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吕振羽：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惠之百亩（屈原《离骚》）

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吕振羽

来到长春的王一夫知道，按照中共中央的设想，东北人民大学给共产党培养干部的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对于一个刚刚诞生的共和国来说，各方面、各领域的知识分子，都是急需的人才。为此，王一夫紧张地筹备着。1951年3月，随着各方面师资力量的逐渐到位，学校增设贸易系、合作系、经济系。同时，把财政系与银行系合并为财政信贷系，会计系改为会计统计系，俄文专修科改为俄文系。

1951年8月29日，校长王一夫调任中央内务部副部长。一位史学大师继任校长兼党委书记。

这位史学大师带着对这所学校的浓浓的爱，开始了他四年的履职！

即便是在29年之后，他去世的那一刻，他仍然念念不忘这所投入了他全部心血的大学。他逝世后不久，他的夫人江明及其子女按照他的遗愿，在这所大学捐款设立奖学金，并把个人多年购买和收藏的2.5万册珍贵图书，连同在北京的一套四合院住宅，全部无偿捐赠给了学校。

他就是1900年出生于湖南武冈一户农家的吕振羽，学校里的学生都知道，他设立的奖学金叫“吕振羽奖学金”。

1926年夏，毕业于湖南大学电机工程专业的吕振羽，挥洒着青春的热情，参加了北伐战争。后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北平《村治》月刊任编辑。在此期间，他开始系统地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度研究经济学和哲学，努力结合中国的实际，探索中外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不久，他到民国大学任教，后又在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复旦大学讲授历史，20世纪30年代初被评为教授。

在中国大学任教授期间，他主讲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学、计划经济、中国社会史、社会科学概论、中国政治思想史，被人们称为“红色教授”。^[3]

1934年6月到1937年6月，吕振羽的学术研究进入“井喷”期。系统地论证了殷以前为中国史的原始公社制阶段、提出殷代是奴隶制阶段、西周是初期封建制阶段的论断、论定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提出殷代奴隶制社会的生产工具是青铜器、确认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于明末和鸦片战争之前……随着一个又一个开疆破土性质的史学论断的推出，他相继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专著。他的这些观点，很快被当时的新史学阵营所接受。吕振羽一时名声大振。

后来，吕振羽又写了《中国民族简史》及《简明中国通史》等专著。1949年，历史学家齐思和在载于《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第2期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中说：“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最努力的是吕振羽先生。吕氏自民国二十年到现在共著成了关于中国社会史六七种著作。他用了唯物辩证法，将中国社会史分期来研究。”

1936年3月，吕振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秋，吕振羽赴湖南，负责当地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工作。在此期间，吕振羽筹建了塘田战时讲学院，并主持讲学院的工作，还亲自走上讲台，给学员们讲授《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39年，他又奉党中央的指示赴重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抗日统一战线、理论宣传及历史研究工作。皖南事变爆发后，他到位于新四军根据地的华中局党校，给党校学员讲授《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史》以及《中国哲学史》等课程。1942年，他来到延安，先后担任刘少奇的政治和学习秘书，并入职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1945年抗战胜利赴东北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旅大地区党委大学部党委书记、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来到东北人民大学后，吕振羽发现，学校正处在关键的节点上：革命年代，学校的职责是给战场输送革命干部，带有一定的培训性质，而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国家进入各方面、各领域的新的建设时期，学校应该向正规化大学转变。可是，学校各方面的基础十分薄弱。

8月底9月初是长春从暑热走向秋凉的时候，由于地处北国，夏天的长春没有南方热得那么猛烈，但动一动，一样挥汗如雨。如今，秋凉已至，让人感受到了全身心的舒适。然而，吕振羽却在不间断的忙碌中汗水直流，他迅速地确定了五件大事。

工作中的吕振羽

办好一所大学要有正确的理念，这个理念慢慢会成为大学坚守的灵魂。吕振羽告诉他的助手们，“提高教育质量的中心环节在于提高师资水平”，并且多次强调“理论与实际一致”是我们“教育的基本方针”。他提醒全校的教师，“高等学校的教师要树立为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而奋斗的人生观”，在教学工作的方法上要“发挥分工合作的集体主义作用”。他倡导“知识是无穷无尽的，要补足我们知识有限的缺点，就只有走群众路线”，他提倡集体主义，但不否认个人的作用，他说：“科学知识必须通过具体个人去研究和掌握，所以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个人的钻研仍是起决定作用的一面。”（刘中树：《我所知道的吕振羽、匡亚明和公木》）这就给学校未来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思想基础。为体现这一办学理念，在吕振羽的带领下，学校选拔了一批青年教师送到有关院校深造，攻读研究生，以此提高教育队伍的学术水平。

第二件大事是给大学的发展制定一个“纲领”。此时的东北人民大学还只限于培养财经政法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怎样适应大规模开展的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学校的性质、任务、培养目标都是什么？学校的机构设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如何明确？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必备的要件，在当时却是一张白纸。为此，吕振羽亲自主持制定了《东北人民大学章程》。1951年10月15日，经校务委员会通过，《东北人民大学章程》由吕振羽签署发布实施。

第三件大事是成立马列主义夜大，系统地提高全校干部队伍的理论水平。吕振羽亲任夜大校长，亲自登台讲课。

第四件大事是实施科学有效的教育管理。吕振羽提出在“民主集中基础上的大家办学”。党委集中领导必须坚持，各职能部门作用必须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代表必须参与进来管理。他创新性地推出责任制分级管理：即把责任制分成“个人专责制”“逐级责任制”和“相互保证的联系责任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校各部门紧紧围绕着教学工作，各负其责，工作井然有序，出现了一片新气象”（刘中树：《我所知道的吕振羽、匡亚明和公木》）。

第五件大事是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在新中国教育史上率先提出“知、德、健、美齐备”全面发展人才观，是吕振羽对于东北人民大学，甚至国内其他大学的一个巨大贡献。“知”是指具备高水平的文化，掌握丰富的科学知识；“德”是说正确的人生观；“健”是要有强健的体魄；“美”则是生活和工作的审美情调。

1952年，一个提升大学质量和品质的机会扑面而来，这让吕振羽激动不已。这一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高等教育的院系大调整。按照统一部署，东北人民大学要建成一所以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及中、高等学校师资为目标的文理兼备的综合大学。这一目标与此前吕振羽所思考和确定的方向是一致的。52岁的吕振羽迸发出生命中极大的热情，全身心投入这项工作当中。这热情是对一所大学的向往，是对一个国家的希望。

专业调整了，学校新设数、理、化三个系，文科则调整为中文、历史、经济、法律、俄文五个系；课程重设了，教学计划重新制订；教学设备增加了，一大批图书和新仪器购置入校；规模扩大了，1954年，本科生由1952年的930人增加到2386人，教职工由100多人增加到372人。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东北人民大学成为东北地区最有影响的文理学科兼备的新型综合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