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缺失的恶果
经过将近四年的拉锯，历经四任主审官员的审讯，一桩惊天血案，终于到了昭雪的前夜。通常最具戏剧性的昭雪场景又会如何上演呢？
丁宝桢调查东乡案得出官兵自卫反击，剿灭匪徒，没有滥杀无辜的结论时，四川布政使程豫、按察使方濬颐都表示过反对。他俩认为，如果说是剿匪，难道东乡满地的百姓，都是匪徒？何至于每日搜杀，连破多座山寨，致使数以百计的无辜良民以及老弱妇孺惨遭屠戮？程豫、方濬颐明确认为李有恒等人“轻视民命”。但是，丁宝桢当面要求两人将个人意见删去，在初审和复审时都坚持东乡案是剿匪。
丁宝桢并非昏庸贪腐之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和他的性格有关。
丁宝桢勇于任事的性格，塑造了他轻视繁文缛节，进而不重视规矩流程，着重追求效率的行事做派。不然，他也杀不了慈禧宠信的安德海。长期处理地方复杂政务，使得丁宝桢完全站在地方官的立场之上考虑问题。比东乡血案稍早的浙江杨乃武小白菜案，是同时期发生的、由地方酿成的冤案。光绪二年，丁宝桢接受四川总督任命、进京接受皇帝召见之时，正是刑部重审杨乃武小白菜案，准备翻案洗冤之时。之前历次审理的浙江地方官员，上自巡抚下至知县，都要遭到惩处。丁宝桢是强烈反对翻案的主力，有一天跑到刑部咆哮公堂，面斥刑部尚书老迈昏庸。他质疑刑部验尸有误之后，扬言：“这个铁案如果要翻，将来没有人敢做地方官了，也没有人肯为皇上出力办事了。”丁宝桢潜意识中认为地方事务繁多，地方官员工作不易，轻易不要否定甚至干涉地方的结
论。这一意识，贯穿在他处理东乡案的始终。丁宝桢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晚清地方官扩张实权的欲望与主张。
固执地从地方行政角度考虑，丁宝桢确确实实轻纵了李有恒，伤害了无辜的受害者。前任四川总督吴棠命令李有恒“相机剿办”；文格护理总督后，明确修正命令为吴奉山一股应尽力剿洗，袁廷蛟一股应分别剿抚，后来根据李有恒报告的情况再次修正为“拣派队伍挨次搜查，如有恃险负隅不开寨门者，破一二处”，目的是震慑不法分子。同时，文格明确要求“约束勇丁，不得乘势打扰”。李有恒显然没有落实好上司的命令，破寨后杀戮众多，就算寨中有附和袁廷蛟的百姓，也罪不至死，何况更多的是扶老携幼相率避祸的良民，他们何罪之有？李有恒之前狡辩，说是在搜索之时，各寨拒绝献出袁廷蛟，又不指明袁廷蛟踪迹？还不准官兵进寨搜查，不得不破寨搜捕。可是，袁廷蛟本来就不在寨中，百姓如何献出，又如何指明踪迹？况且之前官兵军纪不严，百姓耳闻目睹，如果为了保全身家，闭门不纳也在情理之中。而四川省之前的动荡背景和民间普遍存在的民团组织、持有的旗帜军械，在官兵看来当地百姓就是顽抗，因此奋力进攻；而百姓怀疑官兵要血洗山寨，坚守山寨，进一步扩大了悲剧。
官府调查时，那些受伤未死的妇孺老幼，伤痕尚在。这些可怜人事后几乎没有出面诉讼的，主要是担心民告官，官府不会秉公处理，反而将百姓视为袁廷蛟的匪党，遭受株连。即便是敢于告状的，当日在仓促慌乱之间也不知道凶手究竟是何营何人，无法辨认被告。这是事后丁宝桢没有收到诉状的主要原因。
如今，布政使程豫、按察使方濬颐都向刑部陈述了意见。孙定扬、易荫芝、向若璠、王宗恩、李开邦、吴芳体、刘楚华、谢思友等人都供认不讳。最后提审李有恒、刘道宗两人，他俩还强词解释，经过再三开导、逐层剖析案情，并拿其他当事人的供词加以佐证，两人虽然理屈词穷，但仍顽固不肯认罪。
最终，刑部将东乡案认定为是官兵滥杀无辜事件。“袁廷蛟既非叛逆，则众寨民之非逆党自明。寨民既非逆党，则统兵官之妄杀已定。”李有恒为罪魁，孙定扬为祸首，两人都依故意杀人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
东乡局绅张裕康、冉正杓作恶乡里，怂恿地方官请兵剿民，败坏局势，依怂恿诬告他人与犯人同罪至死减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因为两人都是候选知府，有官员身份，再加革职、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永不释回。张裕康已经闻风潜逃，四川官府将严密通缉。监生李开邦、吴芳体狼狈为奸，抽取苛捐；贡生向若璠，作恶多端，三人都怂恿发兵，酿成巨案，革去功名，流放四千里，发到极边远地区充军，永不释回。
