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假官的人怎么办

道光皇帝案发之初就质问大臣：小小书吏，无品无衔，怎么就能将国家名器朝廷官位玩弄于股掌之间？大臣们面面相觑，无一人能够回答。

在捐纳制度的设计中，户部居于核心地位。捐纳者准备好身家清白等材料后，拿着银两到户部缴纳钱款，换取户部出具的证明执照，也叫作“照纸”。照纸就是捐纳者获得官员身份的证明，上面注明了捐纳者的信息、捐纳的名目、现有的职衔，等等。吏部根据户部执照来安排捐纳者的职位，或者授予相关的待遇、封典。户部掌握审核、确认的大权，是核心环节关键部门。随着买官者越来越多，户部特意设立了捐纳房专司其责。捐纳房就成了核心的核心、关键的关键。

捐纳执照上当然少不了要有官印，也就是户部大印，同时还要加盖捐纳房的关防。何谓“关防”？明初“空印案”爆发，明太祖朱元璋发觉后，改用半印，以便拼合验对，取其“关防严密”之意，故名关防。关防也是官印的一种，为长方形。之后，关防不作勘合之用，但形制未变，用来颁给临时设置之官。清沿明制，正规官员使用正方形官印称“印”，临时派遣官员则用关防，分别以银、铜铸造。因为捐纳并非传统政治制度中的固定衙门，卖官鬻爵本身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历代皇帝都将之视为临时之计、救急措施，所以捐纳执照上就加盖关防。

既然是权宜机构，户部就要抽调其他部门的正式官员来捐纳房兼职。清朝兼职不发双薪，只是多承担一份责任。兼管官员有本职工作，同时一般仅兼职一年左右，自然不会对捐纳房的事务上心。一般来兼职的官员，每月能到房内点卯几回，过问一下宏观事务，就算是尽到了职责。大量烦琐的日常工作，全由书吏承担。领导不上心，日常又不在岗，捐纳房的书吏营私舞弊起来，比其他部门的同行更加轻松便利。户部捐纳房额设书吏二十名，五年役满另行更换。考虑到该部门是一个临时机构，捐纳房书吏的饭碗不如其他部门的同行稳定，户部对他们的管理也不像正式机构那般严格。该房书吏役满后违规留任，或者改名换姓再上岗，或者像蔡绳祖一样，役满后依然在捐纳房任意出入，舞弊现象较其他衙门更为肆无忌惮。

捐纳造假案留下了不少文书资料，后人可以从中看出书吏们是如何突破制度限制，将买卖假官的事业发展成京城一大灰色产业的。

其实，早在嘉庆十九年，户部捐纳房书吏符某就因为办假照犯案被查处。估计符某的假照制造得还不够真实，或者他没有将各个环节疏通好。想不到，他失败的教训反而启发了捐纳房后来的同事。当时房内任职的书吏蔡绳祖从符某造假案发现了挣钱捷径。他探听到部门里的书吏沈载希、赏七、老朱二等人私下也在办假照，便设法入伙。因为本身就办理捐纳执照，所以偷出空白的执照来造假对他们来说易如反掌。接着，他们又偷偷刻了四枚大印，分别是户部大印、捐纳房的司印、关防和国子监监印。为什么要刻国子监监印呢？因为有需求。且不说很多人捐纳的名目本就需要国子监的监生资格，老百姓捐官都有先捐监生资格再以监生身份进一步捐官的惯例，需要国子监盖印，所以国子监监印是必备的造假工具。

话说，蔡绳祖加入造假集团后，迅速后来居上，成为团伙的首脑。他虽然在造假技术上没有过人之处，却很擅长招揽生意。蔡绳祖联络了很多捐纳的客户，逐渐就由他来负责招揽报捐的人。团伙其他成员照单生产，分得赃款。沈载希是团伙中掌握大印的角色，他在道光二年病故前，将用砚石私刻的户部堂印、国子监监印交给了亲戚张氏；再将捐纳房的司印、关防留给蔡绳祖。沈载希此举等于给亲戚留下了一个饭碗，之后蔡绳祖每办一份假执照，都找张氏盖印，张氏一次收十两银子。再后来，老朱二也死了，其子继承父业，接着当书吏，继续参与假照生意。

蔡绳祖团伙的生意做得渐入佳境，其他书吏看在眼里，羡慕得牙痒痒。有意思的是，没有人去告发，而是纷纷仿效发财。很快，又一个造假售假的团伙在捐纳房诞生。主谋庞瑛勾结任松宇、王大等人，用砖头私刻了堂印、关防和旧封套等，再偷出户部照纸，又从国子监书吏那里买来了国子监的照纸，也兴冲冲地干了起来。后来，他们连买照纸的钱也不愿意花了，就找人刻板刷印，对原来制作粗糙、容易出事的假印也进行了更新换代。

