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私盐惊动了皇帝

何为盐枭？枭字本意是恶鸟的意思，后来引申为张横而有野心的人物，比如枭雄。“盐枭”指的就是中国古代贩卖私盐的枭雄，类似于现代人常说的“毒枭”。而本讲要说的这个盐枭，叫作黄玉林。凭什么说黄玉林是两淮地区最大的盐枭呢？因为连当时的道光皇帝都知道他的大名，而且多次特地下旨布置缉拿、处置黄玉林。一个贩卖私盐的凶徒，能得到皇帝的“垂青”“重视”，不能说绝无仅有，也是千年罕见。

本讲的案子，得从道光十年（1830年）的一道密折讲起。

道光十年四月，道光帝接到一道密折。清朝只有少数官员才有资格给皇帝上秘密奏折，谈的不是敏感的机密，就是重要的问题。但是这道密折，主要是向道光皇帝介绍一个人：黄玉林。

话说，江苏有一个重镇，叫作仪征。仪征南临长江，东靠运河，处于两条航运大动脉的交汇处，水陆交通方便，位置非常重要。有个叫黄玉林的豪强分子，强力占据了仪征的老虎颈码头从事食盐生意，吸纳周边的盐贩子汇聚到此处，筹措到大批量食盐后再运到湖北阳逻、江西蓝溪两省交界的地方囤积发售。为此，黄玉林组织了规模庞大、数量众多的贩盐船只。大的沙船能装载数千石食盐，三两连樯，小的猫船也能载盐百石，百十成帮，蔚为壮观。长江下游一带，运送食盐的船只跨江连海，接连不断地把盐运往长江中下游的各个州县。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挺好的吗？说明食盐贸易发达，运输通畅，经济繁荣。黄玉林是搞经营的一把好手啊。

问题是，中国古代是国家垄断经营食盐，严禁私自贩卖。所以，黄玉林的经营活动是违法犯罪行为，他销售的盐是私盐。在此，先介绍一下古代的食盐垄断制度。

食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需求量巨大，不仅利润可观，食盐税收是清朝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税收来源；而且关系到国计民生、社会稳定，食盐短缺会引起社会动荡。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历朝历代都垄断经营食盐，从生产、运输到销售各个环节都由官府控制。清朝继承了这项制度，在全国内地划分两淮、长芦、四川等11个产盐区，每个产盐区有若干盐场，称为“场”。在盐场生产食盐的工人称为“灶户”，灶户只能按照国家定价把出产的食盐卖给官府。官府再指定每个盐场对应的销售区域，称为“岸”。特定产盐区的盐只能在指定的岸销售。而有资格联通“场”和“岸”的盐商，必须向食盐管理部门购买运销食盐的许可证，称为“盐引”。盐商凭着“盐引”到指定“场”取盐，然后运到对应的“岸”贩卖，完成产销过程。

纵观这个过程，清朝对盐业实行国家定价，强制采购，再以盐引的形式向特定商人征收食盐税收，大体上是“官督商销”的思路。理论上说，灶户私自生产销售的食盐、没有盐引运销的食盐，以及有盐引但是数量、场岸不符的食盐，都是非法的，都是私盐。

清朝管理盐业的机构是盐运司、盐道衙门等，长官分别是盐运使、盐道等。纵观整个行业，核心是盐商。盐商直接向国家缴纳食盐税收，直接面向终端用户，掌握食盐的定价权。没有盐商，食盐产销就贯通不起来，国家也收不到盐税。作为监管机关的盐运司必须依靠盐商，盐商也必须依靠盐运司，从盐运司那里拿到特许经营权。双方的关系难舍难分，盐运使常常借助少数实力强大、能力出众的盐商来推动行业大事，慢慢地形成了地位不同、分门别类的盐商群体。地位最高的是极少数“总商”，他们是实力雄厚的商人，往往承包产盐区的税收任务，从而获得该区域的行业主导权。此外还有“运商”，就是购买盐引，贩卖食盐的商人；“场商”，这是直接向灶户收购食盐进行转卖的上游商人；最后“窝商”，类似于占据了盐业的特许经营资格，自己不直接参与经营，而把资格转租给他人的盐商。由于享有特许经营权和其他优惠政策，比如涨价等，盐商获利丰厚，甚至可以说是暴利。他们生活奢侈，衣食住行追求豪华，奴仆成群、宅院遍地，一掷千金，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朝城市的发展，资助了文学艺术的进步。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由普通消费者支付的。所以，食盐价格越来越高，而且只涨不跌，居高不下。

