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怡公:八千里路云和月(岳飞《满江红》)
1937年,按照伪满洲国《大新京都市计划》,以伊通河支流兴隆沟为水源,以东南—西北为方向,修筑高10米、长800米的拦河大坝,实施分流制排水,污水入河,雨水入湖,形成总面积200多万平方米的一处风景绝佳的公园,时称“黄龙皇家公园”。这就是今天长春市南湖公园,以拦河大坝走向修建的马路即为今天的工农大路。
吉林艺专坐落在南湖公园东北侧不远处,而学校的南湖宿舍离公园更近。而且,吉林艺专与南湖公园还有更多的缘分。公园里标志性的景点——四亭桥(风雨四亭)的设计就出自曾在吉林艺专任教的阎环之手。
每天,吉林艺专的师生们呼吸着南湖公园飘来的新鲜空气,工作、生活、学习,心情舒畅,心旷神怡,史怡公先生就在其中,他的家位于艺专的南湖宿舍一栋二楼。
1962年的一个周末,史怡公家高朋满座。史怡公摆好了桌子,找出家里最好的宣纸铺上,放好了笔墨,沏浓了茶水……今天,将有贵客光临。
张伯驹来了,潘素来了,王庆淮来了,孙天牧来了,耿际兰来了,卜孝怀来了,青年教师华天章来了……但正式的聚会还未开始,他们还在等着一个更重要的人。大家正闲谈叙话之间,一个大个子脚步匆匆,跨进房门,宋振庭到了。
不管什么时候见到宋振庭,他充满激情的风格都会感染到每一个人。在他“开笔开笔”的连声敦促下,青年教师华天章提笔蘸墨,以宣纸为天地,瞬间勾勒出一块棱角分明的大石。
卜孝怀看罢,突觉有了灵感,站起身来,接过华天章的笔,在大石边补画了一位仕女和一丛兰草,那笔墨之妙,妙在仕女含羞掩面,兰草却跃然欲动。画毕,卜孝怀眼睛看向了张伯驹,张伯驹会意地微笑着,拿起笔,随手画了一株梅花,点映在仕女的边上,然后,把笔交给了潘素,潘素上前迅捷地绘上了一束纤纤菊花。
一幅作品就这样完成了,旁边的孙天牧、王庆淮不停地点头称赞。宋振庭的赞美更具自身的代入感:“你们都是我的老师,我也要拜师学艺啊!”[2]
这只是当年“春游”中人的一个截图,一个艺术生活的画面。而这一个截图或画面却令如今的人们赞叹:艺术家们的和谐相处,交流交融,艺术技能的取长补短,你帮我衬,多么暖心和耀眼,多么让后辈艳羡。
同大家到外面吃过午饭,史怡公赶回家里,收拾好笔墨。回想着上午的一幕又一幕,他觉得精神舒畅,内心充盈。人生的快意一阵又一阵地撞击着自己的灵魂。
史怡公生于1899年,比张伯驹小一岁,他是河北安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迁到北京生活。他擅长中国画,画作主要是山水花卉,在作画的同时,他也精耕于绘画理论。
对青年时代的史怡公影响最大的画家是董其昌。年轻时候的史怡公曾尝试经营小手工业作坊,但几次都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史怡公觉得自己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才能,转而全身心地投入他喜欢的绘画事业中。一开始,他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开起了一个规模不大的美术社,这样既可做些经营,也可专心学画,算是两方面兼得。美术社开起来之后,他平常做些“堆花手工业”,有时间了,就学习绘制水彩肖像画。后来觉得不过瘾,他又开始学习花鸟山水,向纯国画进军。
正在史怡公如醉如痴,渐入境界之时,有人建议他走“文人派”的路子,那样才能登堂入室,走进绘画的大雅之堂。随着与文人墨客、高士名流的接触日深,史怡公也日益督促自己向更高的方向努力。而中国千百年来绘画艺术的最高收藏殿堂当然在北平,史怡公便举家迁往北平。到北平后,史怡公成为故宫博物院的常客,这里不仅让他大饱眼福,更增长了见识,陶冶了情操。
为了更上层楼,史怡公购买了大量绘画书籍,领会什么叫“神乎其技”,什么叫“可以意会,不可言传”,什么叫“书卷气”“士大夫气”“金石气”……
董其昌曾经说:“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欲做画祖,岂可得乎?”正因如此,“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成了史怡公梦寐以求的理想。1932年,他踏上了自己的“文化旅程”。从这一年的春天一直到深秋,史怡公从北平出发,徒步2万余里,用自己的脚丈量了中国的名山大川,用自己的心去体会和感知千百年来古人留下的众多名胜古迹。直到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全都装满了青山绿水,才在10个月后,返回家里,一心作画谋论,慢慢小有名气。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史怡公来到中国美协美术研究所工作,专门研究中国肖像画发展的历史,后出版《古代肖像画的造型法则》。后来,在宋振庭的主持下,吉林省力邀史怡公来长春任职。1961年,史怡公成为吉林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主任。在吉林工作期间,史怡公深入莽莽长白山,创作了代表作《长白山林海》等画作。
真正的文化艺术作品其实来自“行走”。
安下心来,好好想想“行走”这个词在几千年来中国文人身上发生的变化,就能明白一个道理:一代一代人,一茬一茬文化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出类拔萃,不断地推陈出新,不断地前赴后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不断地行走。老子在行走,其经典的著作据说都是在出函谷关时口授出来的;孔子在行走,周游列国,弟子三千,他的思想才被广泛传播;屈原在行走,不但被流放汉北,还被放逐江南,却成就了“辞赋之祖”的美誉;李白、杜甫在行走,令华夏大地豪情万丈、诗意丛生;苏轼、黄庭坚在行走,不但性情超迈,词意高昂,更笔走龙蛇……画家更要行走,看多了江山,懂得了江山,江山才会在心里,才会下笔如飞,潇洒如仙。不爱上那江山,画上的山水哪还有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