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逐渐察觉并首先提出“四人帮”的问题。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    

     华国锋、叶剑英等周密部署，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首先提出“四人帮”的问题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大会通过的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负责起草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没有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仍旧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  

    中共十大选举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虽然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但同时，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也得以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叶剑英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据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回忆，毛泽东当时对十大政治局的成员，尤其是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是寄予了希望的。  

   当然，江青集团的政治地位虽然由于十大的召开得到了巩固，但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也逐渐暴露了，并且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据吴德回忆，毛泽东发现、批评并提出解决江青宗派集团的问题，有过多次指示。他记得比较清楚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说他要到外地去休息，向政治局请假。之后，毛泽东批评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泽东接着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毛泽东指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一次，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内点明了江青等人的宗派问题。  

   第二次是1974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对江青干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批评。  

   1974年10月，毛泽东批评王洪文：“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那时，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1月12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提议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任副总理，迟群任教育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毛泽东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江青不听劝诫，又托王海容、唐闻生去长沙转达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她提出：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报告了江青的意见以后，毛泽东一下戳穿，尖锐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泽东提出朱德任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任副委员长，周恩来继续任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张春桥安排在邓小平之后。毛泽东对王海容、唐闻生的这个谈话，经毛泽东批准在政治局传达了。  

   第三次是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并且说明他们是“四人帮”。  

    毛泽东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泽东还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一次，毛泽东虽然说问题不大，但却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指示，即不论时间多久，也要解决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央政治局在5月3日以后，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大多数的政治局同志点名批评了“四人帮”。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他对“四人帮”的批评和削权，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76年清明前夕，北京近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和朗诵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天安门广场成为全国性抗议运动的中心。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活动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  

   7月6日，朱德逝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大地震。  

   9月9日凌晨，毛泽东逝世。  

    据吴德回忆，9月9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住所（中南海游泳池处）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泽东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华国锋没有理会江青的无理要求。江青闹得太厉害，会议没法讨论问题了。后来，与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这样，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毛泽东逝世以后，江青每天都到毛泽东的住地，同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纠缠，要张玉凤将替毛泽东保存的文件、档案交给她。在她的多次纠缠下，有两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被她拿走了。汪东兴知道后，要回了被江青拿走的谈话记录稿，顶住了江青的胡缠。后来，中央决定将毛泽东的文件、档案封存。江青对此极为不满，同华国锋大吵大闹。  

    从1975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病重，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由毛远新以“联络员”的身份列席政治局会议，将会议情况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逝世后，“联络员”的任务没有了。毛远新给华国锋写信，提出要回辽宁自己工作的岗位。华国锋接到信后，征求了江青的意见，江青当时没有反对。  

    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通报了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事，“四人帮”一致反对。张春桥首先提出毛远新应留在中央，为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做准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都支持张春桥的意见。江青还提了一条理由，说毛主席的文件、书信别人整理不了，处理毛主席家里的事情也离不开毛远新。华国锋说：毛远新现在还是回辽宁，将来中央开会，如果需要他参加工作，到时还可以再来。除“四人帮”外，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一致赞成华国锋的意见。  

    但是，江青纠缠不休，说什么把毛远新留下来是属于毛主席家里的事情。对毛远新的去留问题，江青与华国锋不断争论。江青甚至说，她要与华国锋同志谈些家务事，别人不愿意听的可以不听。对此，吴德回忆说：“那时，我们不愿意听她的无理纠缠，感到极度厌烦，就陆续离开了，记得汪东兴留下了。”  

   江青一直扯，扯她的所谓“家务事”，马拉松的会开到第二天早晨5点。华国锋捺着性子，只是耐心地听。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江青说讲完了。华国锋立刻宣布说：“散会！毛远新还是要回辽宁。”江青的无理纠缠失效。  

    9月10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指示中办的米士奇，以中办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的、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和请示，要直接找米士奇。9月11日和12日两天，米士奇分别给一些省、市打了电话，北京市没有接到这个电话通知。  

    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后，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怀疑有问题。张平化立即打电话将此事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向一些省、市查询后，得知都接到了同样的电话。这就表明“四人帮”已在采取措施，架空、控制华国锋，企图直接指挥全国各地，进而夺取中央最高权力。  

