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宋振庭与张伯驹、潘素等人的友谊，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可以说，没有宋振庭，张伯驹和潘素很难有人生后半段的那次闪光。宋振庭给张伯驹提供了一切能够想到的条件。而这种友谊延伸到所有志同道合的人身上。

当张伯驹提出想组织“春游社”的时候，宋振庭二话没说，指示王承礼在博物馆二楼专门开辟出一块地方，这才让张伯驹、于省吾、罗继祖、裘伯弓、单庆麟、阮鸿仪等艺术家有了聚会场所，“春游社”日后演变为政协书画组也是由此发端。

宋振庭与潘素合作绘画

不仅如此，宋振庭为了张伯驹能够早日摘掉右派的帽子，不停地到处奔走。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时间不长，中共吉林省委有关部门就做出了摘掉张伯驹右派帽子的决定。这对于一个熟悉历史，又在历史中沉浮的人来说，内心是多么大的一个安慰。张伯驹夫妇以更加澎湃的热情投入工作与生活当中，他们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希望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社会做一点儿贡献。

一天，上课回来的潘素有些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她告诉张伯驹，吉林艺专刚刚购进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扇面和字画，但由于没有真正懂行的人，无法确定这批藏品的真正价值。潘素希望丈夫帮助学校鉴定一下。张伯驹欣然应允。在张伯驹的帮助下，吉林艺专收购的这批700多件扇面以及一些古字画，一一得到准确的鉴定，扇面都是清朝和近代画家的作品，收藏价值巨大。特别是内有张大千的26幅国画，件件保真。作为一家省级的艺术院校——吉林艺专能有如此收藏，堪称奇迹。而这批经张伯驹鉴定的艺术作品在日后的学校教学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

宋振庭与张伯驹真诚相交，其友谊延伸到了家庭的内部，宋振庭及夫人宫敏章、张伯驹及夫人潘素，两家之间常有来往，相处甚欢。以心相交的友谊让张伯驹动容，也成为他为国家文博事业做出无私奉献的一个隐性的缘由。来到吉林省博物馆工作之后，为了丰富这个建馆只有几年的新博物馆的馆藏，张伯驹把自己珍藏了数十年的几十件书画文物捐赠、转让出来，如唐写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元代仇远的《自书诗》卷，颜辉的《煮茶图》卷，赵孟頫的《篆书千字文》，明代薛素素的《墨兰图》轴以及董其昌的字对，等等。

张伯驹担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后，宋振庭找到张伯驹，言谈中寄予深切希望：长春作为昔日伪满洲国皇宫的所在地，地位十分特殊，各种文博资源也十分丰富，很多珍宝散落民间。过去，长春本地缺少张先生这样的鉴定专家，现在伯驹先生来了，这是吉林省的机会，要把征购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宋振庭的信任让张伯驹精神抖擞，马上投入工作当中。张伯驹在当时中国的收藏界是无人能够匹敌的，在认定并为省博物馆收购董其昌《昼锦堂图》之后，张伯驹一发不可收，把一件件珍宝揽入博物馆囊中。1963年，听说他在吉林任职，他的一位名叫戴亮吉的四川朋友来到长春，找到张伯驹，向他出示了一方精致异常的砚台：砚盒为珊瑚红漆盒，盒底有“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字样，盒上盖内刻一人物像，砚下刻“脂砚斋所珍之砚其永保”10字。经张伯驹认定，此砚所绘人物像即为明代十能才女之一的薛素素，砚为江南名砚“脂砚”，是明代端砚里的极品。在清代初年，此砚辗转流传到曹雪芹祖父曹寅的手上，再后来，收藏此砚之人将自己的住处命名为“脂砚斋”。《红楼梦》最早版本即为“脂砚斋”所做批语的版本。曹氏家族衰败后，此砚转到清末收藏家端方手里。端方到四川做官，即携砚入蜀，至此，这方砚台也就流落到了四川。

张伯驹夫妇在家中与宋振庭等友人合影

惊喜的张伯驹立即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宋振庭，后用重金把此砚收入省博物馆。他还拿出自己收藏的一幅薛素素所绘《墨兰图》，让宋振庭把玩欣赏。对于薛素素的画与砚同现北国长春，宋振庭惊叹不已。而张伯驹毫不犹豫地在博物馆收藏砚台的同时，把自己收藏多年的《墨兰图》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让画与砚隔了几百年后再度重逢、相伴。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脂砚”在外地展出途中神秘地失踪了。张伯驹、宋振庭得知消息后，痛心不已。

