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陷入僵局。
为了对付苏联,美国需要再次打“中国牌”。
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
艰苦谈判,达成协议。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在外交上作出了两个决断:一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一是实现中美建交。
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陷入僵局
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但因为台湾问题,中美未能建交。1973年2月,尼克松派基辛格访华,向中国方面表示,美国打算削减在台湾的军事力量,并准备在尼克松第二届任期的后两年用“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然而,“水门事件”引发的政治危机,束缚了尼克松的手脚,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正常实施,从而加大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难度。
1974年4月,邓小平利用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的机会,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基辛格搪塞说,美国正在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尚未想出办法来。对此,邓小平不失分寸地表示,中国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此时,地位不稳的尼克松已失去了往日的魄力,不敢在台湾问题上迈出大的步子,因为他不希望得罪国会中那些与台湾关系密切的议员,这些议员曾是他的主要支持者。不仅如此,尼克松为了避免招那些亲台势力的攻击,还开始加强美国同台湾的关系。
1974年8月,尼克松辞去美国总统之职。水门事件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继任总统福特在其就职的时候说:“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使我们感到不安,使我们感到痛心。”虽然福特总统上任后一再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变,美国将“继续信守上海公报的原则”。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由于共和党在水门事件中大伤了元气,他所领导的政府从一开始就处在一种软弱无力的地位,根本不敢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松动。
1974年10月21日,美国新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飞抵北京,在谈到妨碍美国和中国最终建立外交关系的台湾问题时,他说:“就此事的紧迫性来说,就此事是否需要大大加速进行来说,我认为我们有很大的余地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考虑和这个国家的政府的考虑而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并不十分忙。”但他又说,我们愿意看到中美关系“继续改进”。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拖的方针,以维持中美关系的现状,构成了福特总统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由此陷入了僵局。
卡特政府的探索
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上台后,开始寻找解决台湾问题的新途径。同年6月30日,卡特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美国的对华政策时说,他希望美国能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一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而又仍然保证台湾人“维持和平生活”。为此,他决定派遣国务卿万斯对中国进行一次“探索性”的访问。
1977年8月23日,万斯在北京同中国外长黄华举行正式会谈。万斯说:只要我们能够寻求一个基础,不致危害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并能使美国同台湾非正式的接触得以继续,那么,总统就准备使美中关系正常化。上海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因此,我们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万斯代表美国政府声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条约即将“终止”,美国将从台湾全部撤走其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但是万斯提出,中美建交后“必须通过一项非正式协定,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万斯解释说,这种人员不具有外交人员性质,也没有国旗和政府印鉴等大使馆的特征或权利。万斯还表示,在适当的时候,美国将公开声明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不发表对美国政府声明的声明。万斯的这个方案与中方的要求仍有较大的距离,没有为中方所接受。黄华坚持中国关于中美建交的三项基本条件,并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
8月24日,邓小平会见了万斯一行。邓小平认为万斯所阐明的美国立场,是从上海公报后退。这次中美会谈虽然没有能够就台湾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对双方熟悉和了解对方的立场是有帮助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国政府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较大让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1978年春,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出现了新的转机。
首先,是由于美苏关系出现了波折。苏联利用“缓和”稳定了西线,又开始向非洲渗透。这就向美国提出了一个问题:苏联利用第三世界的地区纠纷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与美国所指望的固定世界现状的缓和原则是相容的吗?
其次,是由于苏联这几年核力量有迅速增长的趋势,而在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中却没有体现出诚意。美国国内的舆论中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观点认为,苏联因“缓和”单方面获了利,而美国却吃了亏,从而对美国的对苏缓和政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这种情况促使美国政府重新关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
最后,中国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开始重提“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准备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于美国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1978年5月17日,卡特对即将访华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下达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指令:“美国的决心已下”,已经准备积极协商向前推进,消除正常化的各种障碍。卡特让布热津斯基“不妨非正式地向中国人表明,美国正在打算在今年进一步减弱它在台湾的军事存在”,最为重要的是,卡特授权布热津斯基转告中国方面,美国接受中国关于正常化的三项条件(断交、废约、撤军),并重申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以前声明的五点。但是,接受中国的三项基本条件并不妨碍美国坚持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美国将保留向台湾提供武器的权利。卡特指示布热津斯基应当向中国申明,美国将坚持这些条件,并探讨若干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由于有了这份条件明确的指示,美国总统特使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5月下旬访华,向中国方面表示,美中关系是美国全球政策中的一个中心环节,美国政府已下决心要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但希望(而非作为条件)在美方作出期待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显地遭到中国的反驳,这样美国国内的困难将更容易解决。对此,邓小平回答说,双方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美方接着提议,双方下个月开始就中美建交问题进行高度机密性的磋商。邓小平代表中方接受了这一建议。
艰苦谈判,达成协议
从1978年7月起,中美开始在北京举行建交秘密谈判。
经过多次谈判,中美双方的立场有所接近。1978年11月初,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在与黄华的会谈中,提出了美方拟定的建交公报草稿,其中建议把1979年1月1日作为中美正式建交的日期。在这之后由于黄华外长生病,中方改由韩念龙代外长与伍德科克举行谈判。中国也提出了一份建交公报草案,其中含有同意以1979年1月1日或3月1日为正式建交日期的内容。
这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要求中美两国领导人抓住时机,早下决断。
当时由于中越关系急剧恶化,苏越又签订了同盟条约,中国已在考虑对在边境不断挑衅的越南采取惩罚性的有限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牵制苏联,中国需要加强同美国的关系。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就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为随即召开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至此,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已经巩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已如箭在弦。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需要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而美国也迫切希望打进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中国市场。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中美尽早完成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心。
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78年12月15日会见了美方代表伍德科克,并与他就建交公报草案进行了讨论。鉴于美国要求于1979年底按条约规定期满“自动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邓小平要求美方在该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要再向台湾出售武器。邓小平还代表中国方面爽快地接受了卡特总统请他访问美国的正式邀请。这意味着历时半年之久的中美建交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这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邓小平和卡特总统的决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7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印发的中美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号外
从1978年7月到12月,中美双方进行了近半年的艰苦谈判,最后达成以下协议:
一、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
三、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
从中美双方达成的协议来看,两国都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在达成上述协议的基础上,中美两国于1978年12月16日(美国时间12月15日),共同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同一天,中美两国还分别就台湾问题发表政府声明。
美国政府的声明指出:1979年1月1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美国政府还声明,在4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的军事人员。“今后,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机构,也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美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以变通的方式基本上满足了中国一再坚持的“断交、废约、撤军”的建交条件。这是值得肯定的。但美国政府声明,它将“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这又为其以后再度插手台湾问题留下了一个伏笔。不过,美国政府单方面的这一声明对中国没有任何约束力。中国政府在同一天的声明中对此作出了相应的回答。
中国政府的声明指出:台湾问题曾经是阻碍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根据上海公报的精神,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这个问题在中美两国之间得到了解决,从而使中美两国人民热切期望的关系正常化得以实现。至于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这段话既肯定了中美两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又针对美方声明“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恰当的回答。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所倡导的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扩大了,中国的外交基础由此更加巩固,这对于当时苏联的扩张势头和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起到了有力的遏制作用,对维护和加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美关系正常化也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中美关系从此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着联结两国关系纽带的恢复,两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乃至军事上的交流与合作,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这不仅为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为美国重整国力赢得了时间和回旋的余地。这对于中美两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79年1月1日,随着新的一年的来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这两个大国正式建立起全面的外交关系。在此前一天,台湾当局的“国旗”在数百名面色阴沉的观众面前,从台湾驻美“使馆”最后一次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