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桢出马

光绪二年九月初四，都察院接到了一份联名诉状，给“滥杀无辜”一说提供了重磅筹码。

当时在京的四川籍京官由内阁中书萧宗瑀领头，包括内阁、中书科、翰林院、户部、兵部、刑部、工部等诸多衙门的同乡官员，以及在京的四川籍候选知县、贡士、举人等共计四十七人，联名向都察院呈控李有恒率部洗劫乡里、滥杀无辜。诉状说：

本年春天，东乡县百姓袁廷蛟滋事，四川官府派兵弹压。我们在京接到家乡亲友的信函，以及从四川来京参加科举的同乡所见所闻，都说是李有恒诬杀良民、掳掠妇女。袁廷蛟是因为本县浮派勒收而闹事，知县孙定扬则以勾结土匪为名请兵剿灭。提督李有恒抵达后，百姓还到营呈诉。李有恒意在冒功，竟将呈诉的多名百姓一律捆斩，兵勇又大肆淫掠。百姓在惊恐之下，仓皇多上山寨。李有恒以搜捕袁廷蛟为名，大肆杀戮。官军所杀所掳之人，确系良民，并无匪徒。官军到官渡场之时，恰好是当地赶集日期。官军竟然将商贾货财一并杀掠，附近庐舍全部焚劫殆尽，掳走妇女，装载多船，由绥定府达县、渠县顺流而去，众目共睹。李有恒的部队沿途张贴告示，谎称与叛军接仗，有阵斩杀毙匪徒无数等语，都是乡亲们耳闻目击的。

联名诉状是来自官僚集团内部的打抱不平和愤怒指控。诉状附上了李有恒沿途散发的告示，其中写

有“尖峰各寨搜杀无数”等话，明显与文格宣称的“并无搜杀寨民”矛盾。诉状有理有据，可信度很高；且呈控者身份特殊、人数众多，朝廷不得不重视，要求文格重审东乡事件，全面汇集袁廷蛟等相关人员、调集全部卷宗仔细核查，不得再有疏漏。

早在得知京城御史弹劾东乡事件后，文格就清楚此事一时半会儿消停不了。很快刑部又押解袁廷蛟返川，文格更加确定自己即将迎来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后人已经无法确切知道文格在此事中的真实角色：他到底是一个疏于管理，失察下属为非作歹的昏官；还是一个忠于事实，确信官军没有胡作非为的好领导；抑或是随时准备从暂护四川总督的位置上离开的过客……如今，暂护期间爆发的事件发酵得朝野皆知，成了爆炸性新闻，而正式的总督大人又迟迟没有上任，文格只好硬着头皮独自善后。

未雨绸缪，几乎在萧宗瑀等人呈递诉状的同时，文格秘密委派候补知府庆善前往东乡一带查访。庆善改装易服，在东乡及沿途四处密查，不知是个人能力原因还是其他条件限制，得到的有价值的信息不多。在东乡，庆善查出虎威前营有官兵将一户庞姓人家的未满周岁男孩抱走；在曾经激战的尖峰寨，庆善查出有好几位姓赵的百姓被官兵砍伤，但都没有身亡。尖峰寨附近一带，赵、王等姓的多间房屋遭人焚毁。庆善询问原因，有人说是土匪所为，有人说是官兵所为，说法不一。最有价值的信息发生在九月十一日，微服私访的庆善在潼川府城遭遇了李有恒率领部分军队回撤。李有恒住进了福升客栈，庆善发现竟然有女轿同入客栈，偷偷询问店小二，得知是李有恒的一个小妾、一名仆妇和两名使女。十二日，庆善又在太和镇遭遇了同样率领部队回撤的刘道宗。刘道宗住店，不仅携带了两名女眷，还有四名男女儿童、一名仆妇和一名使女。庆山询问店小二，得知也是刘道宗的家眷。

文格得到庆善的报告，于十月二十一日向朝廷奏报。他认为根据密查的结果，不能判定李有恒等人滥杀无辜，但是朝廷军纪严明，李有恒所部官兵涉嫌抢夺儿童、打伤百姓、烧毁民房，如果查明属实，国法难容。李有恒、刘道宗涉嫌携带女眷随营，实属公然违背军纪，只有将相关将领一同归案审讯，才能查得确情。因此，文格请旨将统带虎威宝营记名提督李有恒、分带虎威前营记名提督刘道宗分别革职，一并交给派查此案的督臣审讯。文格因为没有事先查明这些违法违纪行为，自请处分。