1964—1965年间，张伯驹主持编辑《吉林省博物馆藏画集》时发现，博物馆收藏的画作中唯独缺少宋代的真迹，这仿佛一条河流突然断流一样，让某种文化的流传无法得到接续。蓦地，他想起了那幅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

张伯驹工作时的吉林省博物馆

早在北京生活期间，张伯驹已经把自己收藏的晋、唐、宋、元的诸多真迹、名迹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只给自己留下了一件自娱的《百花图》。1958—1959年间，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思想文化战线工作，并兼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的邓拓曾通过不同的途径多次找到张伯驹，甚至两次宴请张伯驹夫妇，一方面闲话叙旧，一方面希望他把手中的这件文物重器——南宋杨婕妤的《百花图》卷能够留给中国历史博物馆。

《百花图》卷是已知我国现存最早的一件女性画家的作品，曾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书画记》及张伯驹的《丛碧书画录》。画卷于乾隆时期入藏清廷内府，清亡后由北京辗转流于长春，后被张伯驹收藏。面对邓拓的迫切心情，张伯驹迟迟没有答应。最终扔给邓拓一句话：“画随人走。”

原文化部颁给张伯驹夫妇的奖状

面对吉林省博物馆藏画的断流，张伯驹又一次站到了十字路口：没有留给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反倒要留给祖国边陲的吉林？抑或干脆谁也不给就这样不动声色？但这不是张伯驹的性格。更何况，在吉林省得到的礼遇，让张伯驹心跳怦然。最终，为充实吉林省博物馆馆藏，张伯驹忍痛割爱，把自己收藏的最后一件珍品《百花图》无偿捐献出来，成为吉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对于一位视文物如生命的收藏家，一位已经走入暮年的收藏家，弥足珍贵！

“谢谢你，张老先生，你使我们的博物馆成富翁了！”宋振庭握着张伯驹的手，激动不已。

这种友谊一直延续了一生。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逝世，宋振庭亲送挽联：“爱国家，爱民族，费尽心血，一生为文化，不惜身家性命；重道义，重友谊，冰雪肝胆，赍志念一统，豪气万古凌霄”。当年7月，宋振庭专门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吉林省委书记强晓初写信，把潘素的相关情况说得一清二楚，请求组织处理好潘素的有关事宜。不久，胡耀邦就做了批示，吉林省为潘素落实相关政策，正式聘任潘素为吉林艺术学院（前身为吉林艺专）美术系教授，有关部门还补偿了张伯驹和潘素在十年动乱中的经济损失。政府还拨出专款，修缮潘素的旧宅。一个新的职务很快被任命，潘素成为中国画研究会理事。不仅如此，潘素还被推荐为全国第六届、第七届政协委员（吕长发：《宋振庭与吉林省文教事业》）。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吉林艺专的史怡公、卜孝怀、孙天牧等大画家都不是本土的画家，但他们知道吉林有个宋振庭，知人善任，并且在宋振庭直接或间接邀请下，他们来到了彼时交通闭塞的关外，然而，他们心甘情愿地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因为宋振庭营造了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特长的环境和天地。有一个懂业务、重情义的“门内汉”时常关心他们的生活，肯定他们的成就，时常来看望他们，与他们说话聊天，没有任何领导的架子，这比什么都让艺术家们暖心。

有很多本来临时来东北帮忙的专家也因为感受到了某种美好而留了下来，并且一留就是一辈子。吉林省博物馆的郑国、刘俊普就是比较典型的两位。他们原本在北京故宫工作，因为工作需要被派到吉林锻炼，结果却在吉林扎根，一直工作到退休。

本土画家王庆淮，如果没有宋振庭的发现、关心和提携，恐怕很难成长为吉林省美协主席，在更高的层面推动“关东画派”的成长和完善。

王庆淮去世之后，宋振庭不顾身染沉疴，对王庆淮的家人呵护备至，给以多方面的支持和关怀。他冒着酷暑联系火化及购置骨灰盒等事宜。在向王庆淮遗体告别时，他的泪水更是夺眶而出。

宋振庭后来曾对朋友说起自己在当年招揽四方贤士、振兴东北文化的事情。他说，“文革”中那些造反派说被他“网罗”重用的艺术家当中，卜孝怀、张伯驹、包桂芳、佟雪凡……还有王庆淮，现在他们都先后作古了，而这些人都是确有真才实学、不可多得的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