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纳造假产业链
有了皇帝的高度重视，抓人并非难事。道光十年五月初十，中城监察御史奏报，中城兵马司副指挥熊常铣抓住了潜逃在京的要犯庞瑛。原来，庞瑛没有回祖籍丁忧，而是返回北京，继续参与售卖假照的生意。听说出事以后，庞瑛东躲西藏，最终还是被熊常铣逮住了。
没过几天，潜逃回浙江老家的主犯蔡绳祖在杭州落网。浙江巡抚迅速奏报道光皇帝并派人将蔡绳祖押送京师。从北京潜逃至浙江，江苏是必经之地。江苏巡抚陶澍接到谕旨后，按照名单询问、搜查嫌疑人的亲朋好友，在各处关津、客栈搜查和秘访，很快就抓住了逃亡途中的任松宇及刘东升、李廷瑞等嫌疑人。
随着案件进展，不断有新的嫌疑人被揭发出来，他们随即遭到通缉。役满书吏赏淳、谢孚宸、马怀玉，姚凤山、庄倡伶等，都曾经直接参与造假售假，有的还不忘给自己捐个小官。另外，蔡绳祖的儿子蔡应联、庞瑛的弟弟庞湘、庄倡伶的女婿姚钧等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假照案，但都跟着沾了光，用亲人办假照赚的钱给自己捐了真实的官职。当然，这群买卖假官团伙成员，不管是给自己还是给晚辈，都是真捐。
造假团伙被捕后，紧接着便是抄家和家产清算。这些书吏作弊多年，人们以为他们家资丰厚，可是说来可怜，官府还真没抄出多少银两来。比如，从任松宇在苏州的住处只抄出皮箱八只，里面存放的都是寻常男女衣服及当票钱文，并无田契房契等贵重物品。蔡绳祖在杭州的公寓内也没有银钱，只有装满衣物的箱子数只及其他的零星器物。该团伙资产不高的原因有二：一是大规模的造假售假，导致供应充足，每笔交易成交价很低，从后来的供述来看，每个假官的交易额只有一二百两银子；二是制假售假的环节众多、参与人数众多，导致收益分流严重。因此，嫌犯的家产寥寥可数。
清朝书吏的法定收入十分微薄。书吏本质上是服役，在衙门中当书吏是百姓的义务。既然是义务，官府就不发俸禄，更不发津贴，只是每月发放象征性的“饭食银”。顾名思义，衙门只管书吏工作餐，不管其他，甚至连文房四宝都要书吏自备。另外，清朝官员数额极少，每个衙门甚至每个州县都只有区区几名正式官员，仅能够决策大事要事。日常行政和管理，不得不依靠数目庞大的书吏。如此一来，巨大的权力掌握在衣食无着的人手中，营私舞弊几乎是必然的结果。清代书吏，对前来办事的百姓“吃拿卡要”，就是对走流程的差役乃至官员也敢伸手要钱。官员去相关部门办事，书吏无不索要规例孝敬、印结钱、用印钱、部费等。就连福康安、曾国藩之类的朝廷重臣，找六部办事，也不能免俗，需要和刀笔小吏们就费用问题讨价还价。
户部捐纳房的书吏，守着卖官鬻爵的摊子，自然琢磨着如何从中谋取私利了。
捐纳制度施行之后，名目日渐繁多，手续日趋复杂，旁观者看得眼花缭乱，望而却步；书吏们精通条条框框，上下其手。捐纳原本就是捐官职而已，到道光年间几乎仕途上的一切都可以买卖，名目泛滥成灾。比如，捐升，就是现有官员花钱升官；捐加级、捐衔，也就是在现有官衔基础上买更高的级别和头衔，比如知县是正七品，结果地方上很多知县都是五六品甚至正四品，比顶头上司知府的级别还高；捐贡监，也就是捐贡生和国子监的监生资格，有了贡监资格后就可以参加乡试，博取更高功名；捐减、捐复，官员犯错或者犯罪了，遭到降级乃至革职处分，可以花钱减免；捐典，官员和老百姓都可以花钱给自己和家人购买封典诰命等荣誉。不同名目的捐纳价格不同，程序不同，但都导致共同的结果：官员如过江之鲫，难以计数。清朝后期全国大约有一千五百个县，可是捐纳知府就达千人，捐纳知县更是成千上万，这还不算通过科举、军功、保荐等方式得到官职的人。