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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技术赋予人们以生活的灵感,让人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路上乐此不疲。然而,人们也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智能生活中潜在的负面影响,需要人们重新以理智的生活态度去对待,以科学的智能治理使智能生活朝着更美好的未来迈进。

作为新时代智能技术的代表,人工智能总是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满足人类多种多样的生活需求。事实证明,它的确在无限多的领域里散发着正向塑造的惊天伟力,改变它们的结构、规模、形态甚至是本质,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舒适、安全与便利。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死于车祸的总人数超过100万,其中绝大多数事故都是因为人类驾驶员的失误造成的。如果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广无人驾驶汽车,那么那些原本因人为原因或者是汽车本身的技术原因所导致的交通事故,必定能得到极大的减少。在医疗领域,智能技术的嵌入引发的医疗领域的变革为人们“寻医问药”带来了极大方便,在简化看病流程的同时,还能让患者得到更为科学的个性化治疗方案。不仅如此,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医疗领域,还能为新药研发、药物测试、疾病诊断、临床手术、医学研究等领域带去新的活力,从技术领域赋予整个传统的医疗体系以“鲜活的灵魂”。

智能技术确实让人们过上了以往从未体验过的生活：双手逐渐从“生存型劳动”中解放出来,拥有更多可支配的时间,获得更多自由的权利,赢得更多为自己而活的生活空间等,人们的消费、休闲、娱乐与发展等活动得到了较为充裕的物质保障和时间保障。仅从这些方面来说,已经足以展现跟随智能技术裹挟而来的新的生活方式,在历史的维度上具备了划时代的突破性力量。或者可以说,在人类的整个历史长河中,人们从未像今天这样距离“美好生活”如此之近,或者就在其中。马克思曾经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1] 如今看来,在“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方面,其实很多劳动已经交由智能机器去完成,人们终于得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生活与发展的相关领域,而不是其他。

然而,我们在欢呼雀跃之余,适当地思考已存在的智能生活方式是否会给人们带来生活隐患的问题,应该是较为明智的。世间万事万物,并不存在某种事物——它是绝对的善的化身,或者是绝对的恶的化身,而是凡事都是善与恶的集合体,区别就在于是善大于恶还是恶大于善,以及人类怎样扬善除恶。而智能生活的存在,于人们而言也是如此,有积极的一面存在,自然也会伴随着消极的一面。

1642年,法国著名科学家帕斯卡因为不忍心看到他的父亲(收税官)经常疲于计算各种庞杂的收税任务,为了给父亲减轻这种计算层面的巨大工作压力,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机械计算器。帕斯卡发明计算器的故事告诉大家一个技术起源的秘密：最早的技术起源于人们想要用它来辅助或者代替自己,以达到省时省力的目的,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以便于生产足够的生活用品。正是在这个目的的驱使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无休止的运行中表征为今天的状态,并在此种动机的驱动下,技术还将继续向前发展。换言之,人们将为技术替代人类劳动这件事一直努力下去。但是,问题就出现在其中。未来生活情境中的某一天,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用于生产必要的生活用品的劳动都被机器所替代,人们该做些什么才能填补原有的这部分被劳动所占据的时间?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劳动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劳动塑造和成就了人类的今天,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如此说来,劳动对于人类的生活至关重要。从理论上来说,停止劳动的人,就不能实现劳动价值的转化,存储于人身上的“资本”就得不到有效的流动,个人的价值也就很难得以在社会层面实现。当然,这是从劳动在社会生活层面的角度来分析的,看起来显得有些深奥晦涩。

从个人层面来看,在智能生活情境中,作为独立生活的个体,其实已成为一个万物等待服务的对象,帝王般的生活待遇使得一些人不再愿意迈出自己原有的生活空间,每天“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却不用担忧生存方面的问题,借助于各种智能穿戴设备,穿行于多个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使得他们不会感到生活的孤独与空寂,最终沦为智能生活产品的奴隶,导致新的成瘾问题的出现。自然而然,一旦在精神层面对智能机器成瘾,独立的个人就不再关注自身的状态,包括生存状态、生活状态与发展状态等。届时,这样的个体就很有可能面临极大的健康隐患。因为他们长时间不劳动,或者不符合自然规律地投身于智能生活产品所呈现的虚拟世界中,很有可能加速身体器官的功能退化甚至是衰竭。

