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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张伯驹、挖掘王庆淮、参加春游社、首提创立“关东画派”……说到此时此刻的吉林文化建设，总是绕不开宋振庭这个“轴心人物”，此君到底何许人也？

1921年4月19日，伴着料峭春寒，宋振庭在吉林延吉出生。面对日本人的占领，少年时代的宋振庭离家出走，辗转来到北平，在六部口北方中学读书。意气风发的少年，对日本人在家乡的侵略行径深恶痛绝，加入学生进步组织“民族抗日先锋队”当中。七七事变之后，宋振庭和志同道合的一大批热血青年一起，奔赴他们心中的“红色圣地”——延安。到延安后，因为年龄还小，他先入延安抗大学习。

由于他对哲学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领悟力，后被转入抗大马列主义哲学院研究室学习，幸运的是，他遇到了艾思奇，正是这位先生把宋振庭带进了哲学修为的广阔空间。

1939年，只有18岁的宋振庭因为广博的知识、深厚的理论水平以及崭露头角的实践能力被华北联大校长成仿吾先生发现，邀请他担任该校教育科长。

然而，坐在办公室里的宋振庭却禁不住外面枪声的诱惑，他希望到抗日前线去，他更想用自己的血肉身躯让抗日烽火燃烧得更旺，让侵略者最终灰飞烟灭。在他的再三申请之下，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将他派往晋察冀根据地的曲阳抗日前线，并出任曲阳地区的游击大队政委。

为了提升击毙敌人的准确性，宋振庭没日没夜地练习枪法，进步神速，最后竟让人有种出神入化之感，六七十米的范围内，二十厘米的树干，连瞄准都不用，甩手就是一枪，十有八中。

一次，宋振庭在战斗中被器械精良的日本军队包围，在弹尽粮绝、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他毫不迟疑，纵身跳下黄土岗。一位和他共同跳下去的战友牺牲了，宋振庭却凭着惊人的毅力爬进了岗下的一片玉米地，昏死过去。战斗结束了，战士们来寻找宋振庭，结果看到了那位牺牲的战友的尸体，以为他也牺牲了。消息传回，华北联大还专门为他挂起挽联，召开了追悼会。后来宋振庭醒了过来，靠吃生玉米，吸玉米秆里的汁水保命。几天后，被当地老乡发现，帮助他找到了组织。

枪林弹雨的日子也眷顾这位视死如归的英雄。正是在曲阳打游击的战斗生活中，他遇到了自己中意的女子：曲阳民政助理员宫敏章。在刀头饮血的岁月里，他迎娶宫敏章过了门。

豪放的性格让宋振庭纵横疆场，而这一段经历又进一步涵养了他的豪放。几十年后，宋振庭在一次登山过后，与一位朋友唱和，写下如此诗篇：

经过浴血奋战，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就是在这一年，由于宋振庭生于吉林，对东北比较熟悉，组织上派他回东北开展工作，而他回到东北的第一个职务是担任《东北日报》主编。

马匹是宋振庭回东北的唯一交通工具。当跨上马背，伴随一声嘶鸣，24岁的宋振庭开启的不仅是他个人在东北的辉煌岁月，也是这个地域的文化福音。那匹发出嘶鸣的马匹并不是一匹普通的马，它曾经的主人是邓拓。那一年，他与妻子宫敏章在回东北的路上，经过河北时，由于脚被扎破感染，走路十分艰难。此时恰好遇到在此间工作的邓拓。邓拓的夫人丁一岚与宋振庭曾经在1937年结伴奔赴延安，是老熟人。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邓拓把自己的坐骑赠送给准备回东北建功立业的宋振庭，期望他开创新的功绩，在更多的领域也能横刀立马。

在《东北日报》工作一段时间后，根据工作需要，宋振庭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延吉，出任这里的第一任市委书记。1950年秋天，29岁的宋振庭从延吉市被调至吉林省人民政府，出任省政府党组成员、文化处长。1952年，省委宣传部部长彭飞调中央工作，宋振庭接任了宣传部部长一职。

当时的省委宣传部人员很少，只有三个科。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宋振庭到任后，把三个科扩建为五个处、室，然后又从各部门调来一些懂宣传的人员，充实到宣传部，这令全省宣传工作面貌为之一变。

领导干部的理论建设工作是宋振庭抓宣传部工作的第一步。他让宣传部副部长董速协助他，首先在省直机关培养一批理论教师，然后再把这些教师撒下去给广大干部上课。为了尽快提升干部的理论水平，宋振庭有时亲自上阵，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党史，他无一不专。1954年之前，吉林省省会在吉林市，在这里的工人俱乐部、光华电影院，时常能见到宋振庭给干部讲课的身影；1954年以后，省会搬到了长春，长春市工人文化宫、省宾馆礼堂又成了宋振庭登台之地。