提督刘道宗、提督王照南、总兵雷玉春纵军杀掠，草率冒功，革职，杖一百，流三千里，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总兵刘楚华放任官兵作恶，且致使唐乐籍全家毙命，革职，杖一百，徒三年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游击方荣升将僧人普集打伤后致使其服毒毙命，革职，杖一百，徒三年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继任知府王元晋、知县周瀚无能、溺职，革职。游击黄开泰、参将尹化龙、已革知县长廉、千总杨开泰、世职蔡启祥、已经病故的把总许安国，均免于处罚。
值得叹息的是本案的起源之人袁廷蛟。袁廷蛟起初未必没有私心，但在抗捐过程中转变为了不顾个人安危、一心为民的公心。况且，刑部调查确认他并无叛逆谋反行径。但在官府眼中，袁廷蛟还是聚众闹事、挟制官长的刁民，且对事件恶化升级为大屠杀有不可推卸的影响，因此难逃死罪。刑部本拟将袁廷蛟斩首。不料，丁宝桢比刑部更讨厌地方行政的“刺儿头”，已经将袁廷蛟并其子袁能柏暗杀于成都狱中。人犯已死，免于处罚。
东乡血案最终得到平反，袁廷蛟却没有得到昭雪，没有迎来大团圆的结局。不过，宣汉县乡间至今流传着袁廷蛟抗捐的传说，这是对袁廷蛟最大的肯定与昭雪！
前任四川总督吴棠，没有详查情况就派重兵剿办，因已病故，毋庸再议。护理四川总督文格对李有恒等人罪行未能查出参办在前，又对李有恒等人下达了包含“痛加剿洗”关键词的命令，且对总兵谢思友反映的真实情况置若罔闻，属于办事粗糙草率。现任四川总督丁宝桢对于特旨交办事件，涉嫌轻纵罪犯，且面谕官员将反映的真实情况删去，属于办事不悉心斟酌，始终偏执。文格、丁宝桢因为是封疆大吏，如何处置，奏请圣裁。
光绪五年（1879年）十月初十，东乡血案正式结案。朝廷批准了刑部的所有判决。另外，丁宝桢轻纵案犯、办事不力，降为四品顶戴，留任四川总督，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客观而言，丁宝桢不是贪腐昏庸之人，相反是积极进取的干将。但在审理东乡血案时，他偏执顽固，偏离真相，使得案件沉冤，责任不小。好在降级处分并没有打击他，丁宝桢此后在四川改革盐政、整饬吏治、修理都江堰，政绩依然卓著。光绪十二年丁宝桢死在四川总督的任上，朝廷追赠他太子太保，谥号“文诚”。与丁宝桢相比，文格显得昏庸无能，责任更大，被革去库伦办事大臣职务。此后再无他在政坛上的踪影。李宗羲对东乡血案翻案，居功甚伟。光绪六年，朝廷征召他进京。李宗羲因病难以成行，光绪十年病逝。
恩承是奉旨查案的钦差，虽然没有厘清案情，但在事后针对四川苛捐杂税倡议削减，直指各地巧立名目横征加派。不久，恩承遭人弹劾入川时失察家人需索，受到革职留任处分。东乡血案至此完结。
东乡血案和江宁刺马案、余杭杨乃武小白菜案并称清朝“同光三大案”。刺马案表现的是清朝官府内部权力矛盾与斗争；杨乃武小白菜案集合了司法腐败和朝廷内部派系斗争，并借助近代媒体和口耳相传，成为最为知名的清朝大案。而发生在西南山区的东乡血案，虽然知名度不如前两者，却折射出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治理矛盾等历史信息。
中国传统社会的均衡关系，是社会整体在官府、宗族、乡绅、宗教、行会等势力之间保持理想的平衡关系。各方力量各管一方，又相互渗透、相互支持，共同推动传统社会的良性发展。这就好像一个生态系统，各种生物有机结合在一起，共存共荣。可是，东乡县的社会结构过于特殊。
