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谁道人生无再少（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

就在耿际兰到张伯驹在北京的家中商议来吉事宜、张氏夫妇慨然应允之后，潘素把自己关在画房，用一幅丹青抒发自己的思绪和情感。画面上有山峦起伏之苍远，有茫茫秋水之波光，有夕阳余晖之染抹，有秋风瑟瑟之离途，有枝头叶片之残绿，有精小房舍之凄迷，有野草闲花之怜己，有白云飘荡之天涯。

当这幅被潘素命名为《秋风别意图》的画作带着墨香捧到张伯驹的面前时，老先生在自己心爱的女人营造的无限寥廓的秋空里，看到了大宋的道君，看到了大清的流人。他后来在《春游词》自序中写道：“词人先我而来者，有道君皇帝、吴汉槎。穷边绝塞，地有山川，时无春夏。恨士流人，易生离别之思……”

因了《秋风别意图》，张伯驹作《浣溪沙》四首，题记为“将有鸡塞之行，题秋风别意图”。所谓“鸡塞”，即指吉林，因为过去曾称吉林为“鸡陵”，满语，“江岸”之意。词曰：

野草闲花半夕阳。旧时人散郁金堂。如今只剩燕双双。

明月仍留桃叶渡，春风不过牡丹江。夜来有梦怕还乡。

马后马前判暖寒。一重关似百重关。雪花飞不到长安。

极目塞榆连渤海，回头亭杏望燕山。归心争羡雁先还。

自把金尊劝酒频。骊歌一曲镇销魂。回思万事乱纷纷。

镜里相看仍故我，人间哪信有长春。柳绵如雪对朝云。

时盼南云到雁鸿。还将离恨寄重重。孟婆何日转东风。

万里边关鸡塞远，百年世事蜃楼空。天涯人影月明中。

当初，高朋满座，往来无白丁，多少欢歌笑语萦绕，可是现在，只有夫妇二人日夜相伴，亲朋好友都不敢来了。将来，明月还会年年岁岁照在自己的故乡，可是自己却要到春风都吹不到的地方去了，如果梦到还乡，得多么心碎，还是不要梦到好了。

对长春、对未来的不确定，让张伯驹慨叹。或者怕太过伤情，夫妻二人直至当年中秋之后才启程赴吉。而且，他们并没有抱着在长春住很久的打算，他们觉得，也就是来长春教几个月书罢了。可到了长春，张伯驹却发现，这里可以不必天天“马后马前判暖寒”，虽人在“天涯”，却不只他一个影子，陪他的人不仅多，而且格调还不低。

就在确定了张伯驹到省博物馆负责书画鉴定工作之后，没过两天，宋振庭又来了，这回是把张伯驹夫妇请到了位于人民广场东侧的省宾馆吃火锅。

当一片一片羊肉下到热气腾腾的锅里，人的血液好像也跟着热了起来。畅快的交谈使张伯驹觉得眼前的这个省委宣传部部长已经是一位贴心的朋友。张伯驹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说，宋振庭对他讲：“你过一段时间回北京把户口转到长春来吧，在这里安心工作，摘右派帽子的问题慢慢解决。”（张伯驹：《我与宋振庭》）

真的能给自己摘掉右派的帽子？这可是件大事，宋振庭能运作成功吗？虽然对人生命运起伏“无可无不可”，但张伯驹还是心中一动，毕竟这帽子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

安排张伯驹到省博物馆工作，但因为他是右派，不能在领导岗位任职。宋振庭找来时任省博物馆副馆长王承礼说，张伯驹的右派问题不要到处说，内部掌握就行了，看能不能给他先设个既不违反要求，又能发挥他特长的位置，将来解决了他的右派问题之后，再行新的安置。王承礼经过认真考虑，在博物馆专门为张伯驹设了一个“副研究员”的岗位。他还遵照宋振庭的指示，把张伯驹的工资定为每月159.5元。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数目，普通职工工资每月30元左右。

转眼，1962年的元旦到了，这是张伯驹夫妇来到关外的第一个节日。酷寒的天气，加上孩子又不在身边，熟人亦少，夫妻二人显得有些孤苦伶仃，寂寞伴着寒凉，一阵阵侵袭着身体。就在此时，宋振庭专程上门相邀，请夫妻俩到家中做客，共度佳节。把右派当成贵宾，不仅以礼相待，还要设筵相请，宋振庭的行为温暖着张伯驹夫妇的心房，那种感动是无以言表的。

1962年，张伯驹夫妇终于迎来了他们人生的另一个春天。经过宋振庭等相关人士的努力，吉林省委有关部门做出决定，摘掉张伯驹的右派帽子。没有了右派的名号，可以正大光明地安排张伯驹的职务了。

宋振庭和省文化局局长高叶的意见一致，让张伯驹做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此时，省博物馆没有馆长。省文化局局长高叶把已经做了多年博物馆副馆长的王承礼约到家里谈话，希望他能理解这样安排的初衷。（吕长发：《张伯驹夫妇与吉林之情缘》）

1962年6月25日，宋振庭亲自给王承礼写信，在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张伯驹此人是带有封建性的知识分子，他有一定的才能，用得得法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我和他接触，主要是想团结他，并从了解一些问题的目的出发，重要的是，多争取一点人才来吉林。”（宋振庭：《写给王承礼的信》）

王承礼并没有让宋振庭和高叶等人担心。他对张伯驹一直非常尊重，充分发挥了张伯驹的优势，工作上有很好的合作，同时，对张伯驹在生活方面的照顾也非常周全。虽然职务位列张伯驹之后，但王承礼把张伯驹做不了、不擅长的日常管理工作井井有条地抓了起来。他们的密切合作让吉林省博物馆在全国迅速声名鹊起。

刚来长春时，张伯驹与潘素住在省艺专的南湖宿舍，条件一般。1962年，在宋振庭的过问下，有关部门在当时东北文史研究所的宿舍给张伯驹安排新居。宋振庭生怕哪一个细节有疏漏，所有的小事都想到了，甚至买什么样的沙发，安什么样的电话，都有具体指示。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方面的“小安排”，无疑在张伯驹和潘素的心里荡起滚滚波澜。

张伯驹早年间曾和京剧大师余叔岩学习余派戏，并得到余叔岩的亲传。宋振庭指示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王充专门录制张伯驹所演唱的余派戏，还让他给省戏曲学校写《京剧音韵》，给京剧演员说戏，为省京剧院整理剧目《定军山》。张伯驹的书法极有特色，是一代书法大师，宋振庭就安排他给艺专的学生教授书法，开设“书法欣赏”讲座。在长春期间，张伯驹成为吉林省文联常务委员、吉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吉林省政协列席代表。（吕长发：《张伯驹夫妇与吉林之情缘》）

1962年，张伯驹与潘素做出了他们人生中又一个重要决定，把户口从北京迁到了长春。此前，他们并没想在这里待很久。对于这一点，张伯驹在1971年10月26日给周恩来总理写的一封信里有过叙述，此信收录在《张伯驹先生追思集》中，信中写道：“一九六一年夏，吉林省委宣传部约我夫妇去吉林艺专讲授国画，原拟三个月或半年而归……”

这一决定，意味着两位老人想终生与这座城市相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