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盐制改革
黄玉林会改邪归正，好好帮助官府缉私吗？蒋攸銛利用盐枭以毒攻毒的策略会不会奏效呢？
道光皇帝很关心黄玉林案的进展。他在紫禁城左等右等，等了两个月，就是没有等到蒋攸銛有关此案进展的奏报。道光皇帝坐不住了，在七月中旬发上谕询问黄玉林的“从良状况”。因为蒋攸銛已经于六月请了病假，两江总督一职已经由江苏巡抚陶澍署理。道光下令陶澍不要有任何顾虑，据实陈奏黄玉林案进展。他明明白白地告诉陶澍自己的态度，如果黄玉林能够协助缉拿盐贩，保障官盐销售，可以免去既往罪过；如果日久并无成效，就要另想办法了。黄玉林案关系两淮盐政，道光警告陶澍，如此事办理不善，“该署督自问，咎将谁属？”
道光把话说得这么重。陶澍不敢马虎，很快回报了情况：黄玉林自首后，在六月带领官兵缉获老河影地方的贩私盐船，当场抓获盐贩李玉良等十二名，缴获大小船只十一艘，并在各船起出私盐一百七十包、枪刀火药等物品多项。另外，由于黄玉林的示范作用，陆陆续续有盐贩闻风自首。盐运司衙门统计自首盐贩有四百多人，其中有产业的一百七十名、无业者二百四十三名。这些人都聚集在盐运使衙门。陶澍考虑到这些人刚脱身盐贩队伍，信息灵通，奏报建议在其中挑选优秀能干的，编入巡盐差役队伍，其余的编入营伍保甲。
陶澍的这道奏折，干货不少。首先，陶澍继承了蒋攸銛以毒攻毒的策略，希望利用黄玉林打击盐贩力量。他花了大篇幅奏报黄玉林戴罪立功的成绩。这些成绩证明，招安盐枭协助缉私的设想取得了成功。其次，陶澍建议扩大招安规模，在闻风自首的盐贩子中挑选合适的优秀人才，进一步充实以毒攻毒的力量。毕竟，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打破的。要想铲除盐枭势力，利用自首盐枭，是大有前景的尝试。
陶澍的这道奏折，直接把道光皇帝和两江官府在黄玉林盐枭案中的意见分歧公开化了。在道光皇帝看来，贩卖私盐是严重的违法犯罪，答应让私盐贩子将功赎罪，已经是自己作出的巨大让步了。而进一步把自首的私盐贩子编入官府体制内，当兵当差役，就超越了道光皇帝的底线。而官差的编制，则关系到官府体制，关系到朝廷的颜面，怎么能让私盐贩子漂白成官差呢？道光帝接到陶澍的这份奏报后异常恼火，质问集体招安私盐贩子，“成何政体？”黄玉林等人罪大恶极，如果能引导官府缉私，也只能赦免既往罪行，怎么还能“格外恩施”呢？至于入伍吃粮、漂白成官差，万万不可行。
对于黄玉林引导缉私的成绩，道光和蒋攸銛等人也存在认知差异。黄玉林缉拿的私盐、自首的私盐贩子，在皇帝看来只是数据而已。而在两江总督看来，这些成绩解决了困扰他们多年的难题，是实实在在的、来之不易的成绩。地方官府更知道缉私成绩的分量，明白离开黄玉林自己很难取得这些成绩。这是朝廷和地方官府的认知差异，进而导致双方的意见分歧。
面对皇帝的斥责，地方官员不能再重复自己的考量。事实上，地方利益考量并不能消除皇帝的愤怒，反而可能激起皇帝更大的愤怒。于是，署理两江总督陶澍沉默以对。可惜，沉默不能消解道光皇帝的疑问。八月二十五日，陶澍正式出任两江总督，道光仍关心黄玉林案件的进展，再次特意询问陶澍：黄玉林投首之事，蒋攸銛办理有无错误，陶澍应“据实密奏”。
陶澍这个人厚道，没有独自回奏。九月初十，卸任两江总督的大学士蒋攸銛与新任两江总督陶澍联名奏称，汇报了招安黄玉林后的情形。
话说，黄玉林确非善类。他受招安后，带领官差缉拿了部分私盐贩子，但他更多的时间却是在街市游荡，还时不时和认识的扬州商人聚饮。蒋攸銛、王凤生等官员担心黄玉林在扬州闹出事端来，就把他押解到江宁（南京）软禁起来。蒋攸銛特意安排江宁协副将惠普恩专门看管黄玉林。
惠普恩禀报说，黄玉林在江宁闲不住，老想离开软禁地。他到底有什么想法呢？一天，黄玉林的一个跟班，找了一个时机出去办事，鬼鬼祟祟地向扬州方向走去。他没想到，惠普恩安排的官兵一直尾随着他，一出城就把他摁倒了。官兵从黄玉林跟班身上搜出了一封书信。这是黄玉林写给滞留在扬州的同党伍步云等人的书信。主要内容是黄玉林“恐人占去老虎颈马（码）头，致伊进退无路，嘱令仍回仪徽（征），守定巢穴”。原来，这是黄玉林安排党羽别放弃老巢，意图东山再起的密信。看来，黄玉林贼心不死。既然他不是真心从良，做个良民，为什么还要来一出自首的戏呢？
黄玉林是自首，是他寻求利益最大化的一次冒险。分析黄玉林的这次冒险，有助于加深对大盐枭、土匪头目等地下社会大佬处境的理解。
首先，地下社会和正常社会一样存在激烈的竞争，地下社会的竞争甚至更残酷。黄玉林是两淮首屈一指的盐枭，却不是唯一的盐枭。两淮私盐贩子的来源，大致是三类。第一类是安徽凤阳、颍州、光州、陈州等地的回民；第二类是山东兖州、临沂、济南等地的掮力；黄玉林则属于第三类，失业水手。黄玉林的崛起，更主要靠的是智取。他靠信息畅通、来去无踪，运用各种手腕，纵横捭阖，才能力压两股势力独占码头，势力越来越大。但是，其他两股势力始终虎视眈眈，给黄玉林巨大的压力。黄玉林自首的很大一个考量，就是想借助官府的力量对付竞争对手。
