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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户部银库集中接收捐纳银两，由于捐官的人太多，直到傍晚才轮到张家交银。巧合的是，张亨智的弟弟张诚保是银库当差的库丁，当天负责银两的检验收纳。周二和帮手张五一起，将一袋袋白银携进库门，逐一交给张诚保。张诚保在银子上秤、验色等过程中，不知是有意还是疏忽，将第二袋误报成了第三袋。现场的监察御史、库官等官员都没有听出来。见一旁官员没有注意，张诚保就故意蒙混，继续多报袋数，实际只验收了七袋银子，却报成了十一袋。周二、张五两人办完所有手续，身边还剩下四袋银子，约四千一百两。买官少花了这么多钱，他俩很高兴，拿着四袋银子就要回家。

然而，现场官员虽然没有发现张诚保的伎俩，其他库丁却是看在眼里，嫉在心里。见周二高高兴兴地走出银库，这些库丁一哄而上，拦住去路，讨要好处。周二自然不愿意，双方便推搡冲突起来。库丁们抢走了部分银两，周二最后只拿三千七百两银子回到张亨智的万泰银号。几位知情的银号管事人，这时也向张亨智讨要好处。作为银号的东家，张亨智完成了一桩大事，散给伙计们一些礼金，图个一团和气，也是应该的。可估计张亨智是个吝啬的掌柜，沉浸在四百两银子的“意外”损失之中，看到银号管事们也来要钱，气不打一处，把几个人痛骂了一顿。几位管事失望之余，不甘受辱，联名到衙门控告。他们告什么呢？他们一不告掌柜辱骂，二不告掌柜买官，单单告发户部银库库丁张诚保串通哥哥张亨智，偷漏国库银两！

几位管事怄气一般的控告，砸开了清朝最大规模的亏空案的大门！

也许是几位原告找到了直达天听的渠道，也许是有官员不嫌事大暗中相助，状纸成功摆到了道光皇帝的案头。道光皇帝是个庸才，眼界寻常，但在一项事情上感觉敏锐、富于联想，那便是银子！张诚保偷漏银两一事，道光迅速判断情况属实。他关心的是这是一起个案，还是持续存在的普遍现象？道光担心“此等积惯舞弊之人，恐盗用已不止此一次”，于是“钦派大臣将库项全数盘查”。自从嘉庆早期以后，朝廷已经四十多年没有盘查过家底了。这次全面盘查，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刑部尚书惟勤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后人自然无法目睹惟勤当日盘查的景象，惟勤也没有留下详细的记载。笔者只能从同时代的类似记载中想见当日景象。比惟勤稍晚的吏部官员何刚德参与过多次对户部各仓库的盘查，他在笔记《春明梦录》中留下了形象的盘查仓库记录，向后人展现了户部

仓库光怪陆离的内幕。何刚德记载最详细的是缎匹库，缎匹库是户部三库之一，为国家储存布匹。布匹都存在库中二层楼内，何刚德发现，楼上积土常年没有打扫。询问管库官吏得知，库藏已经两百多年没有打扫过了，尘土堆积太厚就在上面加盖芦席，层层叠叠不知加盖了几次，也不知底下是否腐朽空虚。何刚德脚踩在上面感觉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同时一脚下去灰尘四处飞扬。查缎匹库的官员有十几人，大家分楼查点。可是，每处的布匹成百上千匹，有的以一二十匹为一捆，有的以数十匹为一捆，负责官员焦头烂额，只能抽查其中一二捆而已。何刚德负责清查库存的三线罗，发现有数百捆馆藏，每捆几乎高达屋顶。怎么查呢？何刚德就命令户部当差的库役从最高处拿下一捆抽查。库役百般不情愿，可又不好拒绝，搬来梯子爬上去，高举一捆布，倒掷地上，顿时楼上尘土飞扬。查验之时正好是盛暑，清代的仓库空气流通又差，人待在仓库里时间一长就挥汗如雨，汗水和积尘一混合，何刚德便面色黧黑。这是库役嫌何刚德苛察，恶作剧来整他。何刚德也不好发作，转身和同僚谈及此事，同僚反倒埋怨他：“谁叫你多事！”负责盘查的官员就一笑而散。至于真实的库藏情况，何刚德认为“日积月累，几不可数计”。缎匹库如此，其他仓库情况类似。

惟勤盘查银库，遭遇的情形类似，但是彻查的结果却不同。银库内的银两，每千两装载一袋，码放整理。盘查官员无意间触碰了一下银袋，手感不对，打开一看，所谓的“每袋千金”竟然是用白布裹着木头冒充的！惟勤等人一一清查，发现银袋绝大多数都是假的，大清的银库都快变成“木头库”了。

惟勤又惊又怕。惊的是，户部银库显然管理失职，亏空骇人听闻；怕的是，这是一起要掀起朝廷血雨腥风的大案！不知多少人要顶戴落地、脑袋搬家。自己要不要做那个拉响大杀戮警报的人？户部所辖各仓库虽然是其下属机构，但由皇帝直接选派的“管理户部三库大臣”（简称管库大臣）控制。银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管库大臣肯定难辞其咎。而历任管库大臣不是内阁大学士就是军机大臣，甚至还有王爷贝勒等宗室贵戚，哪个他都惹不起。当时的管库大臣就是内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穆彰阿任军机大臣长达二十四年，其中又有十四年任首席军机，深得道光帝宠信、门生故旧遍天下，权势熏天。之前长达数十年没有盘查银库，有人颇有微词，但忌惮穆彰阿的势力，

谁也不敢多嘴。如今，惟勤是该闭嘴呢，还是该多嘴呢？

惟勤好歹也是刑部尚书，非等闲之辈，这个让惟勤都担惊受怕的穆彰阿到底是何许人也呢？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权势呢？