与此同时，在宋振庭的主持下，省里建立起报告员、宣传员制度，一个从省直机关到工矿企业、广大农村的自上而下的宣传工作网形成了，县级以上设的是辅导员、报告员，县级以下设的是宣传员。正是这些报告员、辅导员和宣传员，把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中心任务、国内国际形势等，传播和宣讲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身边。为了调动这些报告员和宣传员的积极性，还会定期交流经验，奖励优秀。

在这个宣传网的基础上，宋振庭看准机会，又组织领导建立起了通讯网、有线广播网、科学普及网，思想文化建设工作可谓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了。

1954年，宋振庭深感吉林省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需要加强，提出筹建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58年，在宋振庭的协调下，省里专门拨出经费，从全国各地买来许多珍贵图书资料，其中不乏孤本和善本，将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建立起来。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宋振庭为了烘托艺术工作建设氛围，倡导全省在城镇建立起街头画廊，打造通俗易懂的文化阵地。他还深入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调查研究在民间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形式。“口唱山歌手摇鞭，心田如蜜耙地欢。鞭儿扫落天边月，耙走切平万座山。”在离长春不远的农安县，有一个古老的镇子巴吉垒，翻身做主人的喜悦鼓舞着人们，大家群情涌动，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对新中国、新社会、新生活的热爱，农民诗人王振海豪情万丈，创作了这首名为《耙地》的脍炙人口的诗歌。王振海在诗中表达的东北农民的崭新气魄一下让这个偏僻的小乡村在全国声名鹊起。作为农民诗人的代表，王振海参加过全国群英会，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1960年于山西召开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巴吉垒被正式命名为“诗乡”。而这正是宋振庭多次下乡调研发现的典型，也是他抓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他还专门为巴吉垒题诗：农民自古有诗章，万颗明珠土下藏。一经东风吹雨后，满园草绿百花香。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吉林省从上到下建立起多处文化场所，无论是企业还是乡村，到处都是书声琅琅，器乐声声，工人诗人、农民作家不断涌现。

在近代史上，长春是个很特殊的城市，曾经在十多年的时间内沦为伪满洲国的“首都”，殖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里的人们。为了彻底消除伪满统治时期的影响，繁荣和发展新文化，从1952年宋振庭接手宣传部工作开始，仅仅6年的时间，在他的全力推动和支持下，省博物馆、省歌舞剧院、省京剧院、省艺术专科学校、省戏校等多家文化单位和艺术团体相继成立。

所有这些，几乎都是今天吉林省各种文化事业的起点和源头。

提出创立“关东画派”，鼓励东北的画家“画大画”之后的宋振庭，做好了一切准备，因为他知道一代名士张伯驹要来了，也许这个人的到来，会让吉林省的文博事业陡然崛起。

在此之前，宋振庭已经让文博事业“一穷二白”的吉林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国各地，提起吉林省博物馆，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吉林对文博事业是真重视，他们是真有钱。在宋振庭的直接协调下，每年省级财政都会给省博物馆拨出专款10万—20万元，用于收集文物藏品。

这在当时可是大数字，这也让吉林省文博事业的从业者们精神抖擞，腰杆硬实。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费，张伯驹带着郑国、苏兴钧等博物馆工作人员多次到北京、天津收购书画。有时，博物馆派出的征集文物人员到山西、陕西、河南等地，一走就是两个月。在短短几年间，吉林省博物馆的文物藏品得到极大丰富，仅书画艺术品就达到七八千件之多，这使吉林在全国各地方博物馆的评比中名列前茅（吕长发：《宋振庭与吉林省文教事业》）。

且看宋振庭的主张。他大胆地告诉省博物馆的文物收集人员，能不能尽最大可能把溥心畬、张大千、吴昌硕、王一亭、赵云等艺术家的画作“买光”，来个应收尽收。

有人说，现在溥心畬、张大千的画也不值钱呀！他说，你别看他们的画现在不吃香，可是你看那技法，是有着独到之处的，再过几百年，那可就成了古画，一定会值大价钱。

宋振庭第二个“买光”政策是针对市面上的扇子和碑帖。他说得明确而且具体：要买一万把扇子，把市面上的扇子和碑帖全部买光，让博物馆的藏品配套成龙，突出重点，各家各格，照顾一般。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59年起在吉林艺专美术系任教、后来曾任该校版画教研室主任、教授的英若识清晰地记得宋振庭在北京琉璃厂选画的场景。那是1960年的春天，宋振庭盯着一家画店挂满四壁的卷轴，眼里放着光，脸上全是欣喜的神采。那神态甚至有几分天真。这一年，在宋振庭的直接参与下，吉林艺专与吉林省博物馆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书画采购活动，宋振庭所展现出来的，不仅是一位省委宣传部部长对文化工作的高瞻远瞩和强烈责任感，更有着不同于一般的艺术鉴别能力。英若识在后来的回忆文章《烈焰熄灭的时刻》中毫不掩饰他对宋振庭的赞叹与崇敬：“他对许多画家身世、经历之谙熟，对许多画派形成、演变之分析纯乎是个精于此道的鉴赏家，他对不同画风直言不讳的品评和对作品优劣的独到见解都使当时我这个初出茅庐的美术工作者备受教益和启发。”

