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安放的真相

道光二十年（1840年）二月初七，以定郡王载铨领衔的专案组，上报了庆玉“侵盗及僭越案”的审讯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庆玉“胡搅蛮缠”的本领：

首先，庆玉会睁眼睛说瞎话。比如，琦琛揭发庆玉承修孝陵工程时，违例在神路上拉运木料，轧下车迹、碰坏门框等。庆玉受审时供称，阶石太大，陵园内树茂路窄，难以拉运，必须从五孔桥上行走，自己曾经报备工部存案。想不到，石料太重了，在拉运过程中把神路轧出辙迹，又不小心把隆恩门西间门框碰坏了。这样一来，庆玉把自己的责任摘得干干净净了。结果专案组咨询工部一查，庆玉根本就没向工部报备过。

其次，庆玉习惯性地推卸责任，而且把责任推给已经过世的人。比如，琦琛揭发庆玉房屋采取行宫款式，并用行宫字画及更衣殿陈设装饰。庆玉供称，自己奉命拆卸盘山行宫内澹怀堂时，工匠把随墙隔断带表盘画一件并沈源、曹夔音的画作各一件失手拆损。庆玉请示已故前任内务府总管明杰后，拿回家里揭裱，事后忘记上交了。明杰已经去世了，专案组没有办法找他核实。但是，即便明杰当时知情，庆玉把皇宫画作用作私家收藏，僭越的罪名是逃脱不了的。

再比如，从庆玉家中查获朱批奏折十四件和诸多空白印文、官文等。庆玉供称，嘉庆十六年间有已故的丰润县举人王秀凝在他家帮办笔墨，前任马兰镇总兵福长安有时候也请王秀凝代为处理奏折。查获的十四件朱批都是福长安没有及时上缴，存在王秀凝馆内的。王秀凝辞职后，庆玉说自己忘记呈交了。至于盖了公章的空白印文，都是历年封印时盖出来备用的。按照惯例，衙门的官印在年底要封存清洗，为了工作需要各个衙门都会预先盖几张空白印文备用，但是需要集中管理、事后销毁。庆玉以“查案事竣后忘未送回，以致数年来积压多件”为由，想推卸责任。这显然是庆玉为自己把持政务而诡辩。在这个问题上，庆玉使用了睁着眼睛说瞎话、推卸责任、避重就轻等诸多胡搅蛮缠的手法。

那么，庆玉的胡搅蛮缠能奏效吗？理论上，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中是没有胡搅蛮缠的官员生存空间的。事实上，东陵贪腐案能够一波三折、风起云涌，庆玉迟迟得不到处理，恰恰说明他的胡搅蛮缠是大环境酝酿产生的。不如来看看专案组是如何处理庆玉的诡辩的：

庆玉个人的巨额财富，来源不明。比如，庆玉开设了多家木厂，里面储存了大量木材，而且自家宅院用楠木装修。庆玉的解释是：自己承修皇家工程，拆卸下来的楠木有糟朽的，之前是充当薪柴变价销售。自己觉得把糟朽处锯掉、改大为小，还可以使用，就自己运回来储存备用。至于庆玉家木厂查出的木料，庆玉也辩称是每年工匠砍伐后，留下的次品。因为“历年既久，难计株数”。如果是认真的官员，一一核实皇家工程的次品数量，无法核实的就是庆玉贪污的；同时，就算是庆玉出于节约考虑，保留的次品，也不能私自变卖，把所得银两归为己有。但是专案组的处理是，咨询工部后认为换下旧料木材折成薪柴处理，是有制度依据的。他们认为庆玉此举的主要罪行是“垄断居奇”，而不是更严重的贪污。

琦琛揭发庆玉勾结工部书吏刘文涛，为自己承修的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提供方便，有刘文涛写给庆玉的书信为证。在信中，刘文涛说自己要随同工部司员爱山、王巽赴东陵验收工程。庆玉供称，自己和刘文涛很早就认识。之前，庆玉承办的工程验收，刘文涛随同爱山等人前来，向他索要银两。庆玉满口答应了下来，约定款项报销后分给他一百两白银，不料银子没领自己就被革职了，所以银两并没有付给刘文涛。专案组审讯刘文涛，两人的口供一致。刘文涛在信中称，工部此次工程验收，自己可以设法挽回；工部的其他工程，自己也可以设法办理。意思是自己在工部的实际权力很大，可以上下其手。但是，面对专案组，刘文涛坚持说信中都是胡说八道的，自己只是想多要点钱而已。其实，工部如何派人，如何验收，不是他一个小小的书吏能够干预的。他给庆玉的书信，是个人行为，爱山等官员都不知情。就这样，刘文涛一个人把责任揽了下来。应该说，这封信件，可以揭开工部书吏上下其手，舞弊贿赂的情况。这是清朝工程验收腐败问题的黑幕一角，是一个非常好的反腐切入点。可是，专案组最后采纳了刘文涛的说法，把庆玉和他的这点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专案组这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和稀泥”做法，在其他罪行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在庆玉的女儿家中查出官金二百两。庆玉怎么藏有官金呢？庆玉的解释是：承办皇家工程时凡有镀金的活计，所领的官金只有七成品色，如果把官金发给工匠，恐怕工匠挑斥成色，导致折耗，所以就把黄金折成白银发给工匠。查获的二百两官金，都是他历次承办镀金活计领到的官金陆续积存下来的。对于这件事情，专案组倒是认认真真核查了。工部回复说，东陵自嘉庆十八年后办过镀金活计共九次，共领过官金一千六十余两。专案组据此认为，庆玉供称的二百两官金是之前各次工程中陆续积存的，“尚非无据”。“尚非无据”四个字，就把庆玉的罪行给一笔带过了，也把专案组的责任给推卸掉了。而且，专案组还为庆玉的做法开脱，说庆玉以金易银发匠镀饰，“虽系通融办理，尚未贻误要工”。看来，朝廷还要嘉奖庆玉通融办事的功劳喽？

