戡乱安民还是滥杀无辜

绥定知府易荫芝是在十二月十二日接到孙定扬的禀报。他烦透了。

围城事件发生不久，易荫芝便亲赴东乡安抚民众。在他看来，自己已然允诺清算捐税，召集东乡绅士和百姓来知府衙门查账，百姓纷纷散去，事件就此宣告结束。即便之后袁廷蛟没能按期到衙门查账，事情没有下文，矛盾继续存在，但这不是知府的责任。易荫芝自认为在东乡事件中已经恪尽职守了，只要把表面上的冲突安抚下去，就是一个合格的知府。敷衍与圆滑，是为官者的必备素质。没想到，矛盾还是在自己任期内爆发了！根据孙定扬的报告：袁廷蛟勾结外匪，烧毁房屋、抢劫店铺，到处滋事，恳请剿办。易荫芝决定快刀斩乱麻，派出绥定驻军千总杨开泰、世职蔡启祥带兵一百名赴东乡查办。

光绪二年正月初二，杨开泰等正行进在距离官渡场四十里的双河口，突然听到一阵竹筒号声，四周民众蜂拥而来，手持刀枪农具将官兵团团围住。杨开泰威吓说：“我乃奉命查案的千总，尔等速速散去！”老百姓纹丝不动，七嘴八舌地骂杨开泰等人是假冒官兵，还有人说他们是县里著名局绅王宗恩雇用的私人武装，要去官渡场找乡亲们寻仇！蔡启祥放下身段，好好解释，百姓们还是不听。杨开泰见老百姓情绪越来越激动，场面逐渐失控，主动下令官兵放下武器、脱下号褂，并留下旗帜、马匹，全队空手撤退回城。官兵在此事上保持了克制。

遭到局绅围绕的知县孙定扬，本就恼火乡下乱象，听闻杨开泰一行狼狈而逃，又写了一道呈文，语气进一步加重，而且呈请绥定知府转四川总督发兵剿办。呈文写道：袁廷蛟“抗拒官兵，夺取军火，勾结外匪，聚匪劫掠四乡，聚众三四千围城，县城危在旦夕”！易荫芝痛定思痛，觉得东乡一事已经敷衍遮盖不了了，一边向邻近的川北镇请求援兵，一边将孙定扬的呈文发往成都。

二月，局绅冉正杓、张裕康，团首李开邦、吴芳体等人联名向四川总督控诉袁廷蛟“迭次抗粮阻捐，纠众围城，勾结外匪吴奉山抢劫场市，焚掠乡村”，还自证是受害者，说正月间袁廷蛟、吴奉山等率数千人鸣锣吹筒，将他们的住宅抄毁，“器物、银钱、粮米、账簿等件扫搂一空”，恳请发兵剿办。

四川总督吴棠接报，令记名提督李有恒率所部虎威宝营两千人，管带律武中营总兵雷玉春等率一千五百人，管带裕字营游击谢思友率裕字左营五百人，会同东乡附近的川北镇官兵五百人进驻东乡戡乱。二月初四，谢思友率部最先抵达东乡，雷正春和川北镇游击金武德随后赶到。十天后，李有恒率湘军系统的两千官兵赶到东乡。他是本次戡乱行动的总指挥，麾下有四处汇聚而来的兵马四千五百人，下令部将刘道宗、李光岳率队分别进驻厂溪、官渡。

李有恒，湖南新化县人，咸丰二年投军，先后在两湖、云贵、四川等地作战，在贵州期间曾率队冲入遭到太平军重围的毕节县城，与官民等昼夜坚守孤城达七十余日。二十多载戎马生涯，李有恒因功先后获赏花翎、勇号、黄马褂和三代一品封典，累升为记名提督。何谓记名提督？

提督是清朝绿营军队最高军职，从一品，主管一省水陆军务。提督以下军职分别是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和外委。绿营军队的建制从上到下分别是镇、协、营、汛。镇的长官是总兵；协的长官是副将；营是绿营最主要的作战单位，长官从参将到守备不等，因事而异；汛的长官是千总、把总。在和平时期，一个士兵要成长为提督，异常困难。清朝后期，战争频发，立功的官兵不在少数，加上封疆大吏滥保荐举，很多将士得以快速升迁。在湘军系统中，参将、游击多如牛毛，提督、总兵也不在少数。但是军职有限，僧多粥少，许多立功升迁的军官没法获得实职，只能候补。“记名”一词就此出现。李有恒具备了出任提督的资格，朝廷先记下名字，等有空缺职位后再行补授，称为“记名提督”。他的部将刘道宗也是记名提督，雷玉春是记名总兵，谢思友的头衔在档案中一会是游击，一会是总兵，都比千总要高。他们在现实中都高官低就，李有恒和雷玉春都率领三个营，类似副将的角色，刘道宗、谢思友率领一个营，实际上是营官的角色。记名军官太多了，又出现了“尽先”名目，意思是出现空缺尽量优先授予的意思。

