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纲治国”的思路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思路。    

     中央工作会议突破原定议题，开始了各种观点的直面碰撞。    

     邓小平：现在国际上就看我们有什么人事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    

     邓小平重要讲话起了关键的主导性的作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百业待举，面临一个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此时，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组织等各个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使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种要求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平反冤假错案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真理标准讨论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的改革、对外开放、调整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两种不同思路的交锋  

    粉碎“四人帮”以后，对于尽快结束内乱，稳定局势，发展经济，党内外并没有多大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如何看待“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在这个“纲”之下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并由此涉及在这些运动中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又不能不触及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党内存在着不同的思路。  

    一种是“抓纲治国”的思路。这里的“纲”是指以揭批“四人帮”为纲，但在实质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思路，是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在毛泽东生前定下的“三七开”的框架内，部分地对“文化大革命”实践上的某些错误进行有限的纠正，而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政策和主体部分的实践则极力维护，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则不许触及。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于是就有了“两个凡是”指导方针的出笼。  

    另一种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思路。这种思路，要求既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指导党和国家的工作，又实事求是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从解决重大冤假错案入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进而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这两种思路的交锋，不可避免地在诸多问题上表现出来。  

    尽管障碍重重，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毕竟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进展，党和国家的工作毕竟在徘徊中前进着。这主要是三个方面努力的结果：一是人民群众的作用；二是理论界和新闻舆论界的推动；三是中央高层领导人的作用。总的来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关系中国未来发展走向的问题，都已经过比较充分的争论和酝酿，并在相当程度上开始了实践的过程。各种不同意见在争论中越辩越明，不同思路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变化，新的抉择已摆在全党特别是党中央的面前。在这种背景下，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性转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中央工作会议突破原定议题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11月10日举行开幕会，13日、25日各举行一次全体会议，12月13日举行闭幕会。在闭幕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先后讲话。其余时间，按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地区划分为六个组进行讨论。闭幕会后，又讨论了两天，直到12月15日会议才结束。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既是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的延续，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会议讨论了若干重大问题，为紧随其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1978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11月10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开幕会。这是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出席了会议。邓小平副主席因出国访问未到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  

   中央工作会议的原定议题有三项：一是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二是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开幕会后，各组开始讨论华国锋在开幕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由此，开始了各种观点的直面交锋，使原定20天的会议拖至36天才结束。正是这项议题的增加，引发了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的讨论，从而改变了会议的主题。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了七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  

   在讨论中，许多人认为，工作重点转移是必要的，但是，目前还有大量的遗留问题，如：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还没有澄清；许多重大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等等。  

    会上一开始还存在将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回避的问题。因此，与会者表示不能满意。在讨论中，也有少数同志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错的，但并不是每个具体阶段都要这样提。现在重点转移了，可不可以提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纲？还有人认为：搞四个现代化这本身就有阶级斗争，是和阶级斗争分不开的，两者是可以统一的。有人认为仍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一起抓。有人甚至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些议论，反映了在工作重点转移的指导思想上，有些同志还没有从过去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中走出来，还需要提高认识，转变观念。  

   （二）关于农业问题  

   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已印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78年11月9日讨论稿）、《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1978年11月9日讨论稿）。  

    与会者在讨论中，对会议准备的文件和有关领导的说明都不满意，认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的内容不够实事求是，没有揭露农业存在的问题，没有很好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没有纠正过去“左”的指导思想和做法，也没有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因此需要修改或重写。有的同志分析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人民公社的许多问题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一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与会者强烈要求修改和重写两个农业文件。  

   （三）关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11月11日，从讨论一开始，许多与会者围绕工作重点转移，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于党内外普遍关心的天安门事件，几乎各组都提出了尽快平反的要求。在这些发言中，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影响最大。他实事求是地介绍、评价了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和天安门事件问题，以及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的问题，并提出中央专案组所管的党内部分专案应移交中央组织部，提出中央应当在适当时候对康生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陈云提出的问题，都是这时党内外关注的重大问题，归根到底涉及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一根本问题。他的发言在简报上登出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各组发言的重点也集中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上来。  

   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华国锋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平反，并就“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和地方遗留下来的比较重要的若干问题，作了答复。  

    对于与会者提出的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要求，以及更深一步澄清和纠正历史上的“左”倾错误的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表示要认真听取并研究大家的意见，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在适当的时候重新作出评价，重新作出审查和处理，目前尚不宜匆忙作出结论。  

