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偷了大印
经查去年秋围期间，兵部尚书对行印的管理严格，大印存放在中堂账房，钤用时登记领取钥匙，就在账房加盖。但是，车驾出行期间的大印运输就疏于管理。兵部安排了四名书吏每日轮流背印，在背印和下宿环节都缺少严密的管理制度，听由书吏携带。审讯的重点自然转移到了去年随行的书吏身上。
四月二十三日，随围书吏王振纲在拷打之下招供：兵部行印有两个匣子，其中有一个木匣是备用的，平日放在兵部捷报处，防备着正式的印匣损坏后替换。两个匣子在木屉、锁扣等细节上存在差异。专案组前往捷报处查看，发现备用木匣也不见踪影了。捷报处书吏俞辉庭、朱宪臣嫌疑巨大，随即收押严讯。俞朱二人供称听说行印失窃后，怕被牵连，私下把备用印匣烧了，事后将匣上铜扣埋在捷报处后院。去后院起获所埋铜扣后，经过比对，根本就不是印匣原件。如此一来，俞辉庭二人的嫌疑更大了，等待他们的是大刑伺候。俞辉庭的抗压能力不强，而且案子查到这一步，证据确凿，辩无可辩，很快便全盘招供：
嘉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夜，秋围大队伍在归京途中停歇在靠近金山岭长城的巴克什营。随围背印的书吏到了晚上把行印交给捷报处保管。当晚值班的捷报处郎中是五福喜。五福喜将行印交给书吏他尔图，随即带领几个人赶往前站。他尔图将行印拴在营帐中间的杆上，拜托书吏俞辉庭照看，自己去吃饭玩耍了。俞辉庭也是倒霉，一路倦乏了，不知不觉在账房中睡过去了，等醒来发现大印不见了！
俞辉庭吓得四下寻找，印匣就是不见了踪迹。他知道丢失大印，罪责很重，万分恐慌之下不是向长官汇报，而是想到如何去遮盖掩饰。书吏群体把持政务隐私舞弊的行为惯性，使他们遇到问题不是按照规章制度解决，而是粉饰平安、掩盖撒谎。问题越大，掩盖的本领就越大。俞辉庭首先想到捷报处有行印的备匣，随即取出来；又用黄布包裹金钱试验重量，直到装入金钱一吊五百文最接近行印的重量，俞辉庭便将这些钱装入匣内锁好，使得匣子端起来手感最像真的；再伪造封条，将匣子封妥，仍旧拴在原处。书吏他尔图回来，不知情况有变，背上印囊就赶往下一程。
暂时蒙混过去后，俞辉庭不能心安。第二天向朱宪臣透露此事，嘱咐他不要声张。抵京后，俞辉庭盘算着如何骗过入库和出库环节。他发现书吏鲍干是关键角色，能够在出入库环节经手掩盖，便邀请鲍干到饭馆喝酒，将内情和盘托出，并且央求他设法蒙混入库。鲍干一开始是拒绝的，俞辉庭许诺酬谢白银五十两，鲍干就答应了下来。鲍干分析，行印入库时，值班官员通常不会打开验看，俞辉庭的假印可以蒙混过关，但是第二年请印就很难掩盖了。俞辉庭哀求他想个办法，鲍干心中没底但也暂时应承了下来。
负责保管行印的书吏他尔图还蒙在鼓里，于九月初二将行印上缴捷报处。值班郎中还是五福喜。他果然看都不看，就禀报时任兵部尚书松筠，说秋围已经结束、没有再用到行印之处，请将印匣钥匙、钥匙牌封作一包，连同被调了包的假行印木匣一起交给乌林太。乌林太也没有查看真伪，就随同笔帖式中敏于第二天送到兵部仓库。九月初三当日，乌林太、中敏二人在兵部衙门口会齐，一同进署，将“印匣”及钥匙、钥匙牌都交给值班主事何炳彝接收。何炳彝也没有开匣验看。一会儿，值班笔帖式庆禄来到，与书吏一起写好封条，由鲍干粘贴送入仓库。从始至终，没有一个官员想到要按照规章制度来查验真伪。假印，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进入仓库。
转眼到了第二年，又到了用印之季。俞辉庭又找鲍干商量掩盖。书吏的行为逻辑，除了发现问题一味掩盖问题之外，在问题实在没有办法掩盖的时候，就习惯于炮制新的问题覆盖旧问题。总之，不能让问题暴露出来，得过且过，书吏的职业生涯能糊弄过去就算成功。鲍干想出了“制造假案”的主意：他找到仓库值班差役管帼林，说服他一同伪造行印被窃的现场。管帼林索要钱财，鲍干给了京钱二十吊，管帼林就答应了下来。三月初四夜晚，鲍干让管帼林打开仓库，同时在外望风，自己独自入库揭开大木箱盖子，捧出假的印匣，用俞辉庭所给钥匙开启小锁，取出钱包，把空匣子放到旧稿堆之上，伪造了一场“失印案”。