这桩桩件件，都说明和稀泥的专案组和朝廷，都不想把东陵贪腐案彻查清楚，就连已经暴露出来的庆玉的罪状，都不想调查清楚。只是可怜了一心除害的揭发者琦琛，把自己给折了进去。

清朝北京城有民谣说：“树矮墙新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这句话的意思是：北京城里出了一座新盖的豪宅，院子里的花草树木是新移植的，墙是新砌的，挂的画没有老画，而是新采购的当代画作，那么这人一定是在内务府当差了。北京城生活成本高昂，很多新科进士分配到中央部院当官，当了十几年京官还要到处租房住。但是，对于内务府的官吏来说，一切生活成本都不是问题。因为，全北京城都知道，内务府官吏吃拿卡要、贪污挪用，很快就成了暴发户。庆玉是其中的一个大暴发户。他土豪的名声，都传到几百里之外的京城了，京官们几乎人尽皆知。那么，他的巨额财富是如何聚敛的？庆玉估计没有料到朝廷会查办自己，所以家中的宫廷字画、楠木、官金和奏折、公文等都没有丝毫的隐藏。子孙吸食鸦片，也肆无忌惮。如果所有罪状真要处理，庆玉性命堪忧！

专案组审讯几个月后，认为庆玉隐匿公文、监守自盗，按律应斩监候。但是，庆玉能够把白银如数退出，应该按限内完赃例减二等，从死刑改为徒刑；庆玉种种僭越行为，种种贪污木材行为，照监守自盗律，拟判徒刑；庆玉承修孝陵工程，由神路进入隆恩门，导致神路轧下辙迹、碰损门框，属于玩忽职守，应杖一百、流二千里。数罪并罚，庆玉盘踞把持、贪墨营私，专案组奏请将他从重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庆玉年逾七十，本来可以从轻处罚，但因为情节较重，不准收赎。已革内管领魁明身任职官，违例吸食鸦片，发往乌鲁木齐充当苦差。已革主事恒龄曾经吸食鸦片，专案组认为已经戒绝，勒令休致，因为已经革职，毋庸再议。工部书吏刘文涛随往长官验收工程，私下给庆玉信函索取贿赂，虽然没有支付，也应照律问拟。刘文涛应革退书吏，杖一百、徒三年，交给顺天府定地充徒。道光皇帝一一照准了。

东陵贪腐案除了庆玉的种种不法行径外，在案发后存在转移寄顿财产的问题，引发了案中案。专案组审讯过程，进一步查出庆玉在北京的财产，还有瑞复兴印局一处、胡天成等烟袋铺三处，并铁匠营地方房屋一所。

此外，文蔚查出的庆玉田契共计二百余顷土地，坐落在遵化州、蓟州、滦州、丰润、玉田、三河、武清等县。专案组查明庆玉田地契约和收账的账簿不符，怀疑庆玉在京畿地区隐藏了大量的土地。之前，道光皇帝敕令直隶总督及各地官员，要求佃种庆玉田产的老百姓据实呈明。但是，专案组和直隶地方官员，并没有踏踏实实地查询土地情况，只把工作主要停留在审讯相关人员的程度。庆玉供称，自己置办的土地有总簿可以核对，至于历年收租的情况都是家人吕明等人经手的，自己并不清楚实收情况。专案组向吕明及陈八、马三、赵七、陈庆奎等人审讯，这些人都供称自己只是代庆玉收取地租而已，经手的田租都有底账可查。至于庆玉土地究竟有多少，他们作为家人哪里知道？核查田地情况工作量大，专案组自己不愿意做，也没法做，就奏请将查出的庆玉田产总簿和收租账目，连同家人吕明等一并交给直隶总督会同马兰镇总兵，就近核查。这么做，就等于把问题推给未来了。