还有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因劳动能力退化而出现的大脑思考能力的退化问题,或者是大脑任务负担过于沉重带来的精神问题,需要引起大家高度关注。在智能生活中,人们从传统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大部分人应该会去往两个方向。

一类人认为既然劳动都可以交由生活机器人来做,那么个人的思考与决策也不用再动脑筋,也可以完全照搬智能机器的决策与建议。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类人在智能生活中很有可能丧失对生活的“主见”,一种很“随便”的生活态度让他们停止了对生活的思考。这将会面临一个很严重的生活问题,就是当他们想要重新思考生活的时候,原本已具备的那种对生活的敏锐度与洞察力,因为智能生活产品的替代作用而被抵消,导致大脑思考能力的严重退化。

而另一类人刚好相反。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些“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2] 换言之,这类人将开展那些不能被机器所替代的劳动——高级的脑力劳动。也就是说,他们刚从“生存型劳动”的困惑中解放出来,又重新迈入“发展型劳动”的泥沼,整日疲于思考关于自己的发展前途的问题,或者是投身于高耗能的脑力劳动中,出现用脑过度的情况,从而导致习惯性的失眠、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能力下降等症状的出现,更严重的还会导致自主神经功能障碍。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数据所反映的现状：精神病患者的人数在不断地增加。可见,在未来的智能生活中,如果人们不认清过度“用脑”的这个问题,处于智能生活时代的人们面临的精神健康问题将更为严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智能生活时代人们的精神问题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人的异化问题。异化问题不分时代,智能生活环境中的人们也将面临此问题。异化问题主要表现为人被迫沦为异己的力量所统治的对象的问题,譬如,前文提到的成瘾问题、精神健康问题等。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要人们能够感觉到“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3],那么这种感觉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便是异化的生活开始蚕食人们的正常生活。从这种生活状态来看,智能生活的异化主要还是通过人的异化表现出来。过去,人们认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 ‘纠缠’”,^[4] 但如今,精神开始从物质的“纠缠”中走向自由,为什么依然会出现异化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要为“物质”证明,它并不是唯一引起异化问题的因素。从目前来看,正在出现一些很多传统劳动形态下未曾出现过的异化问题,导致新的生活异化问题的出现,或许这与人们的精神本身有关。

回归到对智能生活本身的探讨,应该可以找到其中的奥秘。一般认为,智能生活正在向人们走来,可以分为两个步骤：一是生活智能化；二是智能化生活。生活智能化是指打破原有生活方式与生活边界,使得智能产品和智能服务大举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反映的是智能技术在生活中的渗透,人们的生活方式呈现为被动与主动交叉复现的智能化状态。这个步骤一般发生在智能新技术的诞生与新智能产品的市场规模化发展阶段。后者则反映的是一种生活目的——人们通过运用智能产品实现智能生活目的的阶段。这个阶段一般发生在智能生活产品与服务全面渗透到生活领域之后,大家开始重新在智能化的环境中萌生的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从生活与智能结合的角度来看,总的来说,都是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人们生活自主选择权的过程,无论是生活智能化还是智能化生活都不例外。换言之,在这两个阶段中,“自由”扮演了最为重要的生活角色。自由与异化有何关系?难道人们会自由地选择异化?事实上,人们会因为新的自由的出现而不知道如何在多样化的生活中过好这种生活,从而容易习惯于沉浸在某种特定的生活形态中而迷失自我。黎巴嫩著名作家纪伯伦说,“自由是人类枷锁中最粗的一条。”为何会如此?原因在于智能生活的到来,赋予人们更多的生活自主选择的权利,同时也给予人们更多思考和认识自己的时间,而传统的那种体力劳动带来的身体的“愉悦”与精神的“闲暇”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人们都在忙于劳动和奋斗,并把这种过程当作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智能生活中的人们并非如此。高度发达的智能机器已经让人们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转变为“作为生活目的的劳动”,在转化的过程中很容易迷失生活的方向。这应该是自由生活环境下,生活与哲学的断裂所引起的不良社会反应,生活的意义成为异化本身,而异化的对象并不为所知。换言之,自由时间中的生活,让自由本身也变为一种异化的存在,割裂了人与生活的直接联系,导致人的哲学与审美能力的退化,从而陷入无端的焦虑与恐慌之中,智能生活于他们而言,便失去了原本的意义与价值。

