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玉反咬一口
庆玉到底贪污挪用了多少财富呢？举一个小例子。
庆玉案发后，东陵的工部派驻机构自查原材料账目，查出历年来庆玉借而不还、挪用拖欠的公物，计有通梢架木二千九百八十二根，大小板片二千一百一十块，竹竿五千一百九十二根，杉木柱子四百五十二根，索脚托柱四百二十一根，桥柱三百六十四根，桥下承重木二百三十三根，楞木三百三十六根，绳子一万五千七百八十九斤二两三钱等。如此众多的原材料，不是被庆玉运来建造自己的豪宅茔地，就是通过自己开设的店铺销售出去了。
如此巨大的缺口是如何造成的呢？工部派驻司员怀秀等人解释道，东陵工部各项工程事件都是庆玉一人经手承办的，以往工部官员们干脆将日常政务也委托庆玉处理，怀秀等人落个清闲。直到庆玉遭到革职拿问，他们才想起要查一下庆玉有没有给工部造成巨额窟窿。这一查，就发现了大问题。
琦琛在庆玉的各处工厂中发现了大多数侵占挪用的原材料。上奏说，庆玉之所以能够将公物私存在自己家，恰恰是他平日里肆意盘踞把持的证据。工部派驻东陵郎中怀秀及员外郎桂龄、舒长、常安等人玩忽职守，罪责难逃，全部交部议处。
这还只是工部一个部门发现的问题，再加上之前提及的庆玉抄家抄出来的巨额资产，笔者完全有理由相信庆玉有严重的经济问题。此外，在他家里发现盖章的空白公文、私藏的朱批和公文、吸食鸦片的工具，还有连北京官员都知道庆玉“名声不好”。庆玉案似乎证据确凿，就等着最终宣判了。那么，庆玉会迅速遭到法办吗？东陵贪腐案会如此简单结案吗？
现实总是把它残酷的一面突然推送到人们的面前，让人猝不及防、目瞪口呆。就在大家以为庆玉要完蛋的时候，十二月二十三日，赶赴东陵的钦差大臣、工部侍郎文蔚上奏了一则要逆转乾坤的劲爆消息：庆玉举报琦琛贪污索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文蔚十四日抵达马兰镇，进入琦琛的总兵衙门居住，并接受案子的审讯工作。文蔚会同琦琛实地察看了各处地方、验看了相关物品，承认琦琛参劾庆玉各款确有其事。二十二日，文蔚提审了相关犯人。他先审讯了庆玉的儿子魁明。魁明当场揭发，说琦琛收了他二百两白银，并且接受了他们家行贿的大米、马匹等物品，所言不虚、画押为证。文蔚接着提审了庆玉。庆玉一把鼻涕一把泪、絮絮叨叨地谈了好久，留下了两份冗长的供状。幸亏文蔚将庆玉供状作为附件夹带在了奏折中，奏折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后人才得以看到这两份珍贵的文件。说它珍贵，不仅意味它能让后人知道庆玉胡搅蛮缠的手法，同时看清楚庆玉的真实嘴脸，了解当时衙门运行的诸多实情。道光皇帝非常认真地精读了供状，而且朱笔断句。下面，我们也和道光皇帝一样，认真研读一下：
琦大人到任后待我确实很优厚，每次谈论公事，我尽我所知回禀琦大人。（好一派上下关系和睦、同心共力工作的和谐景象！可是，庆玉第二句就来了一个“但是”。）但是，每当谈起陵寝工程，琦琛总不问我应该如何修理才能妥当、稳固，反而说什么他在西陵听到，在东陵当官一年可得五六千两银子。我据实回禀，这些话都是谣言，断不可信。陵寝工程最需要慎重，如果修理不妥，我们不仅赔修不起，罪过也就大了。（在这里，庆玉暗示了琦琛贪婪的嘴脸，塑造了自身廉洁奉公的形象。接下来就是他的自吹自擂了。）我庆玉蒙历任大人委派，从嘉庆十六年会同京中奉旨派出的大人一起监督修理工程至今，恭敬谨慎办事，从来不敢草率，所以我在东陵工作二十多年并无任何不妥或者赔偿重修的地方，也没有迟误。（宝华峪工程是道光给自己营建的陵寝，持续修了七年耗费两百多万两白银，修成后发现地宫渗水，返工不成最终废弃。庆玉竟然好意思说自己监修的工程妥当稳固，完全是睁眼说瞎话。）工程款项是从户部领出的二两标准的官银，从商人那里采办物料，如果有盈余，也只够解决参与工程的官吏们的伙食费。各位大人来到工程视察，还都需要自备盘费。琦大人听后非常不高兴，陆续把我的其他兼职裁退了，只有工程不准我辞退，让我继续监修。
