”。与其相对应的主祀三山国王、钟馗的巡安仪式被视为“异项”标出。彭佳指出：“将‘异项’标出之后，对于艺术之于‘标出性’的倾斜，主流文化往往采取宽容态度，甚至乐见其成。在不少情况下，主流文化会对吸纳了‘异项’风格与意义的艺术进行多重编码，以保证其仅仅作为艺术在风格层面标出，而不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标出。”^[]因此，异项想要取得标出性的翻转，首先要实现中项在审美和情感层面上对异项靠拢，而后进入大众语境，接受大众的“审判”。当大众意识形态语境指向异项，中项发生摇摆，从而实现翻转。

三山国王是广东粤东地区及台湾潮州籍民众所尊奉的地方守护神。据载，宋太宗封此三山神为国王 文化起源于广东潮汕地区和客家地区 。对于闽南民众而言，三山国王作为外入的信仰传入被“标出”，为争取生存空间，其仪式大体上与“非标出项”圣王巡安仪式类似。但其保留了具有特色的仪式——“走溪”。在开漳圣地云霄，内龙村还保留着完整的“走溪”仪式。仪式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仪式开始前几天，内龙村王都坂村边的小溪提前被截流，形成了一条长约150米，深约两米的河道，为仪式举行提供了场景。此外，村民们用麻绳捆扎神轿，以稻草固定神座，以备走溪，此为仪式的第一阶段。第二个阶段，随着三响枪响，参与走溪的村民拥神跳入深逾两米的冰冷深溪。已婚男子扶护三山国王神座，未婚男子则扶护三山夫人銮舆，在水中泅游竞赛。第三个阶段，神座上岸后，众人抬神沿着环村道路疾跑如飞，沿途有村民纷纷接力抬神奔跑，最后，拥迎神像到林氏祠堂前归座，以神座先归位者为胜方。

从仪式对比而言，“走溪”仪式与开漳圣王巡安的”走王“仪式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过相对比田野、平地上的“走王”，寒冬里的下水“走溪”仪式具有标出性美感。“走王”仪式的修辞，是将自己放在主流文化的表征，而“走溪”的仪式，同“走王”仪式“套近乎”之余留有自身独特的风格。当然，包容性是闽南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如彭佳所言：“一个复合的文化体，它的稳定性始终是动态发展的，在正项、中项和异项之间维持着动态的平衡。多民族的文化认同体要让这个动态平衡得以维持，并不断融合新的外部要素，就必须保持中项的弹性和幅度，将异项放置在可以被容忍、被悬置的位置，同时，通过艺术的形式，将异项吸纳、转化为自身的一部分。”^[]三山国王文化起源广东一代，其祭奠活动被列入广东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外入”的文化，三山国王要融入闽南文化，自然经历从标出到非标出的过程。所以云霄县的三山国王祭祀典礼参考了“非标出项”的开漳圣王巡安实现标出项的翻转。当然，三山国王巡安仪式的“标出”项翻转必然需要合融闽南文化，在“标出项”和“正项”之间寻求符合现实的路径，实现意义流向的一致性，从而保证中项的稳定推进。

作为开漳圣地的云霄，“开漳圣王巡安”仪式作为云霄最为特色的民俗活动之一，一直处在“非标出性”的稳定地位。但今年的云霄官方媒体宣传的力度放在主祀三山国王的巡安仪式。以云霄融媒体为例，其视频号发布的“非遗过大年”专题宣传片以三山国王“走溪”为主体，新闻详细报道了三山国王“走溪”的全流程。而对“开漳圣王巡安”，只有常规的新闻报道。从“标出性”角度言，在闽南文化中处在“标出性”地位的三山国王更需要通过官方媒体的认定获得被认知的广度和深度。其一，2023年2月，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批准设立9个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其中包括福建漳州云霄开漳圣王祖地和广东揭阳三山国王祖庙。对于闽南民众而言，相对于已经处于“非标出性”的开漳圣王巡安仪式，三山国王祭奠在闽南地区的知名度和宣传度远不足。其二，如果以中华民族信仰体系为中项，开漳圣王和三山国王巡安都被视为正项。然落在各个地方的文化语境之下，两者必有一方被标出。彭佳指出“异项”能否实现标出性翻转，大众解码起决定性作用。外来性文本需要通过边界的转换，才能进入边界内部，进而被赋予新的意义，再次被解码。从长远而言，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实现中华民族文化被认知的深度是社会意识形态背景。在地方权力语境的助力下，实现三山国王“异项”翻转，合融闽南文化成为复合体文化的一部分，是符号“标出性”所带来的启迪。如此看来，云霄官方媒体对三山国王的宣传力度加大也不足为奇。

从文化融合角度而言，三山国王的“标出项”翻转成功的原因之一在文化精神的一致性。开漳圣王和三山国王作为中华民族信仰体系分支，其传达的仪式精神内涵具有持久性和传承性，对于提高家国归属感、使命感，凝聚群体，维护基层社会和谐产生重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开漳圣王和三山国王信俗文化集海峡两岸血缘、神缘、地缘于一身，体现了民间信仰文化的感召力和凝集力。三山国王发展为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已经是意识形态“标出性”翻转成功的标志。在一定程度上，“三山国王”翻转成功是地方中项文化对于异项吸纳的结果，也是文化融合的结果。当地方开始合融各地优秀文化并内化为民众的生活方式之一，也就说明作为“中项”的地方文化具有包容性和稳定性。当然，只有当中项的范畴足够宽广，并且维持一个较有弹性的状态时，文化的宽容度才能够使其维持稳定，在文化意义项的否定式发展中建立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核心。^[]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闽南文化，其发展趋势必然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地方文化彼此之间不断的兼容，在保留特色的同时建立起文化交流的桥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角度而言，开漳圣王信仰和三山国王信仰具有开漳海峡两岸交流的独特优势。闽粤两地在彼此文化的交融中将进一步推动海峡两岸信仰的深层次发展，促进文化认同，凝集民族复兴的传承力。

四、结语

从文化认同、传承的角度言，仪式使得历史记忆被唤醒、集体认同的体系得以活跃，文化得以在活跃过程中得到传承与发展。作为开漳圣王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圣王巡安”仪式成为其传承的必要表达。在仪式进行中，个体的情感在空间中得到释放，作为认同的“身体”获得了归属。在仪式符号化的过程中，“物质”承载着视觉空间的表达，参与者作为投射意义的中介符号，共同搭建了仪式的空间逻辑、主体与空间之间的互动结构，并延展至社会关系、人文内涵、群体社交等。换言之，仪式的建构不是单一的，是由各个符号组成的符号域形成的一整套系统。符号的指示和标出成为仪式参与者建构心理状态、文化记忆的重要基础，成为文化传承的“意义”指南。随着开漳圣王祖地获批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以及周期性的开漳圣王文化节等活动的开展，开漳圣王这一符号所携带的祖先记忆、英雄记忆、集体记忆、深层认同等能指将进一步延展扩大。从国家发展层面看，“圣王巡安”为海峡两岸进行深度交流提供了文化空间，其将推动两岸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凝聚海内外民众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