道光朝的行政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以“多磕头少说话”而闻名的曹振镛掌权，后期就是穆彰阿掌权。这二人的名声都很糟糕，曹振镛是昏庸无能，穆彰阿则被后来继位的咸丰皇帝评价为“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当时朝野普遍认为穆彰阿一味揣摩圣意，不但无所作为，而且还结党营私，打压忠良，比曹振镛还不如。穆彰阿历任朝廷各部院首长，对局势的改观没有任何创见，相反，还在鸦片战争期间力主求和妥协，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合约。对于王鼎、林则徐等力主抵抗的官员，穆彰阿坚决打压；对于汹涌而来的弹劾浪潮，穆彰阿满不在乎。相反，穆彰阿长期占据要职，关系盘根错节，隐约形成了“穆党”。

据说，广东顺德才子罗惇衍年少及第，一次通过选拔即将外放学差。罗惇衍便去拜谢状元出身的内阁大学士潘世恩。潘世恩得知罗惇衍没有先去拜见穆彰阿，大惊失色，惋惜道：“你没见穆中堂就先来见我，大好前程可就没了。”罗惇衍不信。次日，宫中传旨罗惇衍年纪尚轻，不胜外任，某某学差另派他人前往。清朝二百多年，已被放差却又收回成命者仅此一例。况且，罗惇衍并非当年外派学差中最年轻的人。穆彰阿的势力和作为，可见一斑。

穆彰阿遗留的言行不多，仔细分析略显单薄的经历，笔者发现他并非一贯如此。穆彰阿进士出身，逐步升迁为侍郎。嘉庆二十年，穆彰阿署理刑部侍郎，因一日之内呈上二十多件斩立决的奏本，反而被嘉庆皇帝认为是积压案件，贬为光禄寺卿。之后的整个嘉庆朝，穆彰阿历任兵部、刑部、工部、户部侍郎，几乎成了一个“千年侍郎”。原本勇于任事励精图治的行为，反而遭到皇帝误会，仕途严重受挫，穆彰阿在打击之后思想观念大变，变得保守圆融，明哲保身。这种状态在道光皇帝看来却是老成持重，穆彰阿在道光时期得以扶摇直上，最后掌握大权二十年。客观地说，穆彰阿不是贪官，也不是小人，相反，他拥有较敏锐的眼光和较高的行政能力，素养在“中人之上”。但是，穆彰阿没有把能力用来干实事，反而严诫弟子门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穆彰阿没有把眼光用来革故鼎新，把握大势，反而用来维护既有的制度与利益。他最终从一个锐意进取的年轻侍郎，消磨成了暮气深重且老奸巨猾的权相。《清史稿》穆彰阿的传记相当粗糙，几乎是他的官场履历的罗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真的没有留下什么阐述观点的文献，也没有突出的政治作为，恰好体现了穆彰阿的执政特点和道光朝的政治风气。

穆彰阿担任户部银库管库大臣十多年。银库暴露出来严重问题，首先要找他问责。可是，惟勤面对如此强大的问责对象，哪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头上拔毛”，甚至连揭露真相的勇气都不足。事实上，户部银库之前就陆续暴露出很多问题。道光九年发生过“户部库丁吞帑、书吏过贿案”，道光十二年接连发生了“户部银库围墙外库丁跨沟建房案”“户部库丁戴云峰等舞弊案”。这些弊案无不表明国库管理混乱，官银存在巨大隐患。可是，所有案子都大事化小，如同尘埃一般散入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如今这桩新案会不会像往常一样随风而逝呢？

张诚保偷漏银两发生的时间，注定了此案不会轻易了结。事件暴露的几个月之前，道光二十二年夏天，穆彰阿不顾反对，主导签订了《南京条约》，割地赔款。群情激愤，形成了一个抨击穆彰阿丧权辱国，要求惩治奸臣的群体。这些人绝大多数出身科举，以道德相互号召、以品行相互砥砺，且集中在翰林院、都察院等清要部门，人们将其与占据行政要津、负责实务的官僚群体相区别，称之为“清流党”。清流党聚集在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潘世恩身边，早就想找机会扳倒穆彰阿了。

北京城里无秘密，银库盘点的情况很快流传到了官场。穆彰阿长期管理的国库严重亏空，这简直是给政敌天降大杀器！清流党们如获至宝，哪肯轻易放过？于是，由大学士潘世恩领衔，祁寯藻（军机大臣）、李振祜（刑部尚书）、祝庆蕃（礼部尚书）等列名，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十八日将张诚保盗银案连同户库亏空情况一起上奏道光皇帝，要求彻查追责。

受命查库的惟勤此时不能再“捂盖子”了，三月二十六日向道光帝详细汇报盘查银库的统计结果。惟勤督率官吏核查户部的账簿，结合到银库实地盘点，统计“实应存银一千二百十八万二千一百十六两七钱四分七厘”，而银库“实共存银二百九十二万九千三百五十四两四钱四分，较原册所开之数实亏银九百二十五万二千七百六十二两三钱七厘”。九百二十五万余两白银不翼而飞！这是什么概念？道光中期，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在四千万两上下白银，也就是说将近四分之一的年收入不见了！而库存的二百九十二余万两银子，连当年京师应发饷银、俸禄都不够，更不用说支付刚刚签订的给英国人的赔款了！

道光皇帝接到潘世恩等人的奏折，已经料到国库会有严重亏空，但以为本朝开国两百年，多少还有一点家底。谁料想，看了惟勤的盘查报告，自然根本谈不上家底，连“一贫如洗”都算不上，实是站在了国家破产的边缘。道光皇帝感叹“朕愧恨忿急之外，又将何谕”。他对严酷的事实无言以对，不知如何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