琦大人又说他家老太太还在西陵，要派人去接。我马上送上盘费银二百两。琦大人家眷抵达后，衙门内的家具器皿都不齐备，大人又让我筹备。我就把自己家现有的家具器皿凑妥了送过去，家里没有的赶紧现做送过去。除瓷器外，我送给琦大人的家具器皿不下百十来件。至于琦大人全家上下吃的米，从七月到衙门上任至今，都是我购买送去的。开始，我买的是蓟州仓数十石大米，因为是存了一年的陈米，琦大人不愿吃；我只好现买本年的早稻粳米数十石，又从通州购买老米二十余石、从丰润购买桃花米二十五石。这些大米已送去二石，因琦大人衙门内无处收存，大约有六十石大米交给我暂时代存，将来陆续取用。琦大人还向遵化地方官员索要物品。他到任后就向遵化袁知州要麸料，喂养牲畜。琦大人到任时仅有两头骡子，却每样要八十石，估计拿到银号里换钱去了。现在，琦大人有两匹马，一匹是从京城买来的，另一匹还是我送的呢。
除了工程项目，庆玉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管理永济仓。永济仓负责发放东陵周边八旗驻军的钱粮。清朝入关后，八旗军队及其家庭由国家供养，按时去官仓领取粮食和其他补贴。这是一笔巨大的资产，所以官仓的管理人员职位是人人羡慕的肥差。当然，仓库的运营管理也非常琐碎。比如，永济仓的粮米是从南方漕运来的大米，需要仓库派人去通州领取，再统一发放；如此反复，粮食成本太高，转为命令由直隶省各州县向永济仓输送。可是，运输成本由谁承担？仓库额外租赁的场地费用，由谁承担？这些都没有法定的核销项目，只能负责官员自己运筹解决。更不用说具体发放过程中，核对票据、接待军民等琐碎事务了。所以，永济仓的肥差同时也是一个苦差。庆玉说，自己并不想接手永济仓管理。可是，嘉庆十六年，前任马兰镇总兵福长安一定要他负责，庆玉这才“勉为其难”接手帮忙。庆玉说了很多工作中的难处，还说他接手的时候仓库就亏缺白银六七千两。而永济仓前后两任名义上的负责人、已革郎中三德、现任郎中三多等人，不愿干事，也不想蹚浑水，干脆给总兵上了公文，说明以后永济仓管理得好也好、不足也罢，都由庆玉负责。庆玉得以实际负责永济仓事务二十多年。
由此笔者发现，东陵地区政务管理混乱，很重要的原因是像福长安、三德这样的庸官、昏官，不思作为，推卸责任，投机取巧，给了庆玉浑水摸鱼进而独霸一方的机会。在这二十多年中，也有其他官员发现永济仓管理混乱，甚至想弹劾查办；庆玉本人一度因为其他事情遭到处分，撤去永济仓负责职务。也许是庆玉早就放出风声，说仓库亏损严重；也许是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么烦琐沉重的事情，很快又把庆玉请了回来，让他继续实际控制永济仓。至于永济仓底细到底如何，就只有庆玉知道了。也许永济仓真的是庆玉一个人在勉强支撑；也许庆玉是借口仓库事务繁重、亏损严重来吓唬潜在的可能接手者，方便长期霸占仓库。面对钦差大臣，庆玉强调对自己有利的潜规则，认为自己努力弥补亏缺，“亦俱有前任堂台所画之稿可凭，此皆系多年之事，俱以查问不提”。意思是，这么多年都这么过来了，历任上司都是认可的。
那么，在木厂和住宅里发现的大批木材，庆玉又作何解释呢？庆玉说，工程修缮过程中拆卸下来许多木材，都是应折应换之件，不能用在其他工程上，一般是当作烧火木柴变卖。庆玉发现其中有楠木，贱卖了太可惜，就放在自己的木厂里，以备将来用到楠木就不必买了。庆玉强调这么做是为了工作方便，自己并没有卖过一件工程拆卸木材，相反还给其他工程提供了便利。庆玉举了两个例子。第一，道光十七年，前任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委派庆玉修理丫髻山庙工佛楼，要用到楠木。清朝后期，楠木已经是珍稀树种了。当时从北京运来的都是新的小楠木，禧恩觉得质量不好，不愿使用。庆玉立即说明自己陆续拆存了一些楠木，并雇用车辆，拣选楠木十余件、柏木十余件运到庙里使用。第二，庆玉听说北京圆明园九洲清晏工程需要用二丈六尺的大柁木，刚好自己又收存了这么大尺寸的柁木，又送了六架大柁木到圆明园。禧恩也收纳了。这两笔木材都没有报销银两，为朝廷节约了经费。