于是，官员候补成为清朝后期的普遍现象。很多人候补三四十年都没能获得实任。不过没关系，很快又发明了“捐免候补”，花钱可以直接上任，只是价格比买官更高。囊中羞涩的，可以“捐插队”，就是使候补的顺序靠前。此外，还有“捐指省”的，就是花钱买去特定的省份任职，而不用参加吏部的随机安排；对安排的职位不满意的，可以花钱“改捐”，改换到其他地方乃至领域任职。以上林林总总已经相当复杂，如果在这些名目上再进行“组合捐”，就又能吓倒一批人。
如果你弄清楚了捐纳的种种规定和门道，而且你又恰好宦囊充裕，那么你就要开始与各个衙门、各个官吏打交道了。捐纳的流程需要你提供身家清白档案，证明自己家世清白，没有违法犯罪，没有拖欠税赋等行为；提供在京同乡官员的印结，由他们担保你是本人，陈述属实等，最后去户部、吏部等各个衙门走完一套套手续。全部流程费时费力，折磨心智，而且花钱如流水。清朝后期，知县捐纳的明码标价是一千两纹银。然而，准备全套档案、疏通全套流程，花费在两千两上下都是正常的。
就在有意捐纳者望而生畏的时候，熟悉情况又有门路的书吏们从天而降。他们告诉买官者，只要给他们一口价的银子，就能在约定时间内给你捐纳执照。这样的交易是不是最经济实惠的？是不是很吸引人？
捐纳中介业务就这么开展起来了。后人难以确认，一开始这项业务是不是单纯的提供中介服务。书吏们利用业务优势从中赚点辛苦钱，无可厚非。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项业务很快就变味了。中介很快发现，相比规规矩矩地准备材料、疏通流程，直接提供一张假执照，更方便、更迅速，利润也更高。捐纳中介很快变为买卖假官。寻找中介的一部分买官者，应该是为了省心省力，主观上并不知道买到的是一个假官。但是，相当一部分买官者，潜意识中应该意识到中介提供的执照可能有假。可是只要这张执照能畅通无阻，能换来自己想要的，大家又何乐而不为呢？
有市场就有交易，北京城的捐纳造假事件愈演愈烈，几乎成为一个半公开的活动。参与者越来越多。有一定能量的书吏差役乃至百姓，都参与其中，或多或少从中分沾利益。当道光皇帝主导的清查活动迅猛开展起来后，拔起萝卜带起泥，嫌疑人越抓越多，一度引起社会震动。
有嫌疑的大多数书吏是浙江籍贯。浙江省是“书吏大省”，民间有以文谋生的传统，在各地给基层文官当幕僚师爷的浙江人很多，在中央各部院衙门充当书吏的浙江人也很多。书吏工作需要私底下的沟通协调，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铺垫工作，所以书吏行业盛行同乡相互举荐、互相扶持，客观上形成了“无浙不成衙”的现象。因为服役期限的限制，也因为书吏并非多么光彩的职业，在京的浙江书吏没有一个人是只用了一个姓名的，大家都有多个化名——比如庞瑛就另有“庞煐”的常用名，甚至有的人同时充当过数个部门的书吏，或者又顶替他人的名额。真假一时难辨。
这就为官兵差役们留下了折腾的空间，有人随意指认，有人趁机报复，有人索要钱财，所到之处，鸡飞狗跳。任松宇祖籍会稽县东关，知县张霄带人上门搜查未获，就开始扩大范围，趁机侵害百姓，竟然将与任松宇无关的任谋燕吓死。庞瑛挣钱后为弟弟庞湘在湖北捐了个从九品的小官。案发后，庞湘也遭到逮问。庞湘心理承受力太弱，在进京途中自缢身亡。未被抓获的逃犯日子也不好过，没有钱没有地方落脚，终日恓惶。与蔡应联一起逃亡的刑部书吏马怀玉，得病不敢求医，在淮关附近的小庙里奄奄而终。
社会上百姓受到惊扰，官场里官员也不得安生。捐纳造假事发后，对捐纳官员的真伪进行审核就成了题中之意。此事不仅极为敏感，而且操作难度巨大。
