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印不翼而飞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春，嘉庆皇帝要前往东陵祭陵。三月初七，内阁办理皇帝祭陵的出行准备工作。第二天嘉庆皇帝就要启銮前往直隶遵化州的东陵了，为期大约一个月。届时，大批官员随行处理政务，保持政令畅通。发号施令就要携带官印。因此，内阁大学士派笔帖式前往各部领取官印。

内阁笔帖式来到兵部，接待官员不敢怠慢，带上部堂书吏鲍干等人，陪伴来人前往兵部库房取印。走到存放印章的区域，看到兵部各司、厅、所的印信，逐一排开，摆放在案上。这些都是要经常取用的，在它们后面是两个大木箱子，里面存有兵部的大印。和朝廷各部院衙门一样，兵部有两枚大印，衙门日常使用的称为“堂印”，随驾出巡时使用的称为“行印”，即“行在之印”的意思。行在，指的是天子巡行所到之处。皇帝在外到达哪里，哪里就是行在。兵部堂印存放在第一个大木箱子里面的一个铁匣之中。第二个大木箱子里则存放着兵部行印，还有兵部知武举关防及行在武选司、职方司等官印。这些都是不常用的。一干人等走到第二个大木箱子前面站定。

这第二个大木箱子虽然有锁，但平日并不上锁。打开箱子，行印就放在里面的一个木匣之中。可是，几个人翻看木箱，却找不到木匣。大家立刻紧张起来，把木箱反复翻腾了好几遍，都找不到木匣。难道行印不见了？

兵部接待官员大叫起来：“赶紧找，每一寸地方都不能放过！”一群人分头在仓库的各个角落翻找起来。空气都似乎凝固了，安静得出奇，仓库里似乎只剩下人们紧张的呼吸声。不一会儿，本库的库丁康泳宁在屋角堆放得像小山一样的旧稿案顶上，发现了印匣。打开一看，空空如也。行印真的不见了！

在场的官员情知不妙，一边派人去报告兵部堂官，一边组织人手在仓库里翻天覆地地查找。很快，兵部尚书、侍郎等本部长官纷纷赶到仓库，扩大搜索范围，在整个衙门里外手忙脚乱了一天一夜，还是一无所获。当夜，分管兵部事务的内阁大学士明亮也来到衙门，和各位长官挑灯夜商。无奈，丢失衙门大印，事情太大、隐患太多，没人敢隐匿消息。事实上，兵部这一天闹得天翻地覆，人多眼杂，事情想捂也捂不住了。

三月初八，御驾刚行至汤山，嘉庆皇帝就收到内阁大学士明亮联合兵部尚书普恭、戴联奎等人的紧急上奏：兵部大印丢了！一场匪夷所思的闹剧，拉开了序幕。

印信是国家名器，是大小官员行使职权的凭据。历朝历代对印信的使用和管理，都有严明的制度。朝廷衙署掌握中枢大权，印信制度更为严明。各部之堂印通行天下，各省将军、督、抚、提、镇以为凭据，实属紧要，关系重大。堂印保管在专门的印房，设官吏全天候轮流看护。雍正三年，雍正皇帝下谕规定，中央各部拣选满汉主事各一人，专门掌管用印事宜。凡用印，必须严格执行印钥印牌制度。使用官员凭批准文书领印牌、印钥，取印时印牌押在印房，用毕还印后，取回印牌交差。保管官员收回印信检验无误后再行封存，并建立专项账簿，将用印缘由、次数、日期等记录清楚。此外，各衙门用印，除必须在衙门公堂使用、主要官员监临外，往往要求另有监印官，每用一印须加盖监印官衔名戳。以上所有规定，本意是为防止冒用官印。加上各部原有的仓库管理制度，各部大印的管理理论上是安全可靠的。谁想到，竟然会发生丢失大印这样低级的事故。

勘查现场，行印印匣子遗留在仓库内，明亮等官员据此认为是盗贼在仓库内行窃后，为了方便而丢弃的。存放兵部大印的大木箱里面，其他各处印信都完好。但是，其他印信都是铜质的，只有兵部行在印信及钥匙牌是银质的，而且是纯度极高的白银。盗贼窃走银印及银牌，明亮等人判断是窃贼贪图银子。