食盐价格只涨不跌的另外一个重大原因是盐商群体只对盐运使负责，不用对市场和消费者负责。他们眼光朝上，既不去推动食盐生产技术的进步、品质的提高，也不去考虑消费者的需求。只要和官府搞好关系，保住特许经营权，盐商就能维持穷奢极欲的生活。为此，盐商对盐运司衙门上上下下都非常舍得花钱，上自盐运使下至普通差役，时不时就送礼打点。大的盐商还专门聘请一些朋友，经常来往于各级盐业管理机关，帮盐商游说行业政策、争取优惠条件，甚至帮助官员出谋划策，解决公私大事，俗称“大司客”；同时雇用一些能干的仆人，常驻各级盐业管理机关，给官吏差役们打杂，处理各种琐事，讨好官吏差役们，称为“小司客”。盐运司衙门活少钱多、有人伺候，是朝野公认的肥缺，其中又以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两淮盐区为最。驻扎在扬州的两淮盐运使是官员们公认的“天下第一美差”。逐渐的，盐业衙门遇到什么难事、麻烦事、尴尬事，需要花钱出力，甚至赈灾缉私，都叫盐商去解决。各种摊派、勒索，让实力不俗的盐商都皱眉头。可是，商人不做赔本生意。盐商们投资在盐运衙门的所有成本，最终还会落到消费者的头上。

与垄断盐商相对应，从唐朝开始，就有人肩挑背扛、走村串巷，向老百姓推销私盐。私盐有两个特点，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欢迎。第一，私盐便宜。这一点大家很好理解，毕竟私盐没有缴税和各种隐性的开支，成本更低。清朝中期，私盐的售价只有官盐的一半甚至更低。第二个特点就不好理解了。那就是私盐的质量远远优于官盐。为什么垄断产销的官盐，质量反而不如私盐呢？

首先，官盐名义上是盐场统一生产，实质上依然是个体灶户生产的。衙门和盐商几乎没人关心品质控制、工艺改良。相反，私盐贩子为了吸引顾客，无时无刻不关注食盐的质量，以质量取胜。其次，盐商销售官盐属于垄断经营，贩运迟缓、服务恶劣，有的盐商甚至销售掺杂着土灰、贝壳的劣质食盐。而私盐贩子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大家拼服务，保质保量，吸引消费者购买。故而，私盐远胜于官盐，消费者纷纷购买私盐。道光年间，保守估计官盐和私盐的销售比是一比一，私盐贩子能占半壁江山；悲观估计是，私盐占据了百分之七八十的市场。盐商在私盐的冲击下，日子越来越难过；而官府的盐引也销售停滞，国家盐税大大减少。

历朝历代都打击私盐，清朝对贩卖私盐的惩罚尤其严厉，打击力度超过其他犯罪。私盐贩子可以被处斩，甚至还有法外用刑的。比如嘉庆年间，对于贩卖私盐的漕运粮船水手会处以枷示的惩罚，也就是在烈日下戴着大木枷示众。那么，清朝缉私的效果如何呢？私盐屡禁不绝，愈演愈烈。不仅是由于食盐垄断经营体制和消费者的需求严重脱节，而且也与严格的缉私政策有关。为什么严格的缉私反而助推了私盐泛滥呢？

举个例子：清朝规定私盐贩子聚众到十人以上且带有兵器的，或者没有携带兵器但规模在二十人以上而拒捕伤害官兵差役的，限官员四个月缉拿结案，如果逾期，专管官降三级留任，兼辖官降一级留任，统辖官罚俸六月。处罚后延期一年内缉拿。可在实践中，私盐贩子游走不定，加上抵抗意志强烈，盐贩团伙极难在限期内结案。官员为求自保，最现实的做法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对走私行为隐瞒不报。