英若识，满族，其身世不同寻常，他出生在书香门第，在文化世家长大成人。他的祖父是曾创办《大公报》和辅仁大学的中国近代知名学者英敛之。他的父亲则是著名抗日英雄和教育家、曾任台湾辅仁大学校长的英千里。他的兄长也赫赫有名，是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著名艺术家和翻译家英若诚。他的儿子是著名编剧英宁，英达是他的侄子。而他自己在长春工作了近半个世纪，有人评价他是中国现代美术在吉林的薪火传人。

英若识记得，正是这次大手笔的出击，吉林艺专以较低的价格购进了上千把古代和近代的折扇，其中，任阜长、陈师曾、任伯年、吴昌硕等人的扇面都是十分难得的艺术精品。而这些被宋振庭称为书、画、扇骨雕刻“三绝”的折扇，后来成为英若识等人美术教学、创作中“弥足珍贵的参考资料”（英若识：《烈焰熄灭的时刻》）。若干年后的一天，宋振庭忆起那一段往事，感慨而深情地对英若识说：“幸亏我们当时抓住了这些珍贵东西，才算有了点家当，你作为一个见证人回去要告诉年轻人，让他们知道，这都是得来不易的啊！”

1957年5月，在长春市大马路32号，长春文化服务社开张营业。这是宋振庭为更加方便地抢救收集文物，支持文化部门成立的。长春文化服务社是后来省文物店的前身。服务社的成立使吉林省收集文物的大网撒得更大了，收集到了众多重要的藏品。

在博物馆日渐完整的藏品格局中，宋振庭觉得还有很多不整齐的地方。他和张伯驹谈天，讨论能不能尽全力把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和吴镇）的画买齐。他要求博物馆，将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好苗子选出来，交给张伯驹带，专门学习书画鉴赏。正在这时，苏兴钧有幸成为张伯驹带的第一个文博方面的学生。张伯驹告诉苏兴钧，要迅速熟读熟记《书画著录》《大观录》等书籍。不久，张伯驹就带着苏兴钧到书画等传世之物较集中的北京、天津、青岛等地搜寻。在此期间，他们购买了元、明、清等朝代的《劲亭山寺》《脂砚斋》等数十件珍品。^[2]

听说公主岭有一卷董其昌的画，宋振庭马上告诉张伯驹，请他出山去看看，如果是真的，马上购回。张伯驹带着郑国、李莲两位工作人员前往寻访鉴定，果然是真品，即以3000元购到博物馆，这就是董其昌青绿山水的代表作《昼锦堂图》，描绘的是宋代大臣韩琦的居读处所及其周围的自然环境。更珍贵处还在于，画的后面有董其昌亲笔书写的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为韩琦撰写的《昼锦堂记》。

虽然收了一些宝贝，但大家仍然觉得省博物馆的藏品不足。

在经过与夫人潘素商量，反复考虑后，张伯驹决定把自己家中收藏的最后一件珍品《百花图》卷捐给省博物馆。同时，他把手中的另外30多件收藏品也悉数捐赠。其中包括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宋拓《圣教序》等著名碑帖。

宋振庭收藏有一幅元代何澄的手卷《归庄图》。这幅作品取材晋代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所以又名《归去来兮图》，是画家90岁时的作品。当年，为了收藏这幅作品，宋振庭卖掉了自己和妻子宫敏章的手表，才凑够了700元钱，将画作买来收藏，视为家里的珍宝。为了让博物馆的馆藏更加丰富，宋振庭把这幅作品连同五本宋版图书原价转让给了博物院。而当博物馆工作人员郑国带着《归庄图》到北京故宫鉴定时，专家给出的参考价格是1万元。

在宋振庭、张伯驹等人的感召下，阮鸿仪也把家藏的书画珍品拿了出来，如赵孟頫的《种弘书札》卷、《宋元名人诗笺册》、明代孙隆的《花鸟草虫图》卷都捐给了省博物馆。

于省吾先生也找到省博物馆，把自己珍藏的明代马守贞的《兰花图》卷捐了出来。

一时间，吉林省博物馆在全国博物馆界的腰身挺拔起来。

先生们深厚的文化情怀让人们感动，在此过程中，宋振庭功不可没。而对于丰富国家文化收藏的痴心，宋振庭更是终生不渝。十年动乱期间，他在吉林省委一间办公室的墙角垃圾堆里发现了一幅被造反派当作垃圾扔掉的米芾的书法真迹，便装作收垃圾把这幅书法珍品带出来，并妥善保存。十年动乱结束后，他第一时间把这幅书法作品交给省博物馆收藏。

1978年7月，在宋振庭的积极倡议和主导下，吉林省正式成立了省文物局，下设6个直属单位：省博物馆、省革命博物馆、省图书馆、省文物考古队、省考古研究室和省文物店。与此同时，各市县也相应地成立了文物管理机构，吉林省的文博事业初步有了系统的管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