问题来了，难道就没有接收假官的衙门对来人真假提出过质疑吗？有。有些外省多次发文到户部要求核实前来报到的官员的身份。核实的工作最后都转到捐纳房，也就是造假团伙的手里。蔡绳祖、庞瑛等人采取补填、挖改档案等手段遮盖过去。面上的事情掩护过去后，没有人继续追根溯源，认认真真从头核查，导致十几年来这些造假团伙的行径一直没有暴露。两个造假团伙竟然相安无事，各忙各的生意，有时又内外勾结，分分合合。捐纳房的其他书吏陆续有人参与，进进出出，真仿佛是“铁打的生意，流水的伙伴”。

其中的骨干人员，逐渐明确为四个人：蔡绳祖，祖籍浙江萧山县，先做户部书吏，嘉庆四年充捐纳房书吏，役满后仍经常进出官衙办事；庞瑛，浙江山阴人，先在捐纳房当书吏，报捐县丞，道光元年复充当盖房书吏，五年赴陕西任职，丁忧解任后再回京师参与办理假照；任松宇，祖籍浙江会稽县，道光元年充当捐纳房书吏；刘东升，四川成都人，嘉庆二十三年充当捐纳房书吏。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与其他部院的书吏差役联手，又与社会上的银铺、当铺合作，形成了印制假照、招揽捐项、加盖假印、收取银两、坐地分赃的“一条龙”服务。一条完整的买卖假官产业链形成了。

蔡绳祖等人的生意威胁，反而来自“客户”。总有一些捐生拿到执照后前往户部核对真伪，或日后拿着假照继续办理其他名目捐纳。遇到这种情况，蔡绳祖等人免不了又要买通相关人员，偷改案卷，蒙混过关。捐纳房兼职的郎中、主事等人，茫然无知，造假者几乎每次都能得逞。

当然，他们也有蒙混不过去的时候。就在案发几个月前，道光九年四月，安徽人曹瑾向中城兵马司举报过户部捐纳房办假照一事。举报人曹瑾曾任礼部书吏，任满后留在京师，干一些中介赚钱养家。他通过关系代人报捐国子监监生多名，后来凭着自己的业务经验和社会阅历发现拿到的都是假照。曹瑾不甘于受骗，吵闹要索回一千四百两捐银。蔡绳祖退还了四百八十两就没有下文，曹瑾讨要无果，便提起诉讼。

中城副指挥熊常铣，也就是后来抓住了庞瑛的那个官员，察觉到有利可图，特别上心，三番五次差人传讯。蔡绳祖私下托人求情，讨价还价后拿出一万八千两银子求和销案。曹瑾的敲诈，关系到造假团伙的整体利益，所以四个骨干凑了这笔巨款。曹瑾等人极为开心，分了四千两给熊常铣。熊常铣见银票数额过大，令暂存中间人徐二处。蔡绳祖一方吃了大亏，也有人出来打抱不平。宗人府笔帖式额哲本、主事桂伦得知此事，前往兵马司质问熊常铣为何派人在外索要银两。熊常铣害怕了，矢口否认，私底下赶紧派人将银票退回。蔡绳祖拿出一千两答谢，其中额哲本和桂伦各得二百六十六两。这可能是造假团伙遭遇的最大的危机。大家也能明白为什么后来熊常铣能抢先将庞瑛逮捕归案。那是因为他本来就牵涉其中，熟悉相关人等的情况。

话说案发后，造假团伙作鸟兽散。蔡绳祖将假印交给平日交好、告病休养在京的山西保德州吏目庄倡伶收藏，自己潜逃他乡。庞瑛逃至他外甥家躲藏起来，在九月还找刘东升办过一次假照。道光十年二月，刘东升毁印潜逃，庞瑛又找任松宇办过一次假照。任松宇在三月间将假印封贮棕箱，交给他人收藏，自己逃至阜城县，写信回来吩咐把假印砸成碎渣，抛弃在井里。

所有人员归案后，案情很快水落石出。蔡绳祖和赏淳、姚凤山、庄倡伶等人办理假的监贡职衔和封典六七百名，得银六七万两。赏淳因为替蔡绳祖偷出稿件，他所招揽的捐生，蔡绳祖免费给他盖章，不收银两。赏淳这一项得银两三千两。庞瑛和任松宇虽合作比较紧密，但在造假业务上相对独立，分别经办假照三百余名，分别得银三万余两。而刘东升经办的假照，都是由庞瑛负责协调，刘东升从中分得白银四五千两。这些是蔡绳祖等人供认或者有据可查的，因为年代久远记忆有误，真正的造假数目永远成谜了。