此处插叙一下清朝官印的材质。一般是拥有者身份越高，印信材质越好。皇帝之宝是用金、玉、栴檀木雕刻而成。皇族之印也称宝，用金、玉制成。中央各部、司、将军、都统等高官用银印；外派各行省官员随官职不同而使用银印和铜印。府、州、县官使用铜印。而低级官员、佐杂官员则用钤记，也就是木头刻制的印信。同样的材质，官印的用料考究，成色十足，比民间选材质量要好得多。

失印后，明亮等人自请“严加议处”，同时考虑到皇帝出巡期间的用印需要，旨以兵部堂印暂代。为查出实情，他们奏请将涉案之人和看库更夫皂役押交刑部，严加审讯。

嘉庆皇帝接到紧急奏报，百感交集。嘉庆皇帝个性温和、待人宽厚，在位二十多年来勤勤恳恳，却不断遭遇莫名其妙的事故。不是在紫禁城门口撞见刺客，就是查赈官员被赈灾的地方官勒死；不是各级官员置三令五申于不顾前赴后继贪腐，就是朝廷千方百计开源节流结果还是到处缺钱，“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如今又多了一桩怪事，那便是兵部把大印都给丢了！嘉庆皇帝已经出离愤怒，无言以对了。

兵部掌管天下军政，职责甚重，而行印有调动军队、钤发火票、批发军需等大权。先不说政令畅通的问题，万一行印落入歹人之手，遗患无穷。叛乱分子有了兵部大印，甚至可以起兵造反。事关重大，嘉庆即刻传谕，命令在京王公大臣会同刑部，缉拿嫌疑人，抓紧审讯，务必查出失印的详情；同时开始问责，先将兵部值班官员革职拿问，再追究兵部长官责任。其中，分管兵部的内阁大学士明亮，年已八十六岁，挂名管理却不经常到署办公，他负有领导责任，念其往日功勋，撤职、降五级处理；兵部尚书戴联奎，左侍郎常福、曹师曾，右侍郎常英，摘去顶戴，降级调离兵部。嘉庆皇帝对失印事件非常生气，对近年来曾任职兵部的松筠、和世泰等大臣也逐一点名，叫他们听候调查结果，再接受处理。兵部长官中，只有现任右侍郎吴其彦，因为到任不久，且出差在外，侥幸免于处分。

嘉庆皇帝另调王公大臣负责审案，由庄亲王绵课牵头，内阁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英和协助，刑部堂官参加，组成专案组进驻兵部。

绵课等人勘查现场，发现存放行印的木箱已现腐朽，印匣在屋角旧稿堆顶上，符合窃贼偷印的特征。再翻看出入库记录，发现嘉庆二十四年秋天皇上去木兰围场行围狩猎的时候，兵部行印随同前往，秋围结束时办理入库。经办官员是兵部当月值班的主事何炳彝、笔帖式庆禄。讯问两人，他们都记得嘉庆二十四年九月初三，行印归还了兵部，两人开匣点验无误后送回仓库。何炳彝告诉专案组：“当天行印到司，庆禄说印信关系紧要，必须亲自查看。我向庆禄开玩笑说，你坚持要开匣验看，难道还怕被人换成石头不成？”庆禄说：“当日是书吏鲍干将印匣打开，取出行印，我用手指弹了几下，行印发出“当当”的声音，确实是银子的响声。”庆禄又信誓旦旦地说：“如果行印入库时，印匣中无印，我愿以头颅作抵。”同时，当时在场负责听信传事的高级差役管帼林也作证，说亲眼见到何炳彝、庆禄开匣看印。这多条供述可以证实：行印的失窃时间是在嘉庆二十四年九月初三日至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初七之间。在这半年时间里，凡是进出仓库牵涉之人，包括值班官员、用印人员、办事书吏、看守兵丁差役等都是嫌疑人。专案组和兵部将这些人员都开列名册备查，多达数百人，加上嘉庆皇帝下令收押的去年秋围期间接触过行印的书吏、差役等数十人，排查的过程繁复、嫌疑人众口纷纭，案件审讯的工作量巨大，犹如大海捞针。可是，专案组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侦破思路，只好硬着头皮奏报嘉庆皇帝。

嘉庆原本还怀疑大印是否是在库房失窃，或是在使用时失窃在外，后来接到绵课等人奏报也认为是在库失窃。窃贼能够进出兵部衙门且盗印携出而不被发觉，嘉庆认定是“内贼”所为，极有可能就是兵部的书吏、差役行窃。因此，嘉庆和专案组把审讯重点放在了兵部书吏和差役身上。