事实上，就连庆玉在遵化地区查获的家产到底有多少，也是一笔糊涂账。前任钦差大臣文蔚上奏，查出庆玉宅院、茔地、木厂等，住房二百四十五间、衣服一千一百互十五件、金二百两、银一千六百六十余两，首饰、家具、房地契纸、租册、木植等。继任的、署理马兰镇总兵德兴上奏，他和文蔚移交财产清单，一一核对，发现其中多有不符。文蔚解释说，一时匆忙，难免有错，来不及更正。德兴亲自查看，发现庆玉家各屋门窗虽然封锁了，而屋内物品都散乱在地，各箱衣服虽有件数也没有分类归清，而且各箱都只粘贴封条，没有钉锁。这样就押解进京，不仅运到北京后难以稽查，而且长途运载难免磨损。所以，德兴奏请开封逐一更正、分类归清，逐一核对后编号封箱、钉锁坚固，再加印封粘贴。

德兴仔细核查后，先发现庆玉有住房一所计二百四十五间，茔地房五十六间，地契二百十一张，房契七十九张计房间铺面五十所，紫檀桌椅等项共四十七件，花梨桌案共七件，楠木桌椅等项共一百零二件。收租账簿二十二本。当铺两座，钱铺一座，钱酒铺一座，酒铺一座，估衣铺一座，布铺一

座，栅杠铺一座。二月初四，德兴又查出房地契约二十张，计地九十三顷三十余亩，计房三百六十余间。此外，庆玉有皮衣十二箱，共计三百二十件，金二百两，银一千六百六十余两，铜钱二百五十吊，人参三十一枝，大小金玉银簪并零星首饰三百七十件，朝珠玉玩四十九件。三月初九，遵化知州袁正林申报，查出庆玉家人王雨、梁明有寄顿皮衣、皮帽、钟表、烟壶、扳指、钱折及借钱契纸等件。大家关心，庆玉到底有多少财产？可惜的是，谁都不知道！庆玉的财富分布太广，业务太多，而且没有官员愿意埋头一一核查。这最终成了一笔糊涂账。

四月十一日，德兴奏请将由庆玉家内抄出的兵役米票二百八十二张，计米约八百七十九石，交官仓详查。庆玉称自己经管永济仓曾垫付白银数千两，经查纯属捏造。庆玉经管官仓，不追求照章办事，不想着把业务办理得清清楚楚，就是为了方便自己蒙混过关。公事公办，查办官员也没有俯身埋头，彻底调查此案。

即便是这笔糊涂账，也有人惦记。这里又引出了另一笔“糊涂账”。就在专案组即将结案的时候，庆玉长兄庆福之子、已故内管领华封之妻李氏等称，朝廷查封的庆玉财产，并非他一个人的，而是家族共同财产。李氏说，他们虽然与叔叔庆玉等人住在一起，但各自生活。因此，请求官府把属于他们的那一份查封家产发还。专案组审讯庆玉。庆玉供称，自己兄弟三人，胞兄庆福、庆昌都已经病故。庆玉在道光四年间，由亲戚作中，与侄媳妇李氏等将家产均分，立有单据。朝廷律例规定：官员查抄家产，即便兄弟没有分产，也应该将产业查明按股计算，只将罪犯名下财产入官。因此，专案组要求马兰镇总兵查明庆玉与庆福是否同胞兄弟，是否已经分家，查明后报告内务府照例办理。

有了专案组的意见后，庆昌之妻刘氏、华封之妻李氏又要求，除了讨要查抄的物件外，还请求将住宅、茔地发还自己那一股。因为庆玉住宅、茔地存在僭越之处，相关官员不敢决定，奏请皇帝处理。因为材料欠缺，笔者不知道庆玉的家产有没有被亲属拿回去一部分。但是，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庆玉的巨额财产永远是一笔糊涂账；第二，对查抄家产的处理，也是一笔糊涂账。

清朝中期，雍正、乾隆对贪腐的从严、从重处理。相比而言，道光皇帝对东陵贪腐案的处理是一个大倒退。雍正朝有“追赃”制度，认为贪腐官员贪赃违法，根本上是为了家族亲属牟利，因此要“父债子偿”，追究到底。经过两代以后，到了道光朝就退步成了糊里糊涂，蒙混处理了。

东陵贪腐案以爆炸性的罪行开局，罪犯劣迹斑斑，案情牵涉众多，结果“雷声大，雨点小”，糊涂结案。当时已经是道光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840年的春天了。就在道光皇帝和相关官员为祖宗陵寝之地的纷争终于了结而轻松下来，就在涉案官吏和没有被挖出来的官吏庆幸自己躲过一劫，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英国人已经操纵着坚船利炮，劈风斩浪，气势汹汹而来。鸦片战争爆发了！一个黑暗昏庸的政权，即将在轰隆隆的炮声中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