九月二十四日，托津等人将已经查明情况奏报道光皇帝：

户部查明，嘉庆二十年后，假捐监贡共三千四百七十七名，假捐职衔加级共一千二百二十三名。其中查明窜名稿内的共三百五十六名，其他各类顶冒假捐二十一名。假捐的职衔最高的是员外郎。其中有冒充监生假捐知县、冒充官员假捐过班的，文稿内的名字履历都是粘改。同时吏部查出道光五年加捐封典的五名官员，经户部查明原捐的职衔也是假照。

道光皇帝下令将蔡绳祖、庞瑛处斩，严令朝廷各部院书吏各派出几名代表环视观斩。任松宇与刘东升之后也被即行正法。原本被定为绞监候的赏淳，在当年秋审中被归入情实，被推出去处死。对此案爆发出来的“案中案”——曹瑾敲诈案的处理结果为，熊常铣发往伊犁充当苦差，曹瑾杖责流放。

宗室额哲本、桂伦非但知情不报，还串通分赃，遭革职圈禁处分。

因为有两位宗室牵涉进了假照案，主管宗人府的定亲王、肃亲王遭到责处。定亲王奕绍是道光皇帝的侄子，原本很受信任，他主动奏请处分。一场大问责揭开了序幕。

案发后，户部尚书禧恩等现任官员立刻自请处分。从嘉庆二十一年至案发的十五年间，历任户部尚书和左右侍郎都按照任职年限，和失察假照的数额承担相应的责任。失察假照最多的户部尚书英和与顾皋，分别失察三千一百一十七名和三千一百九十六名。英和已经因为其他案件遭革职、流配，本次免于处分。顾皋降四级，勒令退休。黄钺失察两千八百五十一名，降三品顶戴。现任户部尚书禧恩失察一千八百七十四名，王鼎、耆英等失察一千多名，将二品顶戴留任。比较尴尬的是，现任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当中，很多人都曾在户部任过堂官。其中主审假照案的内阁大学士托津失察四百七十五名，穆彰阿失察七百四十四名，降四级留任。卢荫溥失察一百九十九名，降三级留任。失察假照较少的户部堂官文孚失察二十九名，成格失察两名，也都遭到了降一级留任的处分。

对于曾经管理过捐纳房的中级官员，处分更加严厉。道光皇帝认为，承办捐纳事务是捐纳房官员的专责。对于下面的书吏私办假照毫无察觉，对各省送上来的捐官身家档案并不核对，对于各种假的证照和加捐名目又不详查原始档案，全都放任下面的书吏横行无忌，这不是一般的玩忽职守。因此，对于相关司员处罚起来尤其严厉。任职年头较久的六名官员，立即革职。在任三年的，降四级调用；在任两年以上的，降三级调用；在任一年以上的人数最多，都被降两级调用，包括已经退休和丁忧的也不能免除。其他在任不满一年的官员全都降一级调用。国子监失察书吏、偷窃照纸的官员、吏部办理封典时不认真核对的官员，也都遭受了降级及罚俸的处罚。

道光皇帝在当年年底查看嘉庆十四年对冒领库项案失职官员有从重流配的处罚。觉得自己对假照案的处罚还是太宽大了，再次传谕。命令所有原来已经革职的官员全都永不叙用。其余遭到降职调任的所有官员，在新的岗位上停止其升迁和转任。也就是说不让他们今后能够官复原职或者调任其他岗位。由此可见，执法尺度，完全是皇帝一时兴起决定的。

捐纳房现任书吏株连受罚。二十名现任书吏全都以渎职、荒怠的罪名遭到革役，杖责八十，责令地方官押回原籍看管。涉及的吏部、刑部、翰林院、理藩院的一些书吏也分别受到了从严、从重惩处。为消除书吏舞弊之风，内阁奉旨修订相关章程，要求役满书吏必须离京，限半年内返回原籍。落籍大兴、宛平的役满书吏不准再充当书吏，严禁包揽词讼。要求各部院书吏连环取保，相互监督。

客观来说，捐纳造假案的问责，和事后对书吏加强管理的力度，都不可谓不小。但细细分析，这些都是在既有制度基础上的调整，依然没有跳出“头痛医头，脚痛治脚”的窠臼。包括捐纳造假案在内的书吏舞弊事件，在清朝层出不穷，表面原因是对书吏的管理不善，尤其是对役满书吏的监管缺失；中层原因是清朝官制不合理，官员数量少而职责过重，而官员业务能力又过于薄弱，不得不依赖书吏等行政辅助人员；深层原因则是清朝集权太重又缺乏有效监督。

史学家对道光皇帝的评价普遍是因循守旧，少有建树。他整顿吏治，清查陋规，动作不可谓不多，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道光皇帝明白顽疾的病根在什么地方，就是拿不出切实有效的医治之法。胥吏舞弊，部院造假现象禁而不绝。晚清大臣郭嵩焘感叹：“本朝与胥吏共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