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华沙会谈。
小球推动地球。
基辛格秘密来华。
尼克松：“改变世界的一周”。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新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外交政策，采取一系列机动灵活的措施，使我国的对外关系出现良好的转机，开创了外交工作新局面。其中关键性的一环，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神秘的华沙会谈
在打开外交新格局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中美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化的道路。在这一历史性的进程中，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又有幸成为传递一种重要的外交信息的载体。1970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斯诺的合影，以含蓄的方式向美国发出赞成中美实现高层对话的信息。
长期处于对抗状态的中美关系出现这样戏剧性的转折，是整个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那时候，苏联正在咄咄逼人地向外扩展势力，在美国看来，改善中美关系可以增强它同苏联抗衡的力量。“当我们展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在中国看来，改善中美关系可以适应抗御苏联威胁的需要，有助于逐步解决台湾问题，也便于扩大中国的国际交往。
美国总统尼克松入主白宫前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尼克松发出的一系列值得注意的希冀同中国走向和好的信号，包括美国政府宣布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反对苏联方面提出的旨在孤立中国的建议，下令停止美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等。对于这一切，毛泽东和周恩来当然是乐于看到的，并也在寻求中美关系突破的切入点。不久，周恩来兴奋地报告毛泽东：“找着门道了，要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这块敲门砖就是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一份电报。
1969年12月3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看到中国临时代办雷阳离席，便尾随跟出，试图同雷阳搭话。不料中国临时代办却走出会场，坐进轿车，准备离开。美国大使情急中不顾外交礼仪，一把拉住雷阳的翻译，用波兰语说：他得到华盛顿的指示，准备恢复同中国大使馆的联系。中方翻译有礼貌地答应代为转达后，便匆匆离去。
事情发生在华沙，并不是偶然的。长期以来，华沙一直是中美两国进行官方正式接触的地方。1955年的第一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就在这里举行。1967年3月，已经进行了130多次的中美华沙会谈暂告中止，中美官方接触的渠道也随即中断。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向中国方面发出一系列“信息”，表示愿意同中国对话，并多次声明将把改善美中关系作为美国政府的外交目标之一。中苏两国总理的北京机场会晤以及随后举行的中苏边界问题谈判，更促使美方下决心加快美中接触的步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美国大使追赶中国外交官的一幕。
手握敲门砖，中国政府也发出了积极的回应信号。1969年11月1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12月4日，周恩来批准外交部关于释放两名乘游艇进入中国海域的美国人的报告，并通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几天以后，斯托塞尔应邀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同中国临时代办雷阳会晤，成为第一个进入新中国驻外使馆的美国大使。12月底，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反复考虑，终于批准恢复中断了近三年的中美华沙会谈。
重新恢复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定于1970年1月20日在华沙举行。会谈前，周恩来逐字逐句地审阅修改中方的发言稿，并且注明：在我方发言后，美方如重提美与台湾有条约关系，我应以“美蒋条约”是全中国人民所不承认作答；美方如询更高级会谈或其他途径何所指，可答以美国政府如对此感兴趣，可提出方案，也可在大使级会谈中双方商定出方案。
不久，巴基斯坦方面传来美方口信：尼克松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以便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保证完全的自由的决断”。周恩来一看就明白了。他阅后批道：“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这里的巴黎谈判是指关于越南问题的谈判。
这以后，事情发生了一些波折：因为美国支持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美国军队入侵柬埔寨，激起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高潮。为了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中国方面连续两次推迟中美华沙会谈。6月底，尼克松政府被迫决定把美国军队撤出柬埔寨。此后，美国又恢复了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努力。10月初，尼克松向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说：“如果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去。”
1970年10月下旬，尼克松先后会见访问美国的巴基斯坦领导人叶海亚和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表示愿意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宴会上，尼克松还以美国总统的身份，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这被认为是“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告诉斯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于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游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斯诺的合影上了《人民日报》头版。
这样，举行中美高级会晤的条件已渐趋成熟，等待着实现一次重大突破。
小球推动地球
1971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三。
天安门西侧的中南海西花厅内，周恩来约见参加起草《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的中方人员谈话，他皱起眉头批评道：“后藤的《会谈纪要》草案已经很好了嘛！后藤先生很早就想来中国，你们对这样的朋友要求太过分了！你们不要那么‘左’嘛！”
后藤钾二是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鉴于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他专程来华邀请中国派团参加这次比赛。在后藤提出的作为两国乒乓球协会会谈基础的文本中，明确写有应当遵守“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即：一、反对“两个中国”；二、争取恢复邦交；三、促进中日友好。但会谈时，中方代表却坚持把台湾问题写入《纪要》，并主张将“政治三原则”的文字放在纪要的第一条。这时中日关系还没有正常化，日本国内情况也比较复杂，后藤感到为难，希望中方能够理解他的处境。由于双方相持不下，《纪要》一时难以定稿。
1971年，毛泽东、周恩来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被誉为“乒乓外交”。图为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游览长城。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把中方会谈人员找来，严厉地批评他们的做法。他说：会谈要看对象，台湾问题在这里没有必要提，你们不要给后藤先生出难题。“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还是按日方原来提的，放在第二条，而不必改为第一条。并指出要把《纪要》中“所有吹嘘的话通通去掉”。
