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休将白发唱黄鸡（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

对于省吾来说，奔赴东北，是他一生最终的选择。他并没有因为匡亚明的调离而选择放弃，从1955年踏上这片土地，直至1984年去世，他再也没有离开过长春。

几个知己好友见证了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京城赴吉林任教，他们共同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共有6个人，前排左起分别是金毓黻、唐益年、于省吾、顾颉刚，后排左起分别是唐兰、陈梦家。照片上的于省吾安然稳坐中间，满脸平和，虽已年届六旬，却神清气爽，目光坚毅而有力。

金毓黻，辽宁灯塔人，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金石学家、文献学家、考古学家、东北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曾被称为辽东文人之冠，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研究员。

唐益年，唐兰的小儿子，拍照时只有7岁。

坐在于省吾左边的是顾颉刚，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正在担任《资治通鉴》总校勘，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与于省吾拍照时，标点《史记》是顾颉刚手头正在做的工作。

唐兰，浙江嘉兴人，是我国著名文字学家。他在20世纪20年代就精研了《说文》《尔雅》等典籍，30年代著有《古文字学导论》《中国文字学》，对我国古代史有独到的见解。1952年，任中国历史学会候补理事，并调故宫博物院，先后任设计员、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列室主任、美术史部主任、副院长等。1954年起，唐兰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

前排左起：金毓黻、唐益年、于省吾、顾颉刚；后排左起：唐兰、陈梦家（摄于1955年）

陈梦家，中国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在20世纪30年代，曾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一起被称为“新月诗派的四大诗人”。后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

一张照片里，几乎都是某个领域顶尖级的人物。他们共同为于省吾的东北之行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来到长春之后，于省吾被聘为学校历史系教授，他的工作主要有两个：一是继续从事古文字和古文献的研究，二是培养研究生及进修教师。

自从在长春扎根，吉林大学家属区里，就有一盏灯每天凌晨三点左右准时亮起。凌晨起床阅读和写作是于省吾坚持了一辈子的习惯。就在这一盏把夜空撑出一块光明的灯火里，于省吾全身心地以古文字数据为依托，走进商周时代的社会制度与经济生活。也是在这片灯火的照耀下，商代军事联盟、商周的奴隶制、商代的农业和交通、夏商图腾、古代岁时制等一系列研究论文相继发表。还是在这片灯火以及夜的安静当中，于省吾对王国维等大师级人物倡导的研究方法发起冲击。他认为，尽管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即古史研究应该用地下资料和典籍互相参证，这与过去独重典籍的研究相比有了巨大的进步，但仍然没有充分认识到地下资料的重要性。于省吾觉得，要想得出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地下资料与古代典籍就应该有主辅之分，即以地下资料为主，典籍作为辅助，因为没有任何典籍记载能比原封未动的地下资料更可靠。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思考下，于省吾通过对甲骨文所记商人祖先“上甲六示”庙号的系统研究，明确提出中国的成文历史开始于武丁时代所追记的商人先公中的示壬、示癸，确切地说，就是夏代末期，距今约3700年。这一研究成果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又一声巨响。

孤立地研究古文字，只会陷在古文字当中，不会有新的突破。于省吾把对古文字的研究放在社会发展史当中，“从研究世界古代史和少数民族志所保存的原始民族的生产、生活、社会意识等方面来追溯古文字的起源，才能对某些古文字的造字本义有正确的理解，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去正确释读某些古文字数据”（于省吾：《于省吾自传》）。商代后期的《玄鸟妇壶》铭文中的“玄鸟妇”三字，过去被错误地解释为“䲻妇”，即，前两字被认为是一个字，或者被误认为是“鸟篆”。于省吾另辟蹊径，从原始氏族社会中图腾崇拜的角度去研究，同时结合典籍中有关“玄鸟生商”的记载，最终确定正确释读应该是“玄鸟妇”。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做壶的贵族妇人是以“玄鸟”为图腾的商人后裔。这不仅纠正了过去的误释，关键的是，为研究商人图腾找到了实物依据，从而使过去一向被认为是怪诞不经的“玄鸟生商”问题得到了合理解决。

过去，研究者认为，《庄子·秋水》中“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的“礨空”是“蚁穴”的意思，但细究起来，却有诸多不通之处。于省吾经过深入分析后认定，“礨空”应为“螺孔”，从而使众多疑惑一扫而光。