   （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党的思想路线问题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中，并没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内容。但是，会议开始后，不少与会者在发言中涉及这场讨论，并对“两个凡是”的提法，以及《红旗》杂志对这场讨论一直不表态和中央宣传部的压制态度，提出了批评。由于与会者的兴奋点和注意力集中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面，因此讨论并不热烈。真理标准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话题，是在11月25日的全体会议之后。  

   此时，发生在会外的一件事情，成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再起风波的重要原因。  

    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消息公布后，北京等城市出现一些群众集会和大、小字报，在表示拥护的同时，也要求追究压制解放思想、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的领导人的责任。有的还提出了全盘否定毛泽东的要求。11月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反映的汇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了重要谈话。邓小平在谈话中说：“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反映强烈，大家很高兴，热烈拥护，情况是很好的。当然也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要积极引导群众，不能和群众对立。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  

    邓小平的谈话没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传达，但有很多人得知了谈话的精神。与此同时，会上也发生了一件事情。11月27日，一位同志发言，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提出不同看法，不赞成把这场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不赞成已见诸多种报刊的“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口号。他的发言在简报上登出后，遭到与会者的批评，掀起轩然大波。  

    11月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正式表态后，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部门负责人认为再也顶不下去了，只好出来表态。他们在发言中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为自己辩护。这也引起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不满，纷纷发言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评和帮助。  

    许多与会者还指出：我们不能把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维护毛主席的旗帜对立起来，更不能以此来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辩护。要把维护毛主席的威信和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统一起来，在肯定毛主席的伟大功绩的前提下去处理遗留问题。坚持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只能增添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在大多数与会者的批评帮助下，一些曾对这场讨论的意义认识不足的人先后有了转变，一些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作了自我批评。  

   （五）关于改革开放问题  

   这次会议使会前关于改革开放的酝酿进一步具体化，正式作出改革开放决策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是，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讨论，其深度和广度比起政治和思想领域来说相对要弱一些。这一方面与当时的认识水平有关，另一方面与没有来得及认真讨论有关。  

   （六）关于组织问题  

   在华国锋宣布的会议议题中，没有人事问题，但随着与会者的注意力集中到历史遗留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陆续揭发出个别中央领导人和部门负责人的错误。这样，人们自然地想到了人事调整问题。  

    与此同时，中央领导层也在考虑这个问题。鉴于与会者的注意力仍集中在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错误上面，邓小平及时地给以明确的引导。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邓小平说：现在国际上就看我们有什么人事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好多外国人要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12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的打招呼会议上讲话。邓小平再次指出：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对“文化大革命”问题，现在也要回避。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在以后的讨论中，与会者普遍赞成只加人、不减人的方针，各组提名的人选也比较集中起来。12月11日，会议秘书组还印发了中央组织部提出的《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问题的请示报告》及《中央纪委候选人名单（草案）》。12月12日，各组讨论了《中央纪委候选人名单（草案）》，在作个别增补后，基本上同意了这个名单。  

   （七）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方针问题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不仅引导了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和方向，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正确的指导方针。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没有再发表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全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起了关键的主导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1978年12月18日晚，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开幕会。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  

    由于会期较短，开幕会后，各组采取了集中时间阅读文件的办法。随后，各组进行了讨论。分组讨论的内容，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央委员以发言等形式向未参加工作会议的同志介绍情况；二是对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发表意见，对全会要增补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发表意见，对中央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发表意见；三是同中央工作会议一样，对工作重点转移、“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康生的错误等问题发表意见。还有一项内容，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草稿提出修改意见。  

    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普遍赞扬几天前闭幕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认为会议真正恢复和发扬了毛泽东生前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始至终坚持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相信中央工作会议的好会风，定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扬光大，使这次全会在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取得更大的成果。  

   与会者讨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农业问题两个文件、1979年和1980年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健全民主与法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等重大问题，并建议以中央全会的名义作出郑重的决定。  

   对农业问题两个文件，不少人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在讨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候选人时，各组同意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并建议增加王建安为候选人。  

   12月22日，各组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1日稿）。公报此前经过三次修改，终于在全会闭幕的最后一天，送到与会者的手中。与会者经过讨论，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委员们举手一致通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12月22日晚，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闭幕会。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出席会议。华国锋主持了会议。  

   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并确定这两个文件先传达到县级，广泛征求意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集中修改意见，报中央定稿后，由中央正式发文件。  

   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这个文件由国务院正式下达，并确定传达范围。建议国务院在修改后提交明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  

   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央政治局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再作些修改，然后在12月24日发表。  

    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选举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等9人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  

    全会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王从吾、刘顺元、张启龙、袁任远、章蕴（女）、郭述申、马国瑞、李一氓、魏文伯、张策等11人为副书记，并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委员85人。宣布选举结果后，陈云发表了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