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于2月1日在北京签字。随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组成，正式向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组委会报名参赛。
3月28日至4月7日，中国乒乓球队如期赴日参赛，一举荣获四项冠军，使世界乒坛为之震动。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中国运动员同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接触，在日参赛的美国队向中方提出访华的请求。
4月3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4日，周恩来将报告送毛泽东审批。经过反复考虑，毛泽东在7日作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周恩来立刻告诉外交部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代表团，正式向美方发出邀请。当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宣布这一富有象征性含义的消息后，立刻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登出消息，报道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周恩来兴奋地在转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上写道：“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当晚，周恩来向出席全国旅游和援外工作会议的代表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展开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中国乒乓球队开始。
一星期后，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刚刚来到中国的美国乒乓球队代表团全体成员。他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会见中，美国队员格伦·科恩向周恩来询问他对美国青年中流行的“嬉皮士”的看法。周恩来回答说：“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周恩来的好客、谦逊和睿智的风度，给第一次来到这块被认为是“神秘国土”的美国人以深刻印象，并引起全世界舆论的关注。
“乒乓外交”取得了“小球推动地球”的戏剧性效果，加快了实现中美高级接触的进程。
基辛格秘密来华
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美国政府递交《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29日，尼克松获悉后，先以口头方式回复中方，表示接受邀请。5月17日，美方又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正式答复中方：尼克松总统“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
5月25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核心小组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尼克松的答复口信。第二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美会谈的方针问题。会后，周恩来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过程，估计了同基辛格的预备性会谈和尼克松的访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拟出相应的对策。《报告》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中美会谈的基本方针，即：
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限期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29日，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同一天，中方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来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举行秘密会晤。6月2日，尼克松接到口信后兴高采烈，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1971年7月9日中午，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行在中方有关人员陪同下，乘坐巴基斯坦民航公司的飞机秘密抵京。基辛格在北京逗留了48个小时。在这期间，73岁的周恩来同这位48岁的博士举行了六次总计17小时的会谈。双方着重就台湾问题及尼克松访华时间等进行磋商。周恩来重申：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基辛格表示：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并随着美中关系的逐步改善减少驻台美军；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可以解除。
经协商，中美双方对尼克松总统访华一事达成了协议，于7月16日发表了公告：
尼克松总统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7月18日，经周恩来审阅修改的外交部就关于中美关系的方针问题发给各驻外机构的《通报》强调：在处理中美关系以及其他国际事务方面，“将坚持既定的原则立场，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
同一天周恩来接见法国议会代表团时，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中美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不是没有障碍的。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又说，联合国只要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者类似的形式，我们就不去，坚决不去。
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基本安排”而第二次访华。才处理完林彪事件不久的周恩来，顾不上已持续一个多月的紧张和疲惫，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繁重的外交事务当中。根据美方要求，这次中美会谈将同时安排各种级别的对口会谈和有关活动。为此，周恩来事先逐一审定，落实了外交部提出的各项方案。
基辛格访华的一星期内，周恩来同他进行了10次会谈，除商定尼克松访华日期和讨论其他国际问题外，双方主要就尼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交换意见。事前，美方并没有说要发表联合公报，中方没有预做准备。当周恩来看过美方提出的公报草案后，表示不能接受，因为这个公报草案仍沿袭一般联合公报的写法，掩盖彼此之间的分歧，回避实质性的问题，是一个用漂亮辞藻粉饰起来的貌似观点已取得一致的公报。同时，周恩来也没有否认美方草案中的可取之处。
周恩来指示有关人员起草对案，提议：可以按照过去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办法，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收美方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在得到毛泽东认可后，中方起草出一份“各说各的”公报稿，其中将美方意见空出留待美方自己写。起初，基辛格感到中方对案“用词尖锐”，“立场都是以最不妥协的词句提出来的”，觉得难以接受。但冷静下来仔细研究后，发现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或许能够解决他们的“难题”。经过反复会谈，美方终于同意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起草原则和基本内容，并提出修正方案和补充意见。26日，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遵循周恩来提出的“各说各的”原则创造出来的这种奇特的、“过去没有过的”外交公报草案，使基辛格再次感到“不虚此行”。