在辩白自己的同时，庆玉摆事实讲历史，检举琦琛是个“大坏蛋”。他说：“琦大人为人胆大妄为，他在户部云南司时，弄虚作假，把没有存米的空仓封验，冒充粮仓。其人之欺诈如此，不问可知。抄我家的时候，都是绿营兵，没有一个八旗内务府的官兵。琦大人带领绿营兵到我家后，立刻把女眷撵出去，连随身衣物都不准拿出，作践我到这种地步。现在绿营兵在我家把能吃的都敞开吃，我听说连圈里的猪都不放过。”最后，庆玉说详细的内容自己不能再说了。因为琦大人也是审讯官之一，庆玉认为自己不能得到公正对待。如果能撤换马兰镇官兵，换上遵化州政府负责看守，严禁马兰镇一人一丁进院打探，他才愿意继续招供。
以上就是庆玉口供的主要内容。原始的口供，庆玉说得非常琐碎、很不明晰，笔者进行了简单的归类。庆玉絮絮叨叨了这么多，隐藏着三大目的：
第一是避重就轻，刻意淡化自己的问题，转移人们关注的焦点。他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私藏稿案公文，庆玉都没有提及。对于工程款项账目有误，庆玉只提到了一笔：本年为了修理仓廒，我和郎中三多暂领一千三百两白银，准备今年冬天备料明年春天修理。而收存木材、管理仓库等，庆玉虽然谈到了，但谈的是工作的不易、自己的贡献。相反，他时不时抛出琦琛的经济问题、工作作风问题，想把琦琛拉下马的意图非常明显。
第二是避实击虚，东拉西扯了许多事情，让案子变得更加复杂，方便掩饰自己的罪行。比如，庆玉花了大量时间谈永济仓的日常管理和存在问题。而在之前，琦琛等人并没有揭发永济仓的问题。又比如，庆玉选择性遗忘不少重大问题的同时，却对一些细节内容记忆深刻。琦琛原来有两头骡子，现在有两匹马之类的琐事，都记得清清楚楚。
第三是绵里藏针，庆玉抓住一切机会攻击琦琛及其依靠的力量。庆玉在解释收存拆卸木材用途的时候，两次提到把部分木材送给了前任内务府大臣禧恩使用。另外，庆玉提到琦琛到任时告诉他，说禧恩和睿亲王仁寿都夸奖庆玉办事可靠。禧恩和仁寿有没有夸奖庆玉，不得而知。但庆玉反复提到这两位，却是用心歹毒。为什么这么说呢？
禧恩、仁寿都是出自睿亲王多尔衮血脉的宗室成员，前者是辅国公，后者是世袭的睿亲王。为防止宗室干政、结党营私，清朝严禁宗室成员交结大臣。大臣和宗室王公拉帮结派，就犯了皇帝的大忌。庆玉看似随口一提，却是直指琦琛、禧恩、仁寿三人结党！琦琛三人关系确实亲密，共同寻求法办庆玉。仁寿、禧恩是琦琛在京城的后援。庆玉直指禧恩、仁寿，不一定能对两位王公造成实质性伤害，却能打乱对手的阵脚、阻断琦琛的援手。禧恩、仁寿两人相比，庆玉提到禧恩更多，则是因为禧恩在道光皇帝继位过程中出了大力气，深得道光宠信，历任要职，力量更强大。所以，庆玉对禧恩咬得更紧、攻击更多。
综上所述，庆玉的口供看似辩白，实质是一道道冷枪暗箭。他反咬琦琛，还咬得死死的。按照惯例，因为查案官员涉嫌需回避，琦琛不得不退出对庆玉案的审理，只剩下钦差大臣文蔚一人。文蔚上奏道光皇帝，认为庆玉难免有打击报复的嫌疑，但因为涉及会审官员且案情复杂，请求将此案上移京城办理。同时，文蔚率领随行官员从总兵衙门搬到石门驿居住，恭候谕旨指示。
道光皇帝决定将琦琛免职，连同此案全部人犯、卷宗都解送北京，交给由定郡王载铨、吏部尚书奕经和军机大臣组成的专案组，严加审讯。文蔚留在东陵，署理马兰镇总兵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详细清点庆玉家产。道光特别要求文蔚认真检查，申明：“经此次严查之后，傥尚有不实不尽，日后别经发觉，惟文蔚是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