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缸中的牺牲品

琦琛、庆玉一行人被押解进京之时，正是辞旧迎新之际。沿途连绵的群山覆盖着皑皑白雪，途经的村镇弥漫着新年的味道，而琦琛步履沉重地前往京城接受调查。他原本一心为民除害，没想到被反咬一口，遭到如此处分，心情苦闷抑郁，可以想象。

琦琛早就知道庆玉是个卑鄙小人，防着庆玉继续作恶或销毁证据，但他没想到庆玉会捏造事实、中伤诬告自己。琦琛低估了坏人做人的底线。腐败者还遵守制度，想按照规矩来办事，可是腐败分子遵守制度就不是腐败分子了。造谣诬告是他们最廉价的武器，如果遇到不明真相的上级，还有和稀泥的大背景，造谣诬告就是最强大的武器。

如今，琦琛不得不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自证清白。他在别人万家团圆的时候，在冰冷的旅途中奋笔疾书，书写很多原本不需要证明，或者根本意想不到的内容。比如，庆玉状告琦琛受贿了一匹马。琦琛断然否认：“我本来有三匹马，而且军营里还有良马百余匹，根本就不缺马。就算我贪马，又何必向庆玉索要，留下他日后挟制我的证据？”

庆玉指控琦琛受贿二百两银子来接家眷到任。琦琛说：“我到任次日就领取了养廉银三百八十余两，派家人带上一百两去接家眷。况且，当时我和庆玉刚刚见面，又没有深交，怎么会向他索要银两呢？我在中央任职多年，全北京都知道我洁身自好，甚至不近人情，是出了名的分毫不取。”

庆玉指控琦琛索要大米。琦琛同样否认：“历任总兵的俸米，都是管理仓库的庆玉代领再送过来的。八月初，庆玉将我的米票要过去代领，送来时多了十四石大米。我当场就要把多送的大米退回去。庆玉说历任总兵的俸米都不敷使用，最后还是要他代买大米送来，再三恳求我收下。我收下十四石大米后，考虑到庆玉为人狡猾，担心日后被他当作把柄，所以将大米折合白银三十六两有零，当面交给庆玉的侄子魁安及两位同僚转交庆玉，并说明以后不准他代买米粮。之后我家需要用米，都是自己去市场上购买，有店铺可查。”

庆玉还指控琦琛逼迫遵化州政府供应麸料。琦琛解释说：“州县政府不需要向当地驻军衙门供应物资。我和遵化知州既没有上下级关系，也没有深交。况且，遵化袁知州是庆玉的密友，他有需要与内务府交涉的事情，都是庆玉代为办理；庆玉家催租告状等事，都是袁知州出面料理。我怎么敢逼迫袁知州供应麸料？”最后，琦琛反问：“如果我和庆玉勾勾搭搭沆瀣一气，我又怎么会出面揭发弹劾他？反而是庆玉倚仗钱多，党羽众多，根深蒂固，知道自己被参各款都是事实，无法辩解，反过来咬我，企图翻案。”

应该说，琦琛自我辩解的各款都合情合理，而且提供了可以查实的证据，是可以相信的。基本可以断定庆玉在血口喷人，诬告陷害。他人品之低劣，可见一斑。现在问题就来了，庆玉如此拙劣的诬告，稍微调查一下就可以证明真伪。钦差大臣文蔚为什么不事先查证，反而把庆玉的说法原封不动地上奏道光皇帝，导致琦琛免职接受调查呢？笔者不禁要对文蔚这个人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琦琛也觉得文蔚非常可疑，他在脑海中仔细梳理了此案的来龙去脉，发现这背后极可能有一个巨大的阴谋：

文蔚是十二月十四日一早到达石门驿站，琦琛派出差官持帖迎接，并告知自己在孝陵班房恭候钦差大人光临。过了约定时间，琦琛都没见到文蔚的影子，再次派人去石门驿站迎接，得知文蔚先是和遵化知州袁正林交谈了两个时辰，再到昭西陵同守陵宗室奕絪贝勒见面。琦琛当时就有不祥的预感，最终下午文蔚才带着随行官员来到孝陵。此时，琦琛已经在孝陵等了约四个时辰。

接着，琦琛陪同文蔚查看孝陵建筑遭损坏情况。孝陵神路上留有庆玉施工不当留下的轧辙痕迹。钦差随行的工部司员玉某，当场称这是新轧痕迹。第二天，一行人到庆玉家查看，看了斜山角梁房间、汉白玉台阶。这次是文蔚亲自出马替庆玉说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中没有明文规定这套住宅违禁。琦琛忍不住，反驳说这些装饰明显是宫殿款式，常人不能使用。查看庆玉家里张贴的行宫字画挂屏时，文蔚又说，北京琉璃厂就有卖这些仿制的宫廷字画，不能确定就是庆玉私藏的行宫真迹。文蔚一行人至此已经毫不掩饰对庆玉的偏袒了。琦琛心中暗暗叫苦，无话可说。