出事以后，管理捐纳事务的户部最紧张，他们赶紧加强捐官档案的审查工作。道光十年闰四月，户部尚书禧恩下令本部门抓紧清查部存档案，要求捐纳房时任官员，对于各省送过来的捐官档案逐一认真详细查看。很快，户部就在福建、广东、四川等省送上来的捐生身家清白册中查出三十五人造假；又在江西、湖北、广东送上来的人名银数册中查出二十一人造假。广东咨请户部复查的档案中查出一名假官。这还仅仅是加强对现存档案的检查，没有对库存的旧档案进行系统、彻底地核查。同时，各省衙门也开始核查本省捐官的名册，发现存在疑问的纷纷发文到中央核对底簿。一时间，中央和地方都手忙脚乱，可能牵涉其中的捐纳官员自然人心惶惶，即便是正常流程走下来的捐纳官员，乃至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也受牵连，难以平静工作。
骚动很快上传到了道光皇帝那里。道光皇帝有“宽仁”的美誉，他既想彻查捐纳造假又担心查办扩大化，反而破坏了大局稳定。思来想去，道光就设了一个嘉庆二十一年的上限，也就是往前推了十五年，朝廷只清查这段时间的捐纳档案，其次，道光皇帝和大臣们达成一个共识：内部处理再以前的就不再追究了。捐纳造假的情况各衙门内部掌握，不向社会公布。同时，检查捐纳官员的真伪，将真正的捐生张榜公示，对假照不一一追究查办。而对于那些“不知情”的捐纳贡生监生的读书人，则明确准其补足银两缺额后，换取真的执照。如此安排，清查的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板子只落在了那些主导造假的书吏和中间人身上，放过了绝大多数购买假照的捐纳官员。因为一句“不知情”，然后补上差额银两，假官们就可以漂白身份了。
道光皇帝真的是宽仁有余，胆略不足。办案怎能风平浪静，大案要案更会掀起波澜。哪儿能一有风吹草动，就主动退缩？遗憾的是，道光皇帝是一个守成之君，缺乏果敢精神和大刀阔斧的改革勇气。笔者分析道光年间的许多案件，可以发现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道光皇帝主观上痛恨贪赃枉法，对腐败分子痛恨不已。因此，贪腐案发，道光态度鲜明，起初都是要求严厉查处。毕竟贪官污吏贪的每一个铜板，理论上都是道光皇帝的钱。贪官污吏们是从道光皇帝的口袋里掏钱，他能不痛恨吗？第二，随着案情的发展，道光鲜明决绝的姿态慢慢变得摇摆混沌起来。能到达道光皇帝桌上的案子，不是牵涉众多的大案，就是指向制度顽疾的要案，哪一个处理起来都不轻松。守成之君是改良者，而不是改革者。道光皇帝是在现有制度和官僚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一直到三十九岁才继位。他的思想已经被现有环境固化。当案子暴露出来，腐败涉及某个官僚群体或者某项不正当、不合理的制度时，道光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进行改革。他很自然地迷失在固有观念之中，只
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把案件淡化、弱化处理，揪出主犯要犯严惩不贷，对于大众群体和背后制度则轻描淡写、一扫而过。捐纳造假案是这么处理的，东陵贪腐案等其他案件的处理也是如此。
如今，道光皇帝的处理原则确定了，就看下一步如何善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