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震惊中外。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    

     周恩来展示了个人的巨大魅力和外交机敏。    

    1954年4月，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倡议召开亚非会议，讨论亚非地区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12月底，五国总理再次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会议，决定正式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于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亚非会议。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万隆会议是由亚非国家发起，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它反映了在20世纪殖民主义制度总崩溃的趋势下，亚非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中国是亚非地区最大国家，本着为“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的原则，接受了五国总理的邀请。  

    中国政府还看到，在这些国家中，除了一些周边国家同中国有外交关系或贸易关系外，另有22个国家或与台湾当局保持着所谓的“外交关系”，或在美国的影响和控制下对中国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和疑虑，特别是某些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对中国的对立情绪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出席这次会议，以最大的诚意和耐心去寻求与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消除它们的疑虑，争取它们的信任，使它们逐步理解并支持中国，也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中国参加这次会议，并不顺利。首先，出行就出了麻烦。  

    周恩来一行原准备租用印度“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届时前往万隆。是时，台湾特务准备谋害周恩来。1955年4月，应缅甸总理的邀请，周恩来一行临时改机，取道先赴仰光。台湾特务不知。11日，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的先行人员，以及十余名中外记者，乘“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万隆。途经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时，由于台湾特务事先在飞机上放置了定时炸弹，飞机爆炸坠海，除机组个别人员外全部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4月12日，中国政府就此事件发表郑重声明：“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  

    据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的熊向晖回忆，1955年3月中旬，我情报部门侦悉，由蒋介石亲自批准，台湾“安全局局长”郑介民指令所属“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策划在中国香港、印尼暗害周总理。毛人凤即命香港情报站负责在香港执行。主管情报工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立即指示所属尽快探明蒋特的具体计划。  

    从表面来看，台湾特务的这次炸机似乎也达到了一些目的，如事后台湾的特务机关与港督达成口头协议，即以后港方对台湾特务不准判刑，出事应交台湾当局自行处理，作为交换，台湾特务亦保证不再在香港搞炸机、杀人、放火等恐怖行动，等等。“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在一些亚非国家中也引起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混乱，有的国家担心亚非会议是否还能开成；有的国家担心会议能否开好；有的国家领导人甚而劝说周恩来不要参加这个会议了。  

    然而，从大处来看，台湾当局在政治上也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因此而“士气受挫”。这次事件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便严正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一定要同与会各国代表团一起，为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而坚决奋斗。美国和蒋介石匪帮的卑劣行为，只能加强亚洲、非洲和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自由的共同行动。”当时，越南民主共和国、波兰、奥地利、印度等许多国家纷纷起来谴责这一炸机行动，台湾当局从此更是大失人心。  

       好事多磨的亚非会议  

   1955年4月17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万隆，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4月18日，除中非联邦外，29个国家的340名代表齐集万隆，亚非会议隆重开幕。  

   在会议进行中也波折颇多，不断出现反华风潮。  

    会议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是各国代表发言。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都谴责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并表示要加强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但是，正如中国原先所预料的，18日下午，会议就开始掀起了一股反华风潮。先是伊拉克代表法迪尔·贾马利发言，称共产主义是“独裁”，是“新殖民主义”，“在其他国家搞颠覆活动”，从而要“反对共产主义”。紧接着，一些国家也对中国表示了程度不同的不信任，甚至攻击中国信仰的共产主义，指责中国没有宗教自由，怀疑中国对邻国实行颠覆活动，等等。  

    在19日的发言中，菲律宾代表罗慕洛声称要“同美国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泰国代表旺亲王称中国在云南建立傣族自治州使泰国“不得不面对渗入和颠覆活动的威胁”，还说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实际上对泰国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土耳其代表法丁·吕斯图·佐罗则把世界“还没有达到和平、安全和稳定状态”，完全归咎于社会主义国家。一时，大会气氛很紧张，人们担心会议是否还能开下去。  

    在19日上午会议上，针对出现的新情况，周恩来临时决定将原来的发言稿改为书面发言散发，而在下午会议上作补充发言。周恩来从容不迫地走上大会讲坛，诚恳地说：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目的，“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定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  

    1956年12月，巴基斯坦人民赠给周恩来的金银线编花环。    

   周恩来的发言态度诚恳，尤其是“求同而存异”的提法使与会者感到亲切而又入情入理，那股清新的和解之风，赢来了会场上热烈的掌声和赞许，会场上原来那令人紧张和不安的气氛，顿时被一扫而光。  

   会议的第二阶段，是分组讨论起草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  

    4月21日，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节外生枝，突然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干涉中国内政，要在会上讨论台湾问题。他主张台湾要由联合国托管，然后建立“独立国家”。处理对外关系，“存异”并不难，难的是在复杂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对立的状态中“求同”。而周恩来高超的外交斗争艺术，也正体现在这里。周恩来一方面在会上明确表示，中国不同意科特拉瓦拉的主张；另一方面，周恩来在会下又分别同许多国家的代表接触，耐心地向他们阐述中国的立场和政策，争取这些国家的理解。周恩来还主动找科特拉瓦拉单独谈话，向他介绍台湾的历史和中国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经过诚恳坦率的交谈，科特拉瓦拉说，他只是想说出心里话，无意引起争论，更无意把会议引向失败。  

    在第二阶段讨论中，会议还在两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一是殖民主义问题。有的国家代表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诬蔑社会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从而要求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中国代表团坚持原则，明确指出，人们可以喜欢或不喜欢某一社会制度，但是违反事实的说法中国是坚决不能接受的，然而，中国也不会因为这些国家反对过中国，而放弃支持它们要求关于宗主国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独立给予支持的主张。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问题，大多数国家代表同意这一提法，认为它并不违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但是有的国家代表仍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共产党名词。对此周恩来提出，既然对这一提法的实质没有异议，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用联合国宪章中“和平相处”一词来表述。有的国家代表还反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数目和措辞，周恩来表示，“写法可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  

    4月24日，全体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可以想象，这么多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代表在一起，拟定着眼于“求同”的公报是何等的困难，这不仅要对每一句话，甚至对每一个词和字都要进行仔细的推敲。如原稿中“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一句，容易被歪曲为“共产主义也是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之类的错误解释，在周恩来及一些国家代表的努力下，最后在《公报》上表达为“反对殖民主义的一切表现”，这样就准确多了。因为社会主义从本质来说，根本不会有殖民主义的一切表现。  

    首都市民游行庆祝万隆会议胜利召开    

    同一天，大会还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提出了“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预和不干涉他国内政”，“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平等”等十项原则。其实，这十项原则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两者在内容上并没有大的差别。  

    总之，尽管亚非会议从一开始就不顺利，然而许多国家至今仍不能不承认，由于周恩来的努力，使会议得以圆满地结束了。据著名的加拿大学者罗纳德·基斯说，当时“甚至连美国国务院的情报机构也承认，共产主义中国在万隆会议上所留下来的良好印象应该归功于周恩来娴熟的外交技巧。在万隆会议上，美国的外交又输掉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仗，败在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手下”。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表现，使得很多亚非国家了解了社会主义的中国。所以，在亚非会议后，中国的和平外交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至1959年，中国先后与挪威、荷兰、南斯拉夫、阿富汗、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锡兰等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同芬兰、瑞士、丹麦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从日内瓦到万隆会议表明，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并逐步走出“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