而对缉私官兵差役们来说，认认真真对付私盐贩子，先不说会遭到犯人的顽强抵抗、以命相搏，风险太高，就算抓住了私盐贩子，审讯结案也是个烦琐而漫长的过程。盐贩被捕后，地方官常常不能立即结案，犯人供词反复，抓捕他们的官差就要被羁留，随时作证或提审。非但不能及时拿到奖励，还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认真缉私风险高收益低，而睁只眼闭只眼，反而能收到盐贩的贿赂。所以，官兵差役们最现实的选择就是雁过拔毛、放纵走私。上司催促逼迫急了，兵役们就捉拿零星小贩交差，于事无补。

对于朝廷缉私制度的无效，雍正皇帝有清醒认识：“贵卖夹带，弊之在商者犹小；加派陋规，弊之在官者更大。”官员的腐败和放纵，盐商的骄奢淫逸，是官盐售价畸高、私盐泛滥的重要原因。官盐昂贵，老百姓深受其害，而朝廷也没有得利。真正受益的只有盐业衙门的官吏和盐商群体。

清朝道光年间，两淮地区的私盐贸易达到全盛，产生了不少私盐集散的码头或者据点。私盐贸易形成了一套隐形规则，形成了一个与正常社会平行的社会体系。盐贩为了抢占码头大打出手，激烈竞争使得他们相互厮杀。零星的盐贩在兵役缉拿和同行厮杀的双重压迫下，走向联合。他们结拜同盟，形成了一个个走私集团，集团首领就是盐枭。淮南的大盐枭为了防止同行黑吃黑，常常聚集数百人筑土开壕，四面安设炮位，配备鸟枪、长矛、大刀等武器，装备一点儿都不亚于官兵。私盐集团军事化以后，州县官员就没有能力剿灭他们了。盐枭横行江河，官府不敢过问，朝廷的权威和法制荡然无存，盐枭已经成了朝廷的心腹大患。要知道，唐末的黄巢、元末的张士诚都是盐枭出身，然后翻江倒海、称王称霸。

在两淮盐枭中，黄玉林是佼佼者。他的走私船刀枪林立，自保之余，还反过来抢劫官船上的官盐。在长江下游江面，官船反而成了弱势一方。黄玉林的实力可见一斑。更可怕的是，凭借强大的资本和多年的经营，黄玉林集团向各级官府渗透，在大小衙门遍布耳目。官府的缉私举动，黄玉林知道得比官兵们还早；各处关隘，都有受贿的官吏、兵役，任其往来。黄玉林集团畅行无阻。呈递给道光皇帝的密折，用了十六个字形容黄玉林集团：“器械林立，辘轳转运，长江千里，呼吸相通。”

道光皇帝看到这十六个字，震惊之余，感觉到了深深的恐惧。江淮地区的官府无所作为，实力薄弱，盐枭日益横行，怎么能保证黄玉林不会成为下一个黄巢或者张士诚呢？

道光皇帝下决心：一定要铲除黄玉林！道光十年闰四月初一，军机处向两江总督蒋攸銛下达圣旨，要求蒋攸銛调动一切力量缉拿黄玉林。道光皇帝给了蒋攸銛不小的权力，如果兵力不够，授权他“随宜调度”；如果官员不行，授权他在江苏范围内随调省文武官员，甚至可以奏明抽调其他省份官员。总之，一定要将黄玉林拿下，并“严究党羽，尽绝根株”。

那么，蒋攸銛是何许人也，他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吗？

蒋攸銛是年过花甲的朝廷重臣，他勇于任事，执政经验丰富，历任四川总督、直隶总督，晋升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道光七年（1827年），蒋攸銛调任两江总督，后加太子太傅衔，是道光信任的老臣。

蒋攸銛出任两江总督后，很快发现盐务废弛、积弊重重。他有心改革，于道光九年举荐王凤生署理两淮盐运使。王凤生比蒋攸銛小十岁，同样勇于任事且经验丰富。他在多个省份担任地方官，精通刑名、漕赋、盐政、水利等，认真务实，事必躬亲。王凤生上任后，很快就提出了改革盐政的十八条建议，重视食盐生产、疏浚河道加强运输、整顿缉私队伍等，还难能可贵地抓住了官盐昂贵的要害——官府压榨，相应提出了自律建议，节约成本。蒋攸銛赞同王凤生的思路，正准备施行这些措施，就接到了要求缉拿黄玉林的圣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