有官才有俸，仅有空衔没有实职的军官是享受不到更高的待遇的。加上绿营军队日常待遇平常，官兵们的额外收入全靠作战补贴和奖赏，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不肖官兵的劫掠行为，所以绿营军队从上到下的“作战欲望”都相当强烈。那么，大兵压境后在东乡，又会上演什么样的剧目呢？

现存的较早的记录东乡戡乱情形的是四川总督的奏折。四川总督吴棠抱病在身，早在光绪元年十一月就奏请开缺，光绪二年正月正式奉上谕卸任。总督出缺，四川布政使文格暂护四川总督。文格于光绪二年三月二十日上奏了李有恒戡乱情况：

袁廷蛟党羽极多，主谋有王盛祥、赵尚仁、赵元作、赵富仁、杨千祥、赵登寅、邓洪熙、马洪仑父子等；替他招募匪徒的有吴奉山、王锡三、张老五、周老牛等，盘踞在黄金口、厂溪、官渡、程家坪、袁家坪、乌嘴寨、尖峰寨、虾耙口一带山寨。

大兵初到东乡，袁廷蛟党羽假扮百姓，来到各营请求免剿，以为缓兵之计，同时窥探官兵虚实。袁廷蛟同时散播官兵要血洗东乡的谣言恐吓百姓，欺骗不明真相的百姓加入匪党自卫。李有恒会同新任绥定知府王元晋、东乡知县周瀚贴出告示，晓谕乡民只抓首犯袁廷蛟，让乡亲们安心旧业。受胁从的百姓散去大半，其中包括畏罪潜逃的会匪吴奉山。开县官府严密查缉，二月二十八日在开县将吴奉山拿获。吴奉山供认他与袁廷蛟合伙滋事，纠集朋党，意图大举。各营也抓住了吴奉山匪党，在匪徒王锡三身上搜获会党号片一张，上有“青龙山白虎堂”字样。

二月三十日，驻扎官渡场的虎威宝前营长官刘道宗接到探报，袁廷蛟将率领两三千名匪徒，分作三股，直扑官军营垒。刘道宗会同道员李光岳、提督李凤友分三路迎击，打得匪徒败回山寨，坚闭不出。三月初二，刘道宗又接到情报，袁廷蛟将在第二天进攻官兵营垒。刘道宗当即整军备战，并约友军助剿。三月初三天明时分，官军遥见山后竖立大红帅旅，袁廷蛟、杨千祥等数千人布满山顶，炮响筒鸣，声震山谷。刘道宗主动出兵，仰攻山梁，李光岳、李凤友友军接应，三路扑上山顶，激战约三个时辰，匪徒溃败而逃。官军乘胜追击，毙匪数十名，缴获刀矛枪炮旗帜数十件。匪徒受伤坠落崖涧者不计其数。日暮收队回营，查点十七名官军受炮伤石伤。生擒匪徒七人，都是甘心从逆的凶犯，就地正法。此战堪称“官渡寨子梁大捷”。

大捷后，李有恒协调各营于三月初四进攻各寨。初四日黎明，前营刘道宗、中营李凤友分别督率部队进攻乌嘴寨、渊篼寨。乌嘴寨匪徒捆绑头目王盛祥献给官军投降。渊篼寨则抗拒官兵，官军攻破头卡，杀死悍匪赵元作二十余人，其余数十匪徒出寨乞降。旋即，官军围攻中河乡的红岩寨，奋力攻破寨门，杀死悍匪赵尚仁等数十人，缴获鸟枪、抬炮、刀矛多件，其余匪徒跪求免死。经过这几场硬仗后，附近各寨闻风丧胆，赴营请罪，纷纷弃寨归家。只有尖峰寨、新寨倚仗着地势险要，赵登寅、赵富仁、杨千祥等人盘踞山寨，不时吹筒放炮，顽抗到底。初五，刘道宗、李光岳进攻尖峰寨。各营将士从羊肠小道攀缘而上，寨内飞石滚木纷纷掷下，官兵们冒险向前，枪炮齐施，攻破险要关卡数处，同时很多官兵受伤。李有恒遥望发现尖峰寨悍匪都聚集在寨前及寨左右，后寨的石蹬天梯几乎无人防守。他命令李光岳督令亲兵，以肩承足艰难爬上后寨，再用火蛋掷烧匪徒窝棚。百长胡享清最先突入寨中，被守门的悍匪砍伤右额。官兵们见状，义愤填膺，振臂高呼，蜂拥而进，攻破尖峰寨，阵斩逆党三百余人，包括赵登寅等头目。尖峰寨一战，官兵阵亡一名，受伤三十名。攻破尖峰寨后，官军转战新寨，配合李凤友的部队攻打新寨。两部官军奋力仰攻，枪炸火蛋齐施，成功攻占山寨，杀死悍匪徒四十余人，生擒二人。官兵受伤四名。