为了应付检查，鲍干还与管帼林订立了攻守同盟，约定了几天后取印的表演。大家按照剧本演出了失印当天的一幕。鲍干或许是对自身演技太过自信，私自“加戏”。原本商量好将印匣的钥匙、钥匙牌扔进火炉销毁，鲍干也许是想留个纪念，也许是见钥匙和小锁可爱，竟然带回家中存放。这就成了鲍干作案的关键物证。拿到俞辉庭的供述后，刑部搜查了鲍干家，就起获了印匣小锁和钥匙，经与现场遗留的备用印匣鼻扣试套，正相符合，坐实了鲍干的犯罪。
鲍干确实是经验老到的朝廷老吏，阅历丰富，心理素质高超，即便和俞辉庭当面对质，仍然百般抵赖。直到把在他家中柜底搜出印匣小锁和钥匙摆在面前，鲍干这才低头认罪。为慎重起见，专案组还取来一千五百文做实验，用布包裹放在匣内，手感确实沉甸甸的、很平稳，像捧着真的印匣。
沸沸扬扬多日的失印案，竟然是书吏先监管不力丢失行印、继而集体造假掩饰的闹剧。案件发生大半年，一切都发生在兵部长官的眼皮子底下，竟然没有一人察觉。其实，鲍干等人的剧本，掩饰环节不少、涉及人员众多，官员们稍微掌握本部门的人员和业务情况，就能识破闹剧。可惜，荒怠昏庸的兵部官员平日对工作并不上心，破案后面临更加严厉的问责。
时任兵部尚书松筠，身为兵部堂官，对堂印负有保管之责。他竟然委托给捷报处官员，捷报处官员又推给书吏，书吏也不把管印当一回事，散漫松懈，导致大印被盗。松筠除主动抛弃保管职责之外，又有失察之罪，且对部门管理松散导致部门工作风气不正，罪上加罪，再革去山海关副都统。松筠久历行伍，历任军队要职，且长期驻守边疆，称得上是当世名将。可怜他在古稀之年降为骁骑校。骁骑校是低级八旗军官，正六品。松筠从宰辅高官因此案一路跌落到小小骁骑校，夹着被褥去印房值宿。有人劝阻，松筠淡然说道：“军校之职，提钤值宿而已。余虽曾任大员，敢旷废厥职者。”时任署理行在兵部侍郎的裕恩，革去侍郎、前锋统领、副都统官职。当时值班的捷报处郎中五福喜、送印的笔帖式中敏有违职守，革职。值早班的郎中恒泰也没有发现行印失窃，交部议处。最恶劣的是兵部仓库值班官员何炳彝、庆禄，没有按照制度开匣验看在先，推卸责任编造谎话在后，错误引导办案方向，革职发往边疆效力。因为庆禄夸下“愿以头颅作抵”的海口，形同光棍无赖，附加枷号一个月，期满后再押解边疆。该案的主要责任者，俞辉庭枷号一月，然后发往伊犁给兵丁为奴；鲍干则枷号两月，期满后发黑龙江给兵丁为奴。绵课、曹振镛等专案组官员最终破案成功，撤销之前的处罚，官复原职。
兵部失印案的台前表演结束了，演员们都遭到惩处了。然而，案子远没结束，幕后的真相依然隐藏在黑暗之中。那就是：兵部行印究竟去了哪儿？偷印的人又是谁，偷了印想要干什么？案子迅速进入了第二阶段，也是更重要的阶段：抓贼寻印。
去年秋天丢失行印的巴克什营地方，在案发不久后遭遇严重山洪，街道房屋遭到清洗，居民星散。如今在当地清查窃贼，非常困难。嘉庆皇帝命令直隶总督方受畴、直隶提督徐锟广撒网密搜查，暗中派遣探员在长城口内、口外各店铺、歇脚处查访行印盗贼，同时在当铺钱肆中查访从去年秋天至今有没有拿熔铸的高纯度白银换钱的人。方徐二人选派了精明强干之人，乔装打扮，分头查访。那一段时间，秋围沿途的村镇关隘、河道码头、沟壑溪流、旅舍店铺，都出现了一批批密探，反复查问可疑人员。直隶省还派出探案精英，化装成商人，专门到当铺打听有没有高成色的银饼。直隶官府同时希望在盘查兵部往来公文上打开缺口，试图发现失窃日期之后加盖行印的文书。一旦找到这样的“假公文”，就可以通过使用者倒查来源。可惜，兵部行印失窃后就没有留下任何印记，没有一纸加盖行印的公文。
直隶提督徐锟对查案尽心尽职，将从巴克什营到密云的百里长途，分作三段，每段三十余里，派二名军官、六名官兵专职负责，穿梭巡视。徐锟还在内部设立赏格，寻找线索。但是费了许多力气，窃案还是茫然无绪。徐锟不气馁，把眼线撒往周边偏远地区。可是嘉庆皇帝先放弃了，批示道：“此印大约难得！”