从十六日开始，文蔚提审嫌犯，当天连问庆玉、魁明、恒龄子孙三人，一盏茶钟就散了。接下去，文蔚只是让随行官员审问庆玉，没再亲自过问。这样过了六天，突然出现了庆玉父子反过来控告琦琛贪污索贿。二十三日，文蔚一行就从总兵衙门搬回石门驿居住，和琦琛划清界限。当天，遵化知州袁正林来见琦琛，告诉琦琛十四日在石门驿时，钦差文蔚曾问起庆玉的各条罪状，有没有虚假，并询问琦琛有没有收受庆玉贿赂。同时，文蔚随带的工部司官玉某，曾到马兰峪修过工程，和庆玉交情深厚，所以审讯的时候，无论是私藏木材、碰坏陵墓门框、运石不遵旧章不用人抬而是用四轮车载、盗卖物资、子孙吸食鸦片等问题，多方引导庆玉等人回答，既不去寻求旁证，也没有审讯家人、车夫。

从这种种偏袒庆玉的行为中，琦琛痛苦地认识到：文蔚即便不是庆玉的同伙，也并非真心查办庆玉，这并不奇怪。庆玉盘踞东陵二十多年，经手的工程很多，有问题的项目数不胜数，如果一一查证落实，统管工程的最高机关——工部难逃罪责。有关官员要连带受罚。而文蔚是现任的工部侍郎，自然难辞其咎。为了部门利益，文蔚把庆玉案子大事化小是最现实的选择。所以，庆玉在会奏道光时，没有汇报查证庆玉被参各款的情况，反而是奏报了庆玉的诬告。同样，工部司官玉某罔顾事实替庆玉开脱、工部尚书陈官俊涉嫌给庆玉通风报信、分理工部的军机大臣穆彰阿选择文蔚担任钦差大臣并且涉嫌故意在工部大堂泄露查办消息，也都可以理解了。所谓“官官相护”，这就是例子。

琦琛把这一切写成多份奏折，报告道光皇帝。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五，道光下令将文蔚免职，调回北京接受调查。以仓场侍郎德兴署马兰镇总兵兼总管内务府大臣。

继陈官俊、琦琛之后，文蔚成为庆玉案中第三位受到牵连的高官。他也不得不在万家团圆之际奋笔疾书，为自己辩解。文蔚的说法是这样的：

我十四日到达石门驿的时候，遵化知州袁正林求见。我考虑到此案与地方官无涉，而且今后事务难免需要地方官帮忙办理，当即传见。我早就知道庆玉是当地“大蠹”，担心他不甘心失败，生出枝节来。袁知州说他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我俩并没有谈到案子的详情，我也没有问袁知州琦琛是否受贿。我吃完午饭继续起身，石门驿距昭西陵更近。我参拜后在昭西陵和奕絪贝勒见了一面，并未交谈。从昭西陵到孝陵后，再与琦琛相见。之前琦琛派人没把话说清楚，没有约随行官员一起到孝陵相见，所以等所有人聚齐又等了一段时间。

查案必须确实，有疑问就要深究。孝陵神路年久，但轧痕很新，随行官员有疑必问。琦琛当时就怒形于色，之后多次告诉我他怀疑随行官员偏袒庆玉，又说庆玉此案恐怕与工部有关。我回答说，一切秉公办理，不要说和本部有关，就是牵涉我本人，也要彻底追究。

十五日，我们一同查看庆玉住宅。垂花门等处都是官员住宅的常用款式，其中有斜山角梁房一座三间，上面盖布瓦，似乎与宫廷装饰雷同。至于汉白玉台阶是否违禁，法无明文。至于行宫字画等情况，京城确实有售卖的。除了铜表盘一件，沈源、曹夔音画作各一张，上面有澹怀堂贴落，其余物品没有查实是行宫物品。

向来审办案件，都是由随行官员先行审讯。审问吸食鸦片、追究寄顿物品，都是我督帅官员审讯的。至于碰坏孝陵门框，用车轧损石路，庆玉都供认了。连日提讯各犯并查抄家产寄顿物品，也都是我督饬司员讯问。二十二日我让官员再次审讯，原本可以画供定案。这都是和琦琛商量办理的。没想到，当天庆玉父子状词牵涉琦琛，我当即请琦琛来，当面告知他情况。琦琛照例回避。我既不与他会审，也不便住在琦琛的衙署，马兰镇又无公所可住，所以奏明皇上移往石门驿候旨。琦琛状告我偏袒庆玉，有意斡旋化解此案，没有确凿的证据，是污我名节。