“改变世界的一周”
1971年11月30日，新华社受权发表公告宣布：中美两国政府商定，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2月21日开始对中国访问。从这时起，周恩来直接领导和部署接待尼克松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宣传教育、安全保密、新闻报道等等，他都亲自研究布置，逐项落实。
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第一次美国总统来华访问，是举世瞩目的大事。由于缺乏经验，在接待工作中，稍有疏忽就可能在国际上产生不利影响。周恩来首先明确地规定这次接待工作的基本原则。12月2日，他对参加接待尼克松来华准备工作会议的有关负责人强调说：我们是主权国家，凡事不能触犯我国主权。对尼克松总统的接待，一定要反映出无产阶级的原则、作风和严格的纪律，一切事情有条不紊，实事求是，行不通的就改正，行得通的就认真办好。对外宣传上注意不要夸大，不要过头。经周恩来确定的接待工作的总方针是：“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
1972年1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组来华，为尼克松访华进行技术安排。周恩来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原则同意美方提出的通过卫星转播尼克松在华活动实况，决定由中国政府出资买下供美方使用的通信设备，然后租给美方使用。周恩来这样解释说：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一点不能让。美方原来说他们自己带通信设备，不要我们付费。我们说，这不行，我们是主权国家，我们买过来，租给你们用，你们付费。这样一方面维护了我们的主权，另外我们在跟他们使用时总能学到一点技术。
对某些观点和提法，周恩来的反应更为敏锐。1月6日，他答复黑格转达的美方口信时指出：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2月21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等一行人乘专机抵达北京。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郭沫若、姬鹏飞等到机场迎接美国客人。尼克松走下舷梯，将手伸向周恩来。当两只手握在一起时，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尼克松事后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基辛格。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谈中，把此次中美高级会晤的“基本方针都讲了”，气氛认真而坦率。
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欢迎宴会。席间，周恩来在祝酒词中说：尼克松总统应邀来访，“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创举”。“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尼克松在华期间，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五次会谈，主要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看法。尼克松在重申美方对处理台湾问题的原则（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不鼓励“台湾独立”，逐步实现从台湾撤军等）的同时，又强调美方在政治方面仍有“困难”，希望在他第二届任期内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还是那一句话，不愿意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经丢了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该有选择嘛。”又说：“你们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什么说‘争取’呢？因为这是两方面的事。我们要和平解放，蒋介石不干怎么办？”“我坦率地说，就是希望在你（下届）任期内解决，因为蒋介石已为时不多了。”
周恩来同尼克松就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了讨论。1972年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图为2月27日，周恩来批示印发的公报标准本底稿首页。
由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的分歧，直到2月25日下午，中美联合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仍没有确定下来。这时，美方已在担心，如果公报不能发表，尼克松的访华成果便无法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告诉美方：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了，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说已商定要写最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辞表达。基辛格马上表示：我们十分欣赏中方所表现的慷慨和公正的精神。当晚，周恩来出席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的答谢宴会。由于公报尚未定稿，不一定能够发表，周恩来在宴会致词中只讲了中美之间的分歧，而没有讲共同点。
2月26日凌晨，双方对中美联合公报的内容基本谈定。经过一番文字推敲和修改后，在27日定稿，28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公报里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为：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周恩来不久后谈道：这是中美会谈中争论最多的一段。从北京争到杭州，从杭州争到上海，一直到27日下午3时才达成协议。这段第一句话是基辛格贡献的，我们挖空心思也没有想出来。这样人民的意见也表达出来了，所以博士还有博士的好处。我们原来提“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蒋介石也是这么说的，但美方坚持要改“一部分”，因为他们国内有人反对。我们同意了，因为“一个省”和“一部分”是一样的。“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一句中的“立场”二字也是美方提出的。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要使它尽可能确切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他们提出种种方案，要我们承担和平解放台湾的义务，我们说不行。我们要他承担从台湾全部撤军为最终目标。有人问，“美蒋条约”为什么不写上？你写上废除“美蒋条约”，他就要写上保持“美蒋条约”义务，这就不利了。军事设施都撤走了还有什么“条约”？所以抓问题要抓关键性的，有些关键性措辞要巧妙，使他们陷于被动，我们处于主动。
我们一直坚持两条原则，一个是在中美两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个是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这就等于取消了“美蒋条约”，让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台湾问题。尼克松上台以后，情况有变化，时代也在前进。我们如果还是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不能推动世界的变化。外电评论说，这个公报是个奇特的公报，双方的原则和立场截然不同，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也不同，但也找到一些共同点。前面有十一个共同点。所以这个文件是过去没有过的，过去所有外交公报都没有把双方尖锐对立的立场写出来。我们把分歧写出来，在国际上创造了一个风格。
这份来之不易的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尼克松显得心情格外舒畅。在上海市为他送行的宴会上，他发表即席讲话说，此次访华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