东乡县地处川陕边缘，人口成分复杂。原先的土著居民，因为明末清初的战乱，伤亡殆尽，长江中下游的大量移民充实到东乡。到同治年间，东乡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占一半，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的移民占了剩下的百分之三四十。可以说，东乡是一个移民社会。一个社会，需要稳定持久的发展，才能培育出强大的宗族、行会等势力。在事件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宗族的强大身影。东乡不像东南地区的乡村一样，一村一镇几乎都是同姓族人聚居。复杂的地形和贫瘠的山梁，使得当地社区耕读传统不强，也缺乏支撑书香门第的经济基础。礼教不兴，则给各种旁门左道的流行提供了空间。东乡县是大巴山区白莲教传播的重要地区。但是，白莲教远远没有获得一统地位，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在东乡保有一席之地。多种宗教盛行，分散了信众，使得东乡没有形成强大的宗教力量。东乡的老百姓，似乎还处于比较早期的社会阶段，大家散居在山丘沟壑，定期到场寨交易，自得其乐，却又缺乏横向联系，需要独自应对风浪。
官府称东乡县是“五方杂处，无族姓之联缀，无礼教之防维”。特殊的社会结构使清代的东乡成为难治之区。官府势力最大的合作者就剩乡绅了。清朝山区的县衙门，缺乏强大经济后盾和雄厚的外力输入，势力往往弱小。乡绅阶层就成了处理家乡事务、维持地方安定的主导力量。东乡县衙要依靠、仰仗乡绅来处理地方矛盾、完成钱粮赋税任务。而乡绅既有官府支持，又缺乏其他力量的制约，一枝独大，慢慢膨胀成了奇葩。在东乡案件中，捐输局的成立、包税制的推广、银钱兑换比例的不断提高，都表现了乡绅势力的恶性膨胀。缺乏制约的局绅们，犹如在生态系统中没有天敌的野草，恣意生长，汲取一切养分、遮蔽太阳光芒，最终只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东乡的社会不是系统崩溃，而是在这之前以内部斗争的形式就爆发了出来。四川方面称“东乡民气刁悍，实为嗜乱之区”，说的是当地百姓的斗争传统。跳脱了种种束缚的东乡人，勇于反抗不公。嘉庆年间，白莲教在四川省的首义地点就是东乡县。文格称东乡“近年来屡次聚众围城，习为故事”，虽然有所夸张，但当地百姓经常奋起抗争，确实是事实。吴棠、文格、李有恒等人进兵围剿，可能也有遏制百姓抗争蔓延的考量。想不到，最终是社会系统中看似一盘散沙的普通人的抗争，成了遏制一枝独大的乡绅最大、也是最后的力量！遗憾的是，这种遏制表现为数以百计无辜生命的丧失。
东乡唯一能对乡绅势力构成制约的是官府的公权力。遗憾的是，代表官府的易荫芝也好，孙定扬也罢，即便不是当时官员的下限，也绝不在官员能力素养的平均值之上。易荫芝深得官场敷衍圆滑之道，孙定扬则昏庸无脑，非但不能制约乡绅的胡作非为，反而被局绅牵着鼻子、怂恿得团团转，不仅使得公权力在化解地方矛盾时缺位，而且引入了暴力机器。李有恒等暴力机器的出现，给百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最终平反处置的结果，事实上也沉重打击了乡绅的力量。包括张裕康、向若璠等头面人物在内，东乡乡绅受处置的数以十计。动乱时的打砸抢，事后大规模的追责，没有一方是受益者！
在理想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官府充当相对超脱的仲裁者的角色，维护规则的底线，避免类似东乡事件的“全输”结果。遗憾的是，东乡县、绥定府都没有扮演好这样的角色。张之洞曾在奏折中提议嘉奖原太平知县祝士棻，认为他平和务实有手腕，一度使得东乡局势朝着化解的方向发展。因为史料缺失，不知道祝士棻有无得到褒奖。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假设光绪元年是祝士棻处在孙定扬的岗位上，说不定大屠杀是可以避免的。这也说明，官员个体素养对区域发展的重要作用，毕竟官府公权力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需要发挥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