文蔚虽然在喊冤，但是他的辩解确实不够有力。他也承认庆玉是一条“大蛀虫”，他也承认琦琛揭发的庆玉各条罪状基本属实，自己不必核实。那么，你为什么不早日奏报，不深入调查，追求彻底结案呢？相反，文蔚当了庆玉的传声筒，增加了案件的复杂性。

北京城里同时也涌起了波澜。琦琛向庆玉开火，是得到睿亲王仁寿、宗室禧恩支持的。庆玉在状告琦琛的同时，有意无意老提到仁寿、禧恩，暗示他们三人结党，犯了宗室不得干政的大忌。事后，琦琛专折奏报了自己与两位王公的关系。他说：“我赴任前，睿亲王仁寿说过庆玉人太奸猾，务必要小心防备他。阁学禧恩说过庆玉老奸巨猾，熟悉工程，近年来有些昏聩了。除了这些，并无别的话。”

睿亲王仁寿也不得不解释：“我和琦琛是亲戚关系，他赴任前，我告诉过他留心防备庆玉。”禧恩也说：“琦琛赴任时向我问及庆玉的为人，我说他在任多年、熟悉业务，你是明白人，到东陵一年半载后便知道他的为人了。并无别的话。”由于庆玉指认禧恩曾经收受自己私藏的楠木、柁木，没有按价支付料钱。禧恩不得不详细说明：“道光十六年修理圆明园九洲清宴工程需要用到大木，当时采购不到，庆玉说他那有大柁木六架，可以运来备用。木材运到后，发现木植间有糟朽，而且尺寸也不相符，所以就搁置在圆明园官厂暂存。我支付了庆玉三十两银子运费，但是没有支付料钱。”经过现任圆明园管理官员查验，其中四架大柁木后来截锯成零件，用来搭建戏台，还有两架大柁木继续闲置在官厂。禧恩陈述的是事实。

仁寿、禧恩算是把自己撇清了，道光皇帝没有继续追究。庆玉的检举看似没有对两位宗室王公造成实质影响，但是，仁寿、禧恩二人本来可以在琦琛与庆玉等人斗争过程中施以援手，如今被动挨打，自身难保，忙于撇清自己，事实上置琦琛于孤军作战的困境。如此一看，庆玉在棋盘上轻轻动了一个棋子，下了一手好棋。

庆玉一案发展至此，反腐者琦琛反而成了调查对象。嫌疑人庆玉的问题迟迟没有调查清楚，琦琛的情况反而先被翻了一个底朝天。那么，道光皇帝会怎么处理琦琛呢？正月十五日，元宵节，道光公布了对琦琛的处理决定：琦琛以二品大员收受属员馈赠，交兵部治以应得之罪。二十日，兵部尚书奏请将琦琛革职。

琦琛是不是罪有应得呢？严格来讲，琦琛确实收受了下属的馈赠。比如，他在官衙中使用的家具、用器，就都是庆玉送来的。到任时，琦琛曾经问过下属，衙门里的木器、铺垫、帘子等物品都是谁的。下属回答，东陵本地并没有销售木器等家具和日用品，衙门里的物品大多数是向庆玉借来的，一旦遇到短缺，也都是向庆玉借用。大人将来升任时，还给他就是了。琦琛考虑到这是历代总兵的惯例，就默许了。这算不算收受馈赠呢？算。但是，清朝在制度层面并没有给予地方官府行政费用。也就是说，地方官府办公是没有经费的。小到文房四宝，大到房屋修缮，都要官员自筹资金解决。官员多数选择是让下级官吏分摊或者把成本转嫁给辖区的商户、财主，暗示他们“孝敬”。在现实操作层面，下级官吏和辖区百姓，主动表示还来不及，根本不用官员操心，衙门乃至官员家里的一切用度自然有人操办。在这个问题上，琦琛没有免俗。而严格依法办事起来，琦琛就落了一个革职的结果。

琦琛是一个悲剧人物。他勇敢无畏地试图打破几十年的旧局面，解决老问题，揪出大蛀虫。可惜可叹的是，他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大染缸，官官相护，孤独的反腐者没有同盟，卑鄙的腐败者没有下限。个别想刷新吏治、有所作为的挑战者，不知不觉地就成了失败者。琦琛就是这样的失败者，是道光年间那个大染缸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