由此而言,智能生活的自由属性很容易引发人们在自由与休闲的活动中的恐惧,一种源自于无意义的思考。恐惧并非产生于已经处在的空间,而是来自大家共同的对“未处其中”的环境的焦虑。所以,对于自由生活而言,自由的异化从根本上反映了“人是意义性的存在物”,一旦开始感到生活的无趣,生活的负面情绪就会萌生：寻找精神依托的渴望便会与日俱增,终日沉溺智能产品而无心向学,沉迷于智能游戏与虚拟社交而懒惰成性,沉浸于虚拟世界而精神萎靡等,都需要人们以一种远见的眼光,提早预防智能生活的异化问题。

总而言之,智能生活不止于“利”的一面,它的“弊”的一面同样具有人们想象不到的塑造力,它不仅能够使人丧失对生活的渴望,还能让人本身出现异化,从而无心再关注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随着智能生活的到来,异化的一面很有可能会增加人们的生活负担,阻止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展,分散人们对生活意义的注意力等,因此需要人们从智能治理中找到新的生活解决方案,以便让自己在智能生活中得到有效的回归。

治理是指管理和理顺事物的运行逻辑之意,凯文·凯利就曾在《失控》一书中提到,“所谓治理,就是通过对抗混乱而产生秩序。”^[5] 因此,顾名思义,智能治理就是指借助智能技术对抗事物内部的混乱而使其产生必要的运行秩序的过程。

说到这里,人们会发现一个悖论：智能技术将人类带入智能生活新时代的同时,也将部分人送入异化的境地,使他们在智能生活中迷失自我。但为什么是要重新借助智能技术唤醒异化的人?这主要是源于智能技术是智能生活的技术架构的缘故——无智能不生活。因此,未来智能生活异化的问题仍需要借助于其技术架构本身实现智能生活异化的“反治理”。

那么,在异化的智能生活中引入智能治理,它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要担负怎样的生活任务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首先厘清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智能技术是智能生活的技术架构,智能治理是智能技术对异己对象的混乱的对抗,而智能生活又是智能技术架构的对象性产物。这就说明,智能治理理应出现在异化的智能生活场景中作为一种对抗性的力量而存在。换言之,智能治理与智能生活应该是一种相伴相生的关系,自智能技术赋能人们改变生活方式开始,它就已然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伫立于生活的某个角落,规范和引导着智能生活的发展走向。随着智能生活的不断发展,作为一种达到生活目的的手段的智能治理,也在不断地进化和发展。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智能治理是通往智能“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从时间顺序上来说,智能治理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也就意味着它对智能生活的反应很多时候会表现为一种不对称,更多的是“应急反应”,而不是主动自发的“预防反应”。在智能生活不断生成的过程中,智能治理的“间歇性缺失”是导致部分人在智能生活中“异化”的缘由。因此,智能治理嵌入智能生活,对于自身的“技术性反思”和“制度性反思”都显得非常有必要。

在辨清两者的关系之余,需要重新聚焦智能治理在智能生活中的任务的问题。从目前看来,出现于智能生活中的异化问题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微小的事物苗头往往有其内在的迅速生长机制,稍不注意便可能发展为非常宏大的现实问题。所以,现阶段需要充分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根源,探寻阻碍智能生活顺利发展的原因。