在这里，文格请求将李有恒、刘道宗交给“派查此案的督臣”审讯，是因为朝廷已经任命了正式的四川总督！他就是以勇于任事、刚正不阿著称的丁宝桢。而文格也升任山东巡抚，被朝廷调离了四川。有人猜测，文格终于离开了四川这个是非之地，又接替了丁宝桢的遗缺，可以和丁宝桢相互遮盖原辖区的问题、狼狈为奸。这是他花银子走了宫廷后门才得的好结果。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撑这样的猜测。更大的可能是，文格身处争议的旋涡，迟迟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调查结论，朝廷便将其调离事发地，改派更信得过、也更有能力的大臣来办案。

丁宝桢是贵州平远（今贵州省织金县）人，是真刀实枪干出来的晚清名臣。他考中进士之时，正值内忧不断、烽烟四起的动荡岁月。丁宝桢捐家产募兵，奋勇与起义军作战，因功快速升迁。有两件事情可以充分表现丁宝桢“勇于任事”的特性。第一件事，同治七年，捻军北上冀中，兵锋直指北京。京畿震动。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率领数千精兵，日夜兼程勤王，迅速出现在北京南边狙击捻军，英勇奋战。此役，统兵将领事后都受到皇帝训斥，只有丁宝桢获得嘉奖，加太子少保衔。第二件事，同治八年，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海借采办物资为名出宫，沿大运河南下，一路骚扰地方。沿途官员敢怒不敢言。等安德海进入山东境内，丁宝桢死磕安德海没有正式圣旨，属于“私自出宫”，将安德海先斩后奏。慈禧事后抓不住丁宝桢的毛病，相反还要夸奖他维护祖宗成法。此举赢得了群臣一片叫好。如今，敢干事能干事的丁宝桢出任四川总督，能将东乡事件查个水落石出吗？

客观而言，丁宝桢的查办效率并不高。一直拖到大半年后的光绪三年五月底，丁宝桢才简单汇报了

一下查案的进度。他说自己会同四川布政使程豫、按察使方濬颐，并调集候补知府彭名湜、易履泰，共同悉心彻查。记名提督李有恒，刘道宗两人归案受审，并调游击谢思友、总兵雷玉春及现任通判的原绥定知府易荫芝、前任署理绥定知府王元晋、前任署理东乡知县周瀚来成都接受询问。丁宝桢初步的审讯思路是：袁廷蛟滋事是东乡事件的根源，但如今案情重点已经转移为李有恒是否纵兵滥杀无辜，而有没有纵兵滥杀无辜，又必须以袁廷蛟当日有没有武装聚众、有没有主动进攻官军营垒为关键点。为此，丁宝桢委派候补知府熊绍璜、候补知州李传骏前往东乡再次实地调查。同时新授绥定知府志润、署理东乡知县梁融，都是事后到任的官员，丁宝桢认为他们没必要回护前任官员，调查会相对客观。丁宝桢的全面部署展开后，调查有条不紊地展开。

丁宝桢等人先提讯了东乡的局绅和团首王宗恩、向若璠、吴芳体、李开邦，以及原先支持袁廷蛟告状的李金良、李金都等人。这些人众口一词，指控袁廷蛟借口减粮聚众闹事，勾结土匪吴奉山等人，烧毁房屋，抢劫资财。他们都是受害者，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在公堂上，李开邦呈上袁廷蛟党羽名册一本，吴芳体呈上袁廷蛟的一封书信。此外，东乡的秀才何景福、龚少鹤、李春芳等人指控袁廷蛟砸毁并抢劫了监生王成全家；程文纯、赵登科等人指控袁廷蛟一伙围困杨开泰率领的绥定营官兵，抢去军火；陈宪高、艾玉兰等人指控袁廷蛟强迫他们带上七八百人，手执器械，到县城外隔河驻扎，还放枪放炮助威。绥定府传他们到知府衙门算账，袁廷蛟不到；廖吉万、冉时帆等人供称他们之前在捐输局经手银两，都缴官申解，并没有浮收舞弊，相反他们指控袁廷蛟因为京控未遂，聚众抢劫了冉正江的盐店。

东乡县证人的供词，对袁廷蛟非常不利。丁宝桢等人随即审讯了袁廷蛟。袁廷蛟坚持自己是邀约乡亲到县城算粮，知县不肯开城，只好在城外驻扎。光绪元年十二月，李开邦叫人来请袁廷蛟到官渡场算账，袁廷蛟带三十余人就去了，夜宿文昌宫。当夜李开邦放火，反诬袁廷蛟纵火抢劫，带人来捉，杀伤了宋青山等九人。正月初，宋青山查出当夜是太林孝花行出钱雇人抓人，就带领一百余人到官渡场寻李开邦复仇，找不到李开邦和太林孝，就砸毁了太林孝花行、冉正江盐店，但没有抢劫财物。袁廷蛟则带人到丰城场找王宗恩算账，也找不到王宗恩，结果族邻把王宗恩的房屋砸毁了。