专案组进驻后，将取印当日接待书吏鲍干、看守库门的兵丁、进出仓库的库丁和多名杂役最先送交刑部审讯。通过对书吏等的审讯，绵课等人了解到，兵部仓库的门钥匙由值班官员保管，用印时派人领取，由官员随同领印之人一起到达库房，再将钥匙交给库丁入库取印，库丁出库将钥匙交回。每次开库都有多人在场，想要偷走一颗高纯度的白银大印，非常人所能做到。但是，兵部库房都被翻了个底朝天好几遍了，行印还是不见踪迹；而登记簿上明明记载嘉庆二十四年九月初三行印查验入库无误，那么只能是有人在这期间把行印给偷走了。

书吏鲍干，既是发现失印的当事人，也是去年行印入库的经手人，是最重要的人证，最先受到了重点审讯。鲍干上堂后，绵课等人见他身材不高、体形瘦弱、衣着普通、相貌老成，一副典型的中年刀笔小吏形象。专案组讯问他行印保管情况，鲍干的回答与其他人相同。另外，他还供称嘉庆二十四年九月三日行印入库贮箱之后，十三日曾有本部书吏周恩绶请领知武举关防，十六日送回，当时并未见缺少行印。专案组随即传讯周恩绶。他也供称去年用印时，与鲍干一同入库交印。鲍干将印交回并装入铁匣，陪同的是兵丁张幅受和杂役贺殿臣，张提灯照明，贺揭开箱盖。张、鲍二人随即被带来讯问。这两个人见识有限，受审时紧张加上恐惧导致胡言乱语，一会儿说没进库门，一会儿又说是用钥匙打开的木箱。绵课见不着边际，挥挥手带下堂去。

当日找到印匣的库丁康泳宁也受到了重点审讯。专案组对他就不怎么客气了，连日严刑伺候，拧耳朵跪铁链，拷问的重点就是他如何知道印匣在旧稿堆的高处。康泳宁坚持称是当天临时找到的，而且是和杂役纪三一起找到的。纪三承认九月初三和康泳宁一同爬上稿堆，找到了空匣。当时康泳宁情绪激动，大喊“有人害我”。专案组问康泳宁“谁要害你”，康供称是经常送本子进库的差役何氏父子，数年前曾和自己争夺库丁的缺位，积下嫌怨。失印当天，康泳宁自知看守之责难逃，脑海中首先怀疑是何家有意陷害自己。何家父子随即被抓到刑部大堂拷问，但他们一问三不知。绵课令他们与康泳宁当面对质，结果把双方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事情问出来一大堆，撕咬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不像在查案，倒像是在处理社会纠纷。

在讯问过程中，差役任安太进入专案组的视野。任安太是传信差役，经常出入仓库，具备作案条件，同时有人揭发他与民妇孙氏勾搭成奸，对孙氏出手阔绰。任安太、孙氏迅速归案严讯。孙氏将与任安太通奸夜宿、任安太每月赠予钱粮等事交代得清清楚楚，但一说到行印就茫然无知。绵课等人看这孙氏披头散发，那任安太畏畏缩缩，不像是有胆盗窃大印之人，更像是普通的奸夫淫妇，问不出什么也就放到一边。

在大海捞针般的审讯初期，专案组多路并进，有疑必查，希望能从海量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线索。果然，重点审讯的鲍干透露出来一条线索。他揭发本部书吏周恩绶觊觎大印、之前多次求情舞弊：

嘉庆二十四年十二月间，兵部武选司江西科书吏金玉林、唐宝善找到鲍干，说有事求他盗用堂印盖几个章。鲍干没有答应。之后，曾经在部堂和鲍干做同事，后来选充武选司江西科书吏的周恩绶亲自出面，屡次向鲍干与另一个部堂书吏陈政求情，说有一道假札，须用堂印，承诺用银子换取盗用堂印一用。鲍干还是没有答应。嘉庆二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兵部司务厅书吏许垚奎邀请鲍干赌博，鲍干输了京钱一百吊、白银五十两。这是一笔大数目。许垚奎情愿只要白银三十两，条件是有事求鲍干帮忙。鲍干便问何事，许垚奎说还是周恩绶的事，求盗用大印盖章。许说，行文手续什么的都不用他操心，只借大印一用，要求不要声张。鲍干踌躇再三，还是不敢答应，也没有举报揭发，更没有向周恩绶当面提及此事。本月初九，兵部将他送刑部审问，周恩绶借机拉住他，叮嘱不要供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