于省吾还陆续考释了许多难以辨认的甲骨文字，中华书局出版的《甲骨文字释林》显示，于省吾共考释前人所未识或已释而不知其造字本义的甲骨文约300字。

有人认为，于省吾在古文字学方面的一系列成就超过了郭沫若。

1896年12月23日，正是隆冬时节，于省吾在辽宁省海城县西15里的中央堡出生。当年的辽宁，虽是大清的龙兴之地，但朝廷影响力日衰，老百姓生活窘迫，社会纷乱，土匪遍地。幸运的是，于省吾的父亲是旧时的私塾先生，家境还过得去，生活也算安稳。7岁时，于省吾入私塾，老师就是自己的父亲。虽然身处兵荒马乱的年代，但于省吾的父亲却要求他努力求学，随着时代的发展，旧式传统教育和新式教育在于省吾身上皆有体现。辗转多年，于省吾随奉天教育会国学专修科并入沈阳国立高等师范，于1919年毕业。短暂地做了几个职务后，1924年秋，才气初显的于省吾被时任江苏督办杨宇霆相中，把他调至身边做秘书。1926年，奉天省城税捐局局长出缺，奉天省省长兼奉天财政厅厅长莫德惠希望于省吾能出任此职，于省吾慨然允诺。

1928年，张学良重建萃升书院，专讲国学。他认为于省吾既有国学的底子，和国学诸老还熟悉，有管理才干，值得信任，就让于省吾做了院监。于省吾发挥自己的长处，前往北京邀请著名国学大师前来东北讲学，后确定王树楠主讲经学，吴廷燮主讲史学，吴闿生主讲古文，高步瀛主讲文选。一时间，萃升书院成为东北国学宣讲的重镇。

然而，时局却急转直下，1931年，于省吾看到形势危急，在九一八事变前夕移居北京。而萃升书院已无法维系，只能停办。此时于省吾全家挂牵的是家中旧藏的30多箱图书。在于省吾父亲的周旋下，这些图书先运到大连，又转至北京。

面对着一箱又一箱为避战乱而来到京城的古书籍和家中其他的古器物，又因为在萃升书院协调各位国学大师讲授国学的特殊际遇，让于省吾对古代器物和古代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开始潜心研究。

当时，已经有大量由罗振玉、王国维等大师级人物整理并刊布的古文字著作，这些著作也成为于省吾阅读的重要文本。王国维等人对文字的考释及一些新的发现让于省吾十分着迷。但也有学者认为，考释古文字跟猜谜差不多，对古文字研究的态度并不严肃。于省吾立志从这方面着手先做一些事情。通过一个又一个实际研究，于省吾发现，作为客观存在的古文字，有形可识、有音可读、有义可寻，只要科学分析文字的点画或偏旁以及它和音、义的关系，寻出每一字横向的同一时期的相互关系，以及纵向的先后时期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则多数古文字是能够被正确认识的。“那种貌袭臆断的旧作风必须坚决摈弃”（于省吾：《于省吾自传》）。在此基础上，于省吾写成《双剑誃殷契骈枝》及续编、三编，还出版了《双剑誃吉金文选》《双剑誃吉金图录》《双剑誃古器物图录》等研究古文字和古器物的专著。

通过深入研究，于省吾发现，以先秦古文字的研究来考释先秦文献，能够解决大量的先秦典籍在长期流传中造成的原文和训释上的大量讹误。从1934年开始，于省吾陆续出版了《双剑誃尚书新证》《双剑誃诗经新证》《双剑誃易经新证》《双剑誃论语新证》《双剑誃诸子新证》等著作。中国近现代著名文字训诂学家、南社诗人胡朴安在《中国训诂学史》中将于省吾推为“新证派”的代表。

工作中的于省吾

因为于省吾对古文字的出色研究，从1929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先后任辅仁大学讲师、教授，燕京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讲授古文字学。

研究古代器物和古文字，一个入门的功夫就是鉴定真伪。如果连真假都分不清，就谈不上引用，研究工作也就无从入手。为了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于省吾搜罗了商代甲骨文、商周时期的古器物共200多件。其中不乏精品：吴王夫差剑、少虡错金剑、吴王光戈、楚王酓璋错金戈，还有秦商鞅镦、秦相邦冉戟，等等。一度，于省吾还以“双剑誃”给自己的书斋定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省吾将自己购买、收藏的古代文物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