智能治理的第一大任务就是消解人们在生活中的价值危机与信仰缺失的问题。历史上人类的所有异化问题无不与人类的价值与信仰相关,智能生活的异化也不例外。从本质来看,未来智能生活的异化问题其实是人类生活价值观念的危机问题,最终由人类在智能生活中的信仰缺失所致。可见,“价值危机”与“信仰缺失”是导致智能生活异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加强智能治理,有效消解人们在生活中的价值危机与信仰缺失的问题,是智能治理的第一大任务,也是首要任务。

智能治理的第二大任务是教导人们在生活中要充分“认识自己”。享誉世界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贝尔纳说：“人们过去总是认为：科学研究的成果会导致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但是,先是世界大战,接着是经济危机,都说明了把科学用于破坏和浪费的目的也同样是很容易的。”^[6] 可见,智能技术作为一种科技力量,本身并无好坏之分,更无价值判断的能力,而是全权交由人类自己去判断和使用。因此,智能治理还需要以自身的技术优势,赋予人类更多反思自己的空间和余地。无论你是大科学家、企业家,还是单位领导或者是个普通人,都应该集中精力思考和认识自己,特别是要思考自己所做的决策能否“给大众的生活带去幸福和快乐”。

智能治理的第三大任务是要充当智能生活与哲学的中介,简单来说,就是充当生活与哲学的沟通媒介。智能生活的异化不仅源自人的价值与信仰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还会源自哲学与生活的脱离。譬如,传统的生活领域,生存型劳动让人们误将生活的任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本质上就是因为“生存活动的惯性”,人们经常只站在适应生活的角度去思考生活,而不是反思生活本身的意义。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生活哲学的问题。人们不能思考生活的意义,也就意味着哲学与生活的断裂。历史地看,哲学与生活的断裂不属于某个特定历史时期,而是一切历史阶段都有可能出现的生活现象,在智能生活时代也不例外。因此,智能治理在智能生活中,还应充当生活与哲学的中介的角色,以期为智能生活时代的人们提供一把从智能生活事实中汲取生活智慧的“钥匙”。

智能治理的第四大任务是要充当技术的治理者的角色。就智能技术本身而言,依然存在着漏洞和风险,至少人们不敢保证它一定是朝着给人带来好处的方向发展,随时都有可能因为一些技术漏洞,引发智能生活的安全隐患问题。与此同时,当前的智能机器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生活中的人们并不能判断它们是否真正地在某一刻拥有了“意识”。又或者说,强人工智能的突然闯入势必会将人们的生活从秩序中推入混乱的“火坑”。智能技术的“失控”问题隐藏着巨大的生活风险,而且这种“巨大”的程度可以从智能技术渗透进入人们生活的程度来作为判断的尺度。为应对智能“失控”的风险,智能治理的存在就需要面对该特殊问题,实现以“技术治理”应对“技术的不完善性”所带来的风险。正如凯文·凯利所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使我们更加美好。我们不会因外力的趋势而改善生活,但是可以接受外力产生的机会。”^[7] 在这里,智能治理就是充当这样一个“机会”的角色,需要借助外力的作用去解决暗藏于智能生活的技术架构中的风险问题。

智能治理不是目的,连接智能生活与哲学的断裂,使得人们找回生活的价值、信仰与意义才是目的。在生活中,智能治理要引导某种“混乱的秩序”向“和谐的秩序”转变只是它作为一种手段的表征,最终所要实现的根本价值还是要让生活在智能时代的人们能够普遍地关注生活的意义,以及沉思生活的本质。沉思执着于追问,追问乃通向答案之途,如若答案毕竟可得,那它必在于一种思想的转换,而不在于一种对某个事态的陈述。^[8] 由此可见,智能治理只能算作是人们“执着追问”与“转换思想”的现实手段。真正通往未来的智能幸福生活的大路或许并没有如上的这些“陈述”那么糟糕,但若真的出现,那就从思想的转换开始找出路。