两次大规模作战后，东乡局势基本稳定。官军进入扫荡剩余山寨阶段。三月初十，雷玉春和律武营分统兼带律武后营提督王照南督队攻破千金硐，杀死悍匪多名，余众投降。南城寨、斑鸡硐各处匪徒纷纷弃械出寨请罪。律武、虎威等营逮捕了袁廷蛟的父母袁公钦、袁李氏。而袁廷蛟诡计多端，不知所踪。文格最后奏报说，李有恒正会同各军乘胜进剿，务求擒斩袁廷蛟；同时咨请陕西省派军入川协剿，防止袁廷蛟等匪徒跨过川陕交界逃往陕西汉中地区。

文格的奏折，表述清晰，立场鲜明。首先，袁廷蛟聚众占据山寨，对抗官府，还主动进攻官军营垒（扑营），率先挑起战争，是十足的谋反叛逆行为。其次，李有恒等官员劝谕无效，遭到扑营后英勇反击，经历两大战役近十日战斗，终于镇压叛乱稳定局势。最后，主犯袁廷蛟在逃，官军正全力追捕。文格的说法，也得到了陕西巡抚谭钟麟的旁证。

谭钟麟在战斗尚在进行的三月初八，奏报陕西省派遣两营官军跨境协助东乡戡乱，提到了东乡的局

势：正月间袁廷蛟以减税为名聚众滋事，经太平知县祝玉棻前往调解，大部分百姓散去，余党不多。但等祝玉棻到了东乡县城，被害的乡绅纷纷请兵剿匪。当时，开县会匪吴奉山纠集数百人，想与袁廷蛟联合，袁廷蛟拒不接纳，说“我辈求减粮价，并非谋逆”，还给了吴奉山一笔钱遣散会党。想不到，吴奉山离开袁廷蛟后竟然抢掠各乡，听到李有恒大军抵达才远逃而去。官军到处张贴告示，宣布只抓袁廷蛟等为首五个骨干，但始终没有抓住袁廷蛟。之后，战火就降临了东乡。汉中地方官员报告谭钟麟，后者再转述给朝廷。

为彻底安定地方，当务之急是缉拿脱逃的袁廷蛟。文格采取“明纵暗擒”的策略，将李有恒大军撤往成都，只在东乡留驻一个营、在绥定府留驻两个营绥靖。暗地里，府县两级衙门及局绅、团练武装，明岗暗哨、遍布耳目，并通告邻近府县，全力追捕袁廷蛟。抓住袁廷蛟，好判他个谋反大逆的死罪！

四川官府在扫尾全功，东乡的战事即将沾染上历史的尘埃，看似要碾压进历史的车辙。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四日，掌广西道监察御史吴镇一道奏折递进了紫禁城，石破天惊，硬生生逼停了历史的车轮！

吴镇是绥定府平昌县（今四川巴中市平昌县）人，咸丰十年进士，由翰林院转任御史台，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以遇事敢言著称。作为绥定老乡，吴镇始终关注东乡事件。四川省奏报的事件经过，与吴镇耳闻的完全不同。他描述的事件过程如下：

地方官糊涂不作为，一误再误，将普通的民间骚动当作叛乱向省里请兵剿灭。最先抵达的统带武字营长官谢某，听说袁廷蛟已畏罪潜逃、其余百姓耕作如常，就知道并非民变。再看到百姓并无军火器械，反而有数十名长者呈文诉苦，谢某更觉得没有发兵必要，于是带勇回省。而之后统带虎威宝营的李有恒到境后，看到的与谢某相同，却因为部下官兵逼奸民妇，遭到百姓惩治，遂纵兵报复。百姓惊慌失措，纷纷躲进山寨，哭声震野。李有恒借清查袁廷蛟为名，骗入山寨，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屠杀殆尽，并殃及邻近太平县的百姓。更令人发指的是，李有恒的部队对妇女先奸后杀，事后留下数百名相貌出众的女子，船载而去！

东乡事件并非镇压叛乱，而是官军烧杀淫掠的一桩血案！吴镇愤怒指出，袁廷蛟聚众滋事，自然应当严惩，可东乡知县及局绅们也应查明责任，依法审理；绥定知府易荫芝办理不善，轻率请剿，难辞其咎；统兵将官李有恒，先滥杀无辜、祸害乡里，再假冒军功，实属祸国殃民的大恶之人。

同一事件，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孰是孰非？况且涉及数以千百计的生灵，关系重大，不容遮掩蒙混。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御史吴镇手里掌握了什么证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