丢失的大印确实难得，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没人知道盗贼到底是谁，他为什么没有使用此印。按说，兵部行印威力巨大，加盖一个公文就能谋取巨大的利益。可是，假冒兵部公文的风险非常大。尤其是行印只能在皇帝出巡时才能使用，生效时间很短。那么，能否交易行印变现呢？也不行。盗贼不可能拿着行印在黑市吆喝：“兵部大印，新鲜出炉，欲购从速！”黑市从业者也讲究安全第一，接手大印的危险太大，估计除非江湖宗师不敢交易。谁拿着大印，就会惹祸上身。所以，兵部行印失窃后，就如石沉大海，再没有现身了。此案最大的可能是某个小毛贼因为偶然，从酣睡的书吏身边窃得了大印，发现赃物身份后吓坏了，始终捂在手里，或者干脆又丢弃到犄角旮旯了。
行印不可复得，嘉庆皇帝命令礼部重铸了新的行印。为了与旧印有所区别，防止旧印“重出江湖”，新印的印文和印式略有改动。新印所需的银两及工钱，勒令时任兵部尚书松筠和署理兵部侍郎裕恩缴纳。嘉庆还通令朝廷各部院堂官到任时要瞻拜堂印和行印，皇帝出巡时各衙门行印必须存放在钥堂官的账房内。堂官必须亲自保管钥匙，且在行印返京归还时，必须亲自验收。嘉庆皇帝亡羊补牢，务求杜绝印信丢失的低级事故。
嘉庆皇帝希望通过严格制度来堵塞漏洞，殊不知任何制度都要落实到执行者头上。没有人认真踏实的贯彻落实，任何制度都是空中楼阁，一纸空文。人是大环境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兵部行印失窃案充分说明，完备的制度在松松垮垮的执行者面前，变得形同虚设，导致严重后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拥有制度执行权的官员们，不作为或者胡作为，也是滥用职权。他们比简单的执行不到位，危害更大。规章制度如此，法律也是如此；兵部官员们如此，所有掌握公权力的人群亦是如此。不改变清朝官制的主体框架，就不能锻造出埋头实干、认真负责的官员队伍，嘉庆皇帝的亡羊补牢还是逃不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窠臼。事发之后清朝虽然没再发生大印丢失的闹剧，但书吏们盗印盖章、买卖公文的现象一直存在，至于文过饰非的交易就更普遍了。
兵部失印案几位主要官员，则继续活跃在政坛上。嘉庆皇帝去世、道光皇帝继位后，绵课、曹振镛延续高位，尤其是曹振镛从政超过半个世纪，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最后官至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因为丢失大印遭到重罚的原兵部尚书松筠，在晚年也得以东山再起。嘉庆皇帝逝世后，继位的道光皇帝在葬礼上看见年迈的松筠，不胜悲怜，扶住他哭了起来，第二天就任命他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松筠此后历任左都御史、都统，道光元年再次出任兵部尚书，后调任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巧合的是，松筠和曹振镛两人都病逝于道光十五年，前者享年八十三岁，谥号文清；后者享年八十岁，谥号文正，都是清朝后期历史上从政时间长、留痕众多的人物。
行印凭空消失，从盗窃案开始，以舞弊案结束。一个低级错误引发了匪夷所思的情节，原本以为是一个精彩的盗窃与侦破的故事，结果，朝廷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仅仅是揭开了兵部政务废弛、舞弊成风的盖子，再也无力深入整顿，也没能够查清案情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