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的提出。    

     “一国两制”运用于香港问题的解决。    

     围绕香港问题的中英之间的较量。    

   通过外交谈判并以“一国两制”方式解决港澳回归问题，这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作出的新贡献。香港和澳门如期回归祖国，开创了港澳两地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纪元，中国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  

       “一国两制”的提出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  

   “一国两制”的提出首先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  

    实现祖国统一有和平与非和平两种方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早就考虑和平方式统一祖国。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就曾表明和平统一的意向。1974年10月2日，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会见台湾同胞、海外华侨时也说道：解放台湾有和平方式和非和平方式两种，即使台湾解放，我们也不会把大陆的政策搬过去。  

    1979年1月1日，邓小平出席全国政协举行的迎春茶话会，他在会上说，今年的元旦有三大特点：一是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了；二是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三是台湾和祖国大陆的和平统一问题已经提到了具体的日程上来。也就是在这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与此同时，长达几十年之久的炮击金门等岛屿的行动画上了句号。随后不久，正当中国人民欢度新春佳节时，邓小平出访美国，1月30日，他向美国参、众两院解释中国政府对台湾的主张时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这表明，邓小平在确定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时，已经有了“一国两制”的初步设想。  

    两年后，即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身份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九点方针政策。次年1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一位海外朋友时又说，“叶九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从此，“一国两制”的概念开始正式使用。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又就此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这天他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指出：  

    “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  

       “一国两制”运用于香港问题的解决  

    邓小平在提出以“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还说道：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我们正在逐渐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澳门也属类似的问题。当然，台湾问题是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事情，是内政；香港、澳门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中国和葡萄牙之间的事情，是恢复行使领土主权的问题。两者有很大的不同点。  

   1997年6月30日，英国在香港的租借期满，中国届时将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随着这个日期的日益临近，从70年代末英国就不断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逐步成熟。  

   1975年时任英国首相的希思访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会见了希思。当时希思曾问毛泽东将来如何解决香港问题。毛泽东说，反正要到1997年，还早哪，还是年轻人去管吧。  

    1979年3月下旬，英国驻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访华，向中国政府提出香港问题。3月29日，邓小平接见了麦理浩爵士，阐述了中国政府的方针：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将来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前提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我们将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处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而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请所有外国投资者放心，怎么变都不影响外国投资者的利益。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明确表示我们将以“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  

    1982年4月，英国前首相希思访问中国时又向邓小平提出香港问题。他说，现在离1997年只有15年的时间，你是如何考虑在这期间处理这个问题的？因为很多人都要在香港投资，怎样才能使投资者不担心呢？邓小平明确回答：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到时要收回主权。同时指出，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的中国人管理香港。  

   这样，英方经过多次试探，决定就香港问题同中方进行正式谈判。这就是不久后开始的国际社会所说的“摄人心魄的反复较量”。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中英两国政府高层决策者开始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接触。这位被称为“铁娘子”的英国首相，带着大批智囊谋士、新闻记者前来，是为举世瞩目的香港问题寻求答案的。因而，她的到来，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9月24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就解决香港问题向撒切尔夫人摊牌。邓小平坦诚地对撒切尔夫人说，香港“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并说：“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  

    撒切尔夫人对此并不意外，但试图反击。她认为，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邓小平平静地回答，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作出决策”。接着，邓小平严肃指出：我担心今后十一年过渡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制造这些混乱的主要是英国人。希望英方不要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最后，双方商定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进一步磋商。  

    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会见后的第二天，她告诉英国广播公司电台记者戈登·马丁说：“我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是友好的，我们承认有分歧，但是我们共同的目的大于分歧”。同时，她还向全世界表示，中英双方本着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高层会晤后通过外交途径继续进行商谈。  

   此后，中英双方开始了一系列的谈判。谈判共进行了22轮，直到1984年9月结束，历时两年之久。而在这期间，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更加趋于成熟。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同访问中国的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曾经担任国务卿的布热津斯基谈话时说道：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方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可以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还不同，香港是自由港。  

   1984年5月18日，“一国两制”的提法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方针的概括性语言。  

       围绕香港问题的中英之间的较量  

   中英关系中的首要问题是香港问题，要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必须首先回顾一下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提起、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按时间划分，中英关系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82年至1992年为第一阶段；1992年到1997年香港回归为第二阶段。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华访问时，中国政府向她正式提出关于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香港的决定。邓小平当时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指出：“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中英“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英国“应该赞成中国这个决策。中英两国应该合作，共同来处理好香港问题”。  

    1997年10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后的第一个国庆日，这天，香港处处飘扬着五星红旗。    

   谈判历时两年。从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访华至1983年6月，双方主要就原则和程序问题进行会谈；从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由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具体实质性问题进行了22轮会谈。  

    当时由于英方一度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及“主权换治权”的主张，曾使谈判难以进行。为此，邓小平再次告诉英方，如继续坚持上述错误立场，中国将于1984年9月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会谈最后还是以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港人治港和现行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原则进行。1984年12月中英双方最终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这一声明的签署为全面解决香港回归与平稳过渡问题奠定了基础。  

    随后，中国开始着手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从1985年7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到1990年4月正式通过《基本法》，总共历时4年零9个月。两国外长在《基本法》即将颁布的时候，在7封近万字的信件往来中曾就香港1995年选举，包括立法局分区直选数目等香港改制发展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在原则上达成一些谅解和协议。英国前外相杰弗里·豪公开赞扬说，“我们能在基本法这份中国宪法文件中获得95%我们熟知的法制，可算是奇迹”。  

   可以说，1982年以后的几年间，中英双方在香港一些重大问题上有过较好的磋商合作，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土地委员会的工作也取得不少成果。  

   但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英方错误地分析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改变了对香港的政策，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了与中国政府不合作、甚至对抗的态度，从中英联合声明的立场倒退。  

    鉴于英方的不合作态度，中国政府明确宣布：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广大爱国爱港同胞，一定能够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按期恢复行使主权。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扎扎实实的准备工作。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尤其在一些跨越1997年的大型基建项目方面，例如新机场及有关工程的建设，中国政府为维护港人的长远利益，保持香港的长期稳定繁荣，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尽管英方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中方仍然希望英方能“减少麻烦，多做实事，增加合作”，并在一系列问题上主动推动英方回到合作的轨道上来。  

    在中方的一再努力下，英方表示了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1995年3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作为外交学会的客人访华，随后，前首相希思来华出席中国国际经济论坛1995年会议。5月，英国当时的贸工大臣赫塞尔廷应外经贸部部长吴仪的邀请也访问了中国。英方在与中方合作的问题上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使一些有关平稳过渡的问题如香港终审法院和新机场财务安排等问题达成协议，受到各方的欢迎。  

    1999年12月19日晚，北京市人民迎接澳门回归祖国联欢晚会在天安门广场澳门回归倒计时牌前举行，庆祝中华民族的这一历史盛事。    

   1995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的钱其琛访问英国，并在访问中会见了梅杰首相、赫塞尔廷副首相等英方领导人，同里夫金德外交大臣进行了会谈。双方就包括香港问题在内的双边关系和共同感兴趣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钱其琛的访问使中英关系在经历了曲折历程后，走出低谷，对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1996年初，里夫金德外交大臣应钱其琛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访问期间，江泽民和李鹏分别会见了里夫金德，钱其琛还同他举行了会谈，就双边关系和香港问题等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双方都表示重视中英关系。英方表示“与中国建立长期的、基础广泛的关系是英国明确的战略取向”，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1997年7月1日，历经坎坷与沧桑，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香港回归的示范效应下，经过努力，1999年12月20日零时零分，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