自首受招安，既能让官府的压力荡然无存，又能借刀杀人，引导官府去打压仇敌，这样的好算盘谁不愿意打呢？私盐贩子如此，绿林好汉同样如此。
其次，地下社会的大佬，也渴望获得正常社会的身份地位。黄玉林在江湖上是大盐枭，但大家都知道这是黑色身份，有危险，没保障，关键还不能光耀门楣。招安后，私盐贩子能够获得正常社会的身份，如果戴罪立功还能谋得一官半职，何乐而不为？从动荡不安的江湖生活摇身一变成官府的官吏差役，招安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桥梁的作用。招安对象的江湖势力越大、江湖地位越高，他和官府讨价还价的筹码就越多。黄玉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坦然地自首，希望能漂白成朝廷的官差。
黄玉林把官府想简单了。即使两江地区官府有任用黄玉林的想法，无奈道光皇帝不同意。道光只想驱使黄玉林缉私，不想给他一官半职。同时，官府制度森严，规矩众多，加上蒋攸銛等人刻意的监管，黄玉林受招安后感觉约束太严，行动不自由。不仅没有得到一官半职，还被官府看得紧紧的，黄玉林认为得不偿失。他不仅失去了对私盐生意的掌控，且面临着竞争对手侵吞他势力范围的危险。最终，黄玉林决定东山再起，找机会脱离官府，重出江湖贩卖私盐。
摸清楚黄玉林真实状况后，蒋攸銛、陶澍认为他“居心狡诈，反复无常”，奏请将黄玉林发配新
疆。联名奏折递上去后，蒋攸銛又上了一道密折，担心黄玉林可能从新疆脱逃，逃回江南贩私，建议将黄玉林即行正法。在皇帝的明确态度和强硬要求之下，两江地方官府完全接纳了道光皇帝的要求，改“抚”为“剿”，对付盐枭。
道光很快谕令将黄玉林正法，并下令陶澍防范黄玉林的党羽，务必铲除私盐集团。同时，道光发泄了之前两江官府对自己旨意“选择性执行”，打着朝廷大旗自作主张的不满。道光宣称，以前蒋攸銛奏请准许黄玉林自首，“朕即觉其办理未善”；之后，蒋攸銛先和陶澍联合奏请将黄发配新疆，不久又密奏处决黄玉林，“不知是何居心！”蒋攸銛“事前既无主张，事后又复苟且”，交部严议。至此，蒋攸銛承担了两江与朝廷利益博弈失败的所有责任。
陶澍接到谕旨后即于九月二十八日将黄玉林正法；随同自首的伍步云等人，从扬州提到江宁省城关押，交藩司审问。其余自首的四百多名盐贩，在黄玉林被正法后，受到极大震慑，大多数自行散去，相当一部分被官府编入地方保甲，当了纳税良民。
不久，部议蒋攸銛革职查办。道光皇帝加恩，让他以侍郎补职，九月，蒋攸銛调补兵部左侍郎，后来死在赴职途中。蒋攸宦海沉浮一辈子，因为两淮私盐案子处理不当没能圆满收场。他遗留下的盐务乱局，又会如何发展呢？
幸运的是，接班蒋攸銛的陶澍是一代名臣。他不仅学问好，而且勇于任事，不畏艰难，处理了许多别人避之不及、疑难复杂的政务。陶澍当京官时，条陈过吏部选官、地方政务的积弊；外放地方后历任多省的布政使、巡抚，兴修水利、处理司法陈案，还把矛头对准积重难返的漕运问题，实行海运漕粮。那么，陶澍能处理好“后黄玉林时代”的两淮盐政吗？
之前，笔者谈到盐价昂贵，症结有二，一在于官府的陋规和勒索，二在于盐商的垄断和封闭。陶澍以两江总督兼管盐务后，以身作则，首先拿官府开刀，尽可能杜绝陋规和需索讹诈。陶澍兼管盐务后，每年可以多领五千两养廉银，但是他分文不要，不仅自己不拿，也不让其他官员拿。此外，他还革除各种盐务陋规，节省白银约十六万两，大大降低了官盐的成本。
陶澍最重要的举措，是给两淮盐务介绍了一个重要的客人，那就是市场。他打破官盐特许经营体制，实行票盐制度。就是打破盐商对食盐的垄断，不再限定盐商资格。谁给国家缴纳盐税，谁就可以贩盐。人们纷纷前来交税领票，场面十分热烈。如此一来，官盐壁垒消失了，成本降了，价格低了，贩卖私盐很快无利可图，而且也没有必要了。原来的私盐贩子现在改做官盐的生意了，因为一经纳税，所运之盐即为官盐。陶澍指示减少手续，加快流通，又加强对黄河两岸渡口船只的管理，打击运盐道路上的匪徒，便利食盐销售。这样一来，官盐很快重新畅销，甚至在部分地区供不应求。本来，两淮盐政亏损七百多万两，经济上已经走到了绝境。但经陶澍改革后，道光十一年至十七年两淮完纳盐课二千六百四十余万两，存银三百多万两。
两淮盐政经陶澍的整顿，起死回生。陶澍敢于打破垄断，肯定自由贸易，尊重商品经济和市场规律的做法，值得后人学习。市场的力量，显而易见；打破垄断的效果，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