人是智能生活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智能生活是被创造者和被人所拥有的对象。然而,智能生活的异化却在扭转这种局势,使得创造者和被创造者的角色出现了转换。究竟是人创造了智能生活,还是智能生活创造了人,有时甚至很难分清楚。大家都知道,智能生活的进程分为生活智能化与智能化生活,至于哪种方式更适合于促进人们过上美好生活,还需人们共同的努力和见证。事物的两面性给人的教训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所以,就在我们身边的智能生活,大家应该要将之分为两个部分来看待,一是眼下的生活,二是明天的生活。

从目前的智能生活发展进程来看,智能生活的异化已经出现,譬如智能手机对人的生活的异化、智能购物对人的生活的异化、智能游戏对人的生活的异化等,都是眼下的生活中急需解决的生活异化问题。至于明天的生活,人们则需要做好对未来生活异化问题的预防和准备,以更好的预防机制对抗智能治理滞后性的弊端。无论如何,我们应该以正确的思维方式与思想理念看待生活中的异化问题,并在辩证的批判中探寻合理的扬弃措施,从而达到消除智能生活对人们的异化的消极影响,促进智能生活与人的和谐。

因此,面对智能生活的异化现象与问题,我们应该从净化智能生活市场架构、智能体中嵌入预警机制、智能体的伦理道德建构、智能媒介传递生活正能量、培养人的独立自主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与信仰等六个方面着手,以完成智能治理在智能生活中的“四大任务”,实现人的美好生活。

净化智能生活市场架构。一般来说,人们所认识的智能生活绝大多数时间是智能生活产品给人的一种客观感受。也就是说,流通于市场中的智能生活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暗含着人们对智能美好生活的期许。最简单易懂的道理是,拥有了这些智能生活产品,就过上了智能生活。严格意义上讲,我们并不能直接否定这种认知,因为智能生活产品的确在智能生活中充当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它们的存在切实做到了将智能技术转换为“为智能生活服务的现实目的”。换言之,智能生活市场对智能生活具有导向作用。因此,需要从完善市场的竞争与监督机制、建立有效的市场合作机制、构建合理的市场奖惩机制等三个方面,净化智能生活市场。这样,一方面是有利于智能生活产品提供商之间的良性竞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智能生活市场的生活导向作用发挥正向价值,规范市场秩序之余,让人们不会在智能市场中体验到智能生活的消极方面。

智能体中嵌入预警机制。习惯性地沉浸在某种生活方式中,有时也能毁掉人们的智能新生活。人们往往对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熟视无睹,这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放下了防备之心。譬如,智能手机对人的异化就是一种无形间的习惯性塑造,摧毁了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意志,使得整日整夜玩智能手机成为常态。事实上,他们在没有玩智能手机之时,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种行为是有害的,但是当这种行为发生时,他们就被习惯所麻痹了。对生活有所防备,是源于人们对生活的异化的危害性认识。不得不说,危害能让人时刻保持清醒,并督促人们反观自身目前所处的位置是否会成为危害的一部分。

为了不让人们在智能生活中被已“拥有的感觉所代替”,就有必要通过在智能体中嵌入危害预警机制或者强制干预机制,警醒长期沉浸于有害生活环境中的人们务必保持清醒的认识。譬如,智能手机的阅读软件,有一些服务提供商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开始在阅读的过程中嵌入预警机制,当用户长时间看着屏幕进行阅读时,超过一定的时间段,智能软件就会告诉人们应该休息一下等。同样的例子,在电影《流浪地球》中,每当人们要驾驶智能汽车出行的时候,交通服务系统都会给出“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的警示语。事实证明,在智能产品中嵌入预警机制的服务能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福利。

