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1961年出现在钟泰上海寓所的那个来自东北的客人就是佟冬，他极尽礼数，希望能请已经70多岁高龄的钟泰出山，到东北传道解惑。

挑起创办文史所的重担后，佟冬清楚，首要的事情就是把一批学富五车的大师请来。为此，他不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奔走，动用了一切能用的人脉关系为研究所拉人。“为了请人讲学……佟老不辞辛苦，多次往返于全国各地。有一次，为请专家早日来长，他不顾自己年高体弱，搭乘运输机，结果被震得耳鸣腿颤，头昏脑涨。有一次，因担心一位专家被其他单位抢走，竟顾不上同家人一起过春节，匆忙赶路。被请的那位学者深受感动，觉得能与这样一位公而忘私、求贤若渴的领导共事，是一种福瑞，遂立即接受聘请。当佟老踏上返程列车时，已是爆竹声声的除夕之夜了，整个车厢里只有佟老孤身一人。”^[8]

像钟泰一样，一批出生于清朝末年、接受过纯正传统教育的老先生被佟冬请来了。恽宝惠，这个曾经做过清末陆军部主事、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的古史专家，同钟泰一起最早出现在东北文史研究所的讲堂上，让对清史感兴趣的学员兴奋不已，他可是熟知大清掌故的“活的历史教科书”。佟冬对他的尊重与礼遇，让恽宝惠大有如遇知音之感。“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在一次晚会上，恽宝惠带着酒意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那也是认可佟冬这位文史所“掌门人”的肺腑之言。要知道，这位历经了大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老先生比钟泰还大3岁，此时已经77岁高龄。晚年在长春得到的人生愉悦也许让他备感珍惜吧。

被佟冬请来的还有陆懋德，这位别号泳沂的山东人非同凡响。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是清朝第三批赴美留学学生。1911年8月，包括他在内的63名精挑细选的学生启程赴美国留学，最终获威斯康星大学文学学士及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相继出任北京大学教授、清史馆纂修等职。其代表作为《周秦哲学史》，这也被认为是最早对胡适哲学体系提出挑战的学术著作。他还参与过《古史辨》论战，对顾颉刚的相关学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62年秋，77岁高龄的陆先生来文史所讲授《左传》。讲课时，每讲完一段，时常笑眯眯地自问自答，进行评论。”^[9]

文史所还有两位同岁的老先生，也是声名显赫的大师级人物，他们就是出生于1889年的金兆梓和向迪琮。金先生曾历任中华书局教科书部主任、《新中华》杂志社社长、上海文史馆馆长、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主任，曾经参加过《辞海》的编纂。他在东北文史研究所开的课程是《尚书》。“参加编纂《辞海》的金兆梓先生是旧中国老资格的文化人，他认为《尚书》许多地方读不通是因为‘错简’所致，于是他为我们讲课时便大胆地将某些词语上下颠来倒去，虽然未必能服人，但却让人大开脑筋，使你懂得做学问有多种路数。”^[10]向迪琮先生则是中国近代词坛上有影响的人物，《柳溪长短句》《柳溪词话》等是他的代表作。他为学员们讲的是《宋词》，为学员们在东北的大地上打开了一座巨大的繁花似锦的宋帝国的“公园”大门。

1962年夏，中央文史馆馆员、65岁的马宗霍先生开讲《说文解字》，同年冬，历任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吉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54岁的孙晓野先生开讲《古音韵》；1963年，西北大学教授、63岁的陈登原开讲《中国土地制度史》；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筹备小组组长、62岁的陈直开讲《汉书》；1964年，著名史学家，诸子百家、甲骨文、金石学专家，68岁的李泰棻开讲《左传》；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东方学家、文化学家、宗教学家、中外思想文化比较学家，65岁的朱谦之开讲《中日文化交流史》……从1962年到1964年，在两年多时间里，登上东北文史研究所讲台的国学名师有20余位。一时间，长春浸润在国学经典所渗透出的浓厚文化氛围当中。

让这些老先生们吟唱诗句“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文史所“掌门”让他们浑身上下都感到舒坦，还因为一个人，也令他们深感东北文史研究所不同于一般研究机构的气质。这个人就是双手“捧出”佟冬的关山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