    “四人帮”被篡党夺权野心所驱使，又有计划、有预谋地编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他们利用被他们控制的宣传机构，将其写入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广为宣传，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和政治局其他反对他们的同志。  

    面对“四人帮”的猖狂活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深感忧虑。他一面警惕地注视着“四人帮”的活动，一面与政治局委员及其他老同志个别接触，交换看法。陈云、聂荣臻、邓颖超等几位老同志都曾找过叶剑英，征求处置“四人帮”、扭转局势的意见。同时，叶剑英多方面了解华国锋的处境、主张和态度变化，多次主动找他交谈，分析局势，剖陈利害，坚定了华国锋同“四人帮”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华国锋也主动找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交谈，沟通思想。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其实，在这之前，华国锋已与叶帅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时，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国锋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当时叶剑英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此前，华国锋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他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叶剑英为了商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曾两次到华国锋的家里。  

   据吴德回忆说，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他谈话，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交换意见。  

   华国锋说：现在看来，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这场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就会断送我们党领导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不知会有多少人人头落地，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吴德也察觉到“四人帮”近来的一些活动不正常，表示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吴德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  

    接下来，他们分析了全国的形势，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里是没有力量的。他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要认清“四人帮”的活动在加剧，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动作。吴德和李先念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地解决“四人帮”的提议。  

   通过这次商量后，华国锋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  

       周密部署，采取断然措施  

    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并个别谈话后组织起来的，大概有五十多个人，组成了几个行动小组，一个组负责抓一个人。  

   10月2日，华国锋到吴德的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吴德进一步商议。华国锋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应采取什么对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  

   华国锋当时还问吴德：“四人帮”在北京市有什么爪牙？吴德回答说：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华国锋同意了，还说：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  

    10月2日，吴德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华国锋曾问过吴德：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吴德回答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批邓”是不满的，对“四人帮”很反感。我是卫戍区的政委，了解吴忠的思想情况，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我相信吴忠是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的。经请示华国锋批准，吴德与吴忠进行了谈话，向他讲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吴忠向吴德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与吴忠谈话后，吴德立即将情况向华国锋做了汇报。  

    华国锋说：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单位要由卫戍区控制起来。卫戍区的部队要交由吴德负责。华国锋同时让吴德去找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解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的问题。华国锋说，陈锡联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北京街头一景    

   10月4日下午，华国锋又把吴德找到他的住处，再一次全面地检查、研究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各项准备工作。最后商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具体做法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为名，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因讲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毛选五卷出版问题，名义上可以说要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参加）到会，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指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后，由华国锋宣布他们的罪状，随即由汪东兴组织的人分别对其实施隔离。汪东兴派张耀祠到江青住处宣布政治局对她隔离审查的决定。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和吴忠负责解决。  

   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吴德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  

   华国锋要求吴德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  

    10月6日，吴德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市委书记兼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不到9点钟的时候，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第一个到怀仁堂的是王洪文，第二个是张春桥，均已被隔离起来。江青是由张耀祠带人去解决的。汪东兴在电话中说，只有姚文元现在还没有来，请即令卫戍区派人去抓。  

    姚文元不住在钓鱼台，他的住地是由卫戍区负责警卫的。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后，吴德当即要吴忠亲自去解决。吴忠带着人到姚文元住地时，看到姚文元正坐车出来，车往中南海方向行驶。吴忠没有惊动姚文元，相机随着姚文元的车子到了中南海。姚文元进入怀仁堂后，也被实施隔离。  

   “四人帮”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  

    当晚，华国锋通知中联部部长耿飚到怀仁堂接受任务。耿飚到怀仁堂后，华国锋、叶剑英指示他立即接管由姚文元等人领导、控制的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等新闻机关，夺回被“四人帮”控制的宣传、舆论阵地的领导权。隔离“四人帮”后，卫戍区部队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隔离审查了。当时，由市委办公室主任陈一夫以吴德的名义通知他们立即到市委开会，他们一到就被吴忠派人隔离了。  

   10月6日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事先以不同方式将解决“四人帮”问题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打了招呼，会议很快进入议程，选举新的党中央主席，讨论中央第16号文件。  

   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  

   一、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二、通过［1976］第16号文件，文件内容是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通报党中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和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