智能体的伦理道德建构。为应对未来智能生活中那些可能会“失控”的智能生活产品,人们需要提前寻找应对的出路。智能体的失控主要是指智能生活产品不按照既定的生活服务程序为人类提供服务,甚至是伤害到人的情况。因此,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智能体的伦理道德建构,以防止智能生活产品“背叛”行为的发生：一是将伦理道德的代码嵌入智能体运行的全过程；二是嵌入违背伦理道德的自毁装置；三是规范和细化伦理道德的执行细则,完善智能体的伦理空间。

智能媒介传递生活正能量。正确认识智能生活的异化所带来的后果,是人们对抗生活异化的前提。通常来说,对异化的无知是致命的,因为对此根本没有任何准备和预判。所以,在未来的智能生活中,还需要继续丰富和完善智能生活的服务媒介,积极运用智能媒介生活服务系统为人们传递生活正能量,引导人们从积极的一面去认识生活和创造生活,因为美好的生活往往是人们的期待变成现实的结果——“皮格马利翁效应”。智能媒介还能为人们认清生活的本质提供条件,特别是在存在危害的领域,人们能够提前对此进行积极的认识和应对,从而引导人们在智能生活中走向阳光大道,而不用再碰壁智能生活的异化空间。

培养人的独立自主意识。苏格拉底说每个人要“认识你自己”,尼采说每个人要“成为你自己”。在今天看来,要想成为智能生活的主人,唯有“认识你自己”,才能“成为你自己”,才能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成为智能生活的主人。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也就是说,自己也是自己的尺度。凡事都有一个尺度,人们对智能生活的态度也是如此。在智能生活中的“人的尺度”,是一种生活哲学,一种适可而止的生活哲学,既不能沉溺于智能生活之中,也不能将智能生活“抛诸脑后”而回归原始生活。在智能生活中,人们要认识自己,最核心的就是要认识自己的“欲望”。“欲望无止境”的说法表明欲望对于人而言是一个深渊,如果不能正确把控,很容易坠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在智能生活时代的生活欲望把客观上的“物质对人的支配”化为主观上“欲对人的支配”,使人沉醉于感官的享受和欲望的满足,不再有精神上的追求而日趋沉沦。如果我们不是仅仅按空间思维方式或把时间的观念空间化,放到时间的过程中来看,那么我们就不能只驻足于当下,而更需要认清方向。^[9]

树立正确的价值与信仰。“人是一颗会思想的芦苇”,一个人的思想的伟大与渺小,决定了他在生活中的伟大与渺小,而人的思想的伟大源自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坚定的社会信仰。在智能生活时代,人们的自由时间的支配不能没有正确的价值与信仰作为支撑,否则很容易沦为智能生活的牺牲品,而忘记人自身发展的目的与生活的本质。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引导未来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活价值观与生活信仰,从而为人们提供永不枯竭的生活动力：首先,要在社会生活领域,通过特定的方式让人们熟悉怎样的生活形态才是有价值的,并在有价值的生活模式中寻找生活的榜样,以便树立人们对智能生活的正确价值观；其次,加强营造有智能生活信仰的环境,鼓舞和感染人们为了共同的理想目标而奋斗；最后,人们要勤于将正确的价值与信仰作为生活的航向,将之执行于生活的细枝末节,而不仅仅是停留于人们的精神层面的某种高大上的东西。

智能新时代,迎接智能生活,展现的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态度；拥抱智能生活,展现的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情感；成为智能生活的主人,展现的是人们的一种生活能力。人的生活与动物的生活之所以不同,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生活有判断的能力。这种判断能力会驱使人们有意识地回避“动物性”的一面去生活,以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生活情感和生活能力去认清智能生活的本质和意义,真正成为智能生活的主人。

[1]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79.

[2]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

[3]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0.

[4]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1.

[5]凯文·凯利.失控[M].东西文网,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177.

[6]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陈体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5.

[7]凯文·凯利.科技想要什么[M].熊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0：350.

[8]M.海德格尔,孙周兴.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J].哲学译丛,1992(05)：57-63+82.

[9]王元骧.论美与人的生存[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204-205.