袁廷蛟对于官军进驻后的情况，是这么描述的：雷玉春入驻虾耙口后，先杀了袁廷蛟的侄女。光绪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刘道宗所部进驻官渡场。有百姓来找袁廷蛟，说官兵下乡强抢柴草、奸淫妇女。袁廷蛟就说，要把这些官兵捉拿捆送官府。三月初三，数百名乡亲各拿器械，在官渡场的后山梁上点名。李开邦就向虎威营诬告说袁廷蛟要带人扑营，刘道宗就派兵主动出击，把王盛祥等人捉去，乘势烧毁房屋上百间。三月初五，官军进一步攻破尖峰寨，杀烧千余户百姓。袁廷蛟还听说李有恒部队的官兵掳去妇女二百余名，用船载走，但他没有亲眼看见。

接着，丁宝桢提审了相关将领。刘道宗说，袁廷蛟三月初三勾结马洪仑等匪徒，共千余人竖立大旗，鸣炮吹筒，要进攻军营，自己发兵是为了自卫。至于所部抢夺百姓男孩的事，是百长贺元林的胞兄贺喜林住在附近的渠县，来东乡军营看望弟弟。当地一名妇女，贫困无依，情愿出卖儿子。贺喜林就以钱二千、布一匹的价格，买来作为子嗣，带回了渠县。丁宝桢将贺喜林及男孩押来审问，确实是人口买卖，并非抢人。

李有恒坚称自己初到时，以解散为主。聚众的百姓解散了大半，只有袁廷蛟及其死党分踞寨硐，并向官兵扑营。初五，李有恒率军攻尖峰寨，寨中飞石顽抗，官兵多有伤亡，破寨以后难免多有杀戮，但并未屠杀老弱妇孺。坠岩摔死的人倒是有的。之前微服私访的庆善，查出赵姓数人被官兵杀伤，是破寨后双方短兵相接、互有杀伤，并非滥杀无辜。有散兵游勇乘乱抢夺牛马，李有恒已将其就地正法，传令百姓领回牛马。至于庆善在太和镇所遇的女眷，是李有恒的胞弟、候补道李岳恒的家眷。李乐恒从湖南取道川北前往成都，沿途被误认为是李有恒。至于部队沿途散发的告示，其中仅有“攻破尖峰各寨，杀毙无数凶横”的文字，并没有搜杀字样。

实地查访的候补知府熊绍璜等人，也报告了调查结果：

袁廷蛟聚众清账，知县长廉闭城不出。知府易荫芝为安民起见，答应减收地丁，统归县官办理，不再设局绅。易荫芝还传各位局绅到知府衙门清算之前的历年账目。老百姓闻讯纷纷散去。但是局绅们赴府报到后，袁廷蛟屡次给限不到，相反还和会匪吴奉山、盐枭马洪仑等人打砸盐店、花行，抢劫财物。局绅们则在商议第二年捐税时，于四千二百文兑换一两银子的标准之外，加派五百文。袁廷蛟趁机鼓动百姓，声势大涨。知县孙定扬派军官许安国前往弹压，许安国畏惧百姓人多，中途逃回；知府易荫芝派军官杨开泰前往弹压，杨开泰所部一百多人遭到上千百姓围困，最后丢弃号衣、旗帜、军械、马匹落荒而逃。孙定扬即以官兵被围下落不明、县城危在旦夕为由请兵援剿。官军抵达东乡后，先出示谕令，只拿首恶。聚众百姓散了大半。

光绪二年二月二十五日，驻扎官渡场的刘道宗派兵抓获匪徒王英祥。袁廷蛟率王姓宗族上百人并邻近百姓数十人于三月初三日携带旗帜器械，在军营后山梁上大声呐喊，要求释放王英祥。刘道宗带兵抄杀上山，袁廷蛟败溃。官兵杀死王石匠一人，烧毁房屋数十间。初十，刘道宗攻寨子梁、乌嘴寨、红岩寨，百姓逃避，只杀赵姓百姓二人，烧毁房屋十余间。官兵将猪牛大半搜尽。初五尖峰寨一战，百姓遇害或投岩而死约三百人，一半是老弱妇孺，受伤未死三十余人，烧毁房屋上百间。初七，雷玉春进攻千家硐，杀伤男女四十余人，烧毁民房四十余间，猪羊被抢劫一空。当日，军队将数十名妇女关押在宋姓百姓家中，三天后释放。

刘道宗携带家眷随军，虎威营官兵砍伤赵姓百姓等都确有其事。但装载掳掠的妇女而去，官兵逼奸民妇、滥杀官渡场赶集百姓抢劫货物，及殃及太平县百姓，实无其事。

前期的审讯与查访，至此告一段落。丁宝桢对东乡事件的查问，是事发后最大规模的、最全面的调查。相关人员说法不尽一致，甚至存在截然相反的描述。这到底是因为立场不同导致的不同说法，还是观察视角不同导致的不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