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前流水尚能西（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

张伯驹没想到，东北的秋天这样短。1961年10月，刚来长春时，个别的叶片虽已开始飘落，但大部分尚在树上婆娑，中午的阳光照在身上，还有几分炙热的感觉。可是，当宋振庭请他们夫妇二人吃了火锅之后，没过几天，天气却迅速变冷，俨然纯正的冬天了。

只是，张伯驹和潘素的内心却随着冬天的到来变得越来越火热，他们觉察到了这个偏僻省份与众不同的发展氛围，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全部热情都投入到他们熟悉的文化领域当中，为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张伯驹每天都认真阅读省博物馆给他准备的资料和报告，深入了解情况，回到家里也满脑子单位的事情，他在筹划着一件令自己兴奋的大事。潘素则聚精会神地开始了备课。在这之前，潘素从没有迈上过学堂讲台，现在为了给学生们讲授得更加深入和细致，她每一节课都要备课到深夜，并着手写一部包含着自己多年绘画心得的教学方案。

一日，正当夫妇二人在家伏案疾书之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随后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到了夫妇二人的耳朵里：“老朋友开门，老朋友快开门，我来看你们来了！”^[1]这让张伯驹和潘素非常奇怪，听声音好像是他们熟悉的人，可是他们刚刚来到长春，人生地不熟，怎么会有老朋友在这儿呢？

于省吾先生

当张伯驹打开房门时，一下子惊呆了，门前竟然站着自己的老朋友、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张伯驹竟一时语塞。

紧接着，兴奋的张伯驹紧紧握住了于省吾的双手。他大声喊着潘素：“快烧咖啡！快备酒菜！咱们的老朋友来了！”这欢快的声音甚至传到了牡丹街上，让这条寂静的街道瞬间明亮起来。

于省吾，何许人也？他的到来为什么会让张伯驹兴奋成这个样子？

1896年，于省吾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中央堡，毕业于沈阳国立高等师范。后历任奉天萃升书院院监，辅仁大学讲师、教授，北京大学教授，燕京大学名誉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他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他对古文字的考释，一向以考文释义精审周密而著称，特别是在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与考释和古代典籍的考证方面，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之时，于省吾已经是国内研究甲骨文的一流学者，美名扬于海外。郭沫若先生当年写《殷契粹编》，整理和重刊时专门请于省吾校订书稿。于省吾不仅是古文字研究的佼佼者，对书画鉴赏也颇有研究、极有见地，和张伯驹早年就相识，共同的爱好让他们过从甚密。

于省吾怎么也来到了吉林长春？坐在张伯驹的面前，就着潘素做的几碟小菜和醇厚白酒，于老先生娓娓道来。

这还要从时任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校长匡亚明说起。“让我去办一所大学吧！”1954年，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匡亚明再一次向组织上请求。他已经反复表达过，希望此生能为新中国的教育做一点事情。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这个48岁的饱经风霜的“老革命”的申请。当时，匡亚明可以到清华大学任职。可是，当他得知东北人民大学原校长吕振羽已经调走很长一段时间，主持工作的一位副校长身体还不好，只有一个教务长在支撑全校工作后，毅然决定远赴东北。^[2]

此前，匡亚明并没有来过东北，是典型的南方人，1906年出生于江苏丹阳一个寂静的村落。他的父亲有着深厚的国学涵养，给心爱的儿子起名匡洁玉，并给了他良好的童蒙教育。他先后就读于苏州第一师范学校与上海大学，很早就开始用哲学的思维方式思考自己的人生，思考这个看起来有些纷乱的世界。青年时代，他以匡世、匡亚明的笔名先后在上海大东书局《学生文艺丛刊》发表《什么是艺术》《中国哲理观——“中”》两篇哲学论文（孙梦云：《匡亚明：鞠躬尽瘁为教育　尊师重教美名扬》），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先进思想一时被传为美谈。1926年，20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年，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亚明”。

1927年，匡亚明领导了宜兴的秋收起义。1931年，他参与出版中共沪东区《前进报》，与邓中夏开始了密切的合作。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四次被捕入狱，但从未改变革命气节。他历任中共江苏省徐海蚌特委宣传部部长、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社会部政研室副主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大众日报》社长及总编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历任华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1955年5月，正是长春微风吹面不寒、绿叶刚刚从枝头冒芽的好时节。特别是在那幽深的街巷当中，行行杏花开出粉红色的花朵，让这座北方的城市忽然艳丽起来。在空气中弥漫着湿润气息的美好春光里，身材高大、额头宽阔的匡亚明来到了位于解放大路北侧、斯大林大街（今人民大街）西侧的东北人民大学校园，任校党委书记兼校长。

匡亚明先生

刚一上任，他就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坦言：“学校没有校长可以，没有教授就办不成。标志一所大学的水平，是教授的数量与学术水平。”立志要“办一个像样子的大学”的匡亚明首先想到的是“像样子的老师”，雄心勃勃的他把眼光对准了北京，他要挖一挖北京的墙脚。于省吾就是他垂青的一块藏在京城的价值连城的“美玉”。

此时的于省吾对外的身份是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但基本是闲职，平常并无太多事情可做，大量时间就是在家中从事一些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

然而，面对匡亚明的邀请，于省吾却礼貌地拒绝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世界是令人陶醉的甲骨文，是美妙绝伦的金文，是浩如烟海的古籍，是精美细腻的古代器物。他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繁花落尽，他并不期望人生再有什么转折。

但匡亚明并不气馁。一次不行，再来一次。他带上主管人事和组织工作的副校长佟冬去北京，直奔于省吾的家，目的非常明确，还是要请他出山。匡亚明把自己到东北办大学的所思所想一股脑儿全都告诉了于省吾，与他真诚交流自己的教育主张。于省吾静静地听着，有时也热烈地回应，并对他的思考给予肯定。但遇到决定去留的紧要关头，于省吾总是有节制地把话收回来。一次长谈结束了，匡亚明再一次失望地离开了于省吾的家。

让于省吾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匡亚明又来了。仍然是那个劲头，仍然把东北描绘得像花儿一样好，仍然反复告诉于省吾，在那里，对于他情有独钟的事物的研究都可以得到满足，甚至会更加深入，而且，也许那里的天空会让于省吾觉得更加广阔，阳光更加明媚，风吹得更加温婉。于省吾被眼前这位校长感动了，这可是像当年刘备请诸葛孔明出山一样，三顾茅庐啊。

终于，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于省吾对匡亚明说出了犹豫多时的话，是他去东北应聘的几个条件：一是不给本科生上课，只带研究生，二是不参加系里的一般会议，三是配一个助手。“没问题！”匡亚明欣然应允。

于